咸立强:郭沫若剧作阅读和评价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 次 更新时间:2019-12-16 1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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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立强  

   摘要: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自问世之初便存在两极阅读与评价问题,左翼右翼的两极阅读与评价后来演变成了中国大陆与海外的内源与外源阅读与评价问题。郭沫若剧作阅读应该减少伪阅读,全面深入地认识其可演性与可读性。此外,要充分认识和肯定郭沫若戏剧创作中的文类选择、融汇及演变问题,以开放的戏剧视野阅读和接受郭沫若的剧作,而不是以某种特定的狭义的剧作体裁观对郭沫若的剧作指三道四。作为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郭沫若的剧作曾被视为“骸骨”之迷恋,后来又被视为“时代的传声筒”,这些偏于否定性的阅读与评价,其实正指出了郭沫若剧作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即剧作家应该如何挖掘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或者说如何通过历史的重新书写建构时代文化自信。

   关键词:郭沫若 剧作阅读 诗剧 历史剧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创造社年谱长编及史料钩沉汇校”(19YJA751044)、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重点项目“郭沫若经典化研究”(GY2018A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州510631)。

   对于郭沫若的剧作,批评向来难得中正,不是捧杀,就是棒杀。“捧”和“棒”两个字皆有“奉”,“奉”了某种旨意所作的批评,自然难得中正。对郭沫若剧作的批评,往往不是“奉”了某种政治势力的旨意,就是尊“奉”某种非政治或去革命化的思想,终归逃不脱“认识装置”[1]的拘囿。这些批评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因为批评者大多以郭沫若剧作浇自身块垒,从“认识装置”出发同时又强化了固有的“认识装置”,而对郭沫若剧作缺乏真正的了解,或者说不愿意真正深入地了解郭沫若剧作,对于郭沫若剧作的阅读与评价也就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郭沫若剧作的两极阅读与伪阅读

   早在2001年,温儒敏就谈到了“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指出郭沫若的阅读有“文学史的读法”和“非专业的读法”。“当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2]随着现代网络媒介的繁荣,“一般读者”获得了发声的机会,切身的阅读感受或道听途说的网文,如浪潮般涌现出来,“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随被淹没。大学讲台和专家们的文章代表了一极,一般读者是另一极,两极之间是什么关系?一般来说,大学讲台和专家们的文章,代表的是精英。既然是精英,在阅读和批评上就有引导一般读者的责任,如果失掉了引导功能甚或反被一般读者的声音所遮蔽,这样壁垒分明的“两极阅读”,必然使得当下有关郭沫若的阅读和批评出现许多问题。一些无学术价值的陈旧问题在一般读者那里不停地被翻检出来重新传播发酵,便是许多问题中最为无聊的一个表现。

   魏建将学术界对郭沫若的评价称为“两极评价”,认为这就是温儒敏谈到的“两极阅读现象”。实际上魏建与温儒敏所说并不完全一致。温儒敏谈到的是专家与一般读者,而魏建说的则是学术界。凡是能够跻身学术界的,按道理来说应该都是专家。魏建指出:“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仍然流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主流评价”持肯定的声音,反对者则是否定的声音。主流与非主流不太好界定,尤其在学术研究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主流一度被视为保守僵化的代表,海外刮来的解构力量一度引领时代新潮流,这也就是魏建所说的:“中国大陆学界出现对郭沫若的‘两极评价’现象主要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源于海外的观点陆续进入大陆郭沫若研究者的视野。”[3]学术界存在的“两极评价”源于海外观点的接受,还是郭沫若自身,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但是,就学术界自身而言,内部评价的两极分化,自然也就使得精英阅读和评价的引导功能大为削弱。

   温儒敏和魏建高屋建瓴,谈的是郭沫若整体阅读和评价状况,用之于郭沫若的剧作,自然也合适。如何看待郭沫若的两极阅读和两极评价问题?换言之,为什么专家学者们特别在意郭沫若阅读和评价的两极分化问题?文学阅读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越是经典的著作越是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解读,这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两极阅读,就比单极阅读好,若是能够从两极进而发展到多极,这应该是郭沫若阅读和评价的幸事。但是,为什么专家学者们要对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摇头?纷繁的文学阅读与评价终究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沉淀下来,文学阅读允许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能够沉淀到文学史中的阅读经验与评价,数目就极为有限了。正是在沉淀的过程中,阅读与评价才分出了主流与非主流,正解、误读与错读。

   正解、误读与错读并非有天然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变化,有时候所谓的正解也会被证明是误读,而误读却被发现反倒正是恰到好处的阅读。阅读与评价的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完成的,需要专家精英们的引导,需要那些想有所为的读者们的不懈坚持与努力。经典若是被一般读者所厌弃,经典也就失掉了现实接受的根基;学术界对经典的建构若是抵不过解构的努力,经典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温儒敏、魏建两篇雄文,意在抵制他们所看到的目前存在着的一些误读与错读,以便引导郭沫若的阅读与评价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魏建谈到了郭沫若阅读与评价变迁的外源性影响,两极阅读与评价便成了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因为魏建在文章结束的时候说:长时间存在的“两极评价”,“只能说明直至今日的郭沫若研究依然停留在科学含量较低的学术层次”。[4]连研究都停留在“较低的学术层次”,一般读者的阅读评价水平也就可想而知。单就郭沫若剧作而言,两极阅读与评价并非始自外源性影响,某些剧作问世之初便遭逢两极阅读和评价。历史剧《屈原》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开发表之后,国民党御用文人与左翼文化界的反应对比鲜明,已经形成了两极阅读与评价。

   阅读与评价从来都不是真空中发生的,几十年来郭沫若剧作的阅读与评价始终摆脱不了左翼/右翼、外源/内源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些强调要回归文学本身的阅读与评价,究其实依然只是某种政治立场的变形。没有深度的翻案式阅读与评价,打着去政治化的旗号,真正的作用只是吸引一般读者的眼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以消费主义的方式传递经过新包装的一些旧信息,这也就造成了魏建所说的“直至今日的郭沫若研究依然停留在科学含量较低的学术层次”。

   如果说几十年来郭沫若阅读与评价全都“停留在科学含量较低的学术层次”,肯定不符合事实。魏建表述的真正意思应该是:“科学含量较低的学术层次”的阅读与评价湮没了真正有价值的层次较高的阅读与评价。温儒敏谈“文学史的读法”与“非专业的读法”,并不是将两种阅读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比如他说:“《女神》中的诗有许多显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认为这并不成功,以往许多论者也都是这么批评的。”[5]“光凭直觉印象”的阅读与批评,难以知人论世,不能实现了解之同情,终究只能算是低层次的阅读与评价。温儒敏提出的三步阅读法,便是力图将低层次的阅读引导向专家式的阅读。

   随着现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许多作家作品都需要面对专家阅读与一般读者阅读的差异性问题。一般读者之所以是一般读者,就在于和专家式的阅读不同,直觉与低层次是一般阅读的典型特征。专家阅读与一般阅读本不应该是两极化阅读,而应该是不同层次的阅读。若是专家阅读与一般阅读构成了两极阅读,只能说明专家失去了对阅读的引导能力,一般读者与专家之间不再是普及与提高的有机关系,而是成了相互鄙弃的两极。这种阅读状况不仅仅表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于许多经典化的作家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考虑的,首先就是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中,如何建构专家阅读与一般阅读的良性互动关系,恢复专家阅读对一般阅读的引导能力。其次,专家阅读为什么失掉了引导的能力?除了网络泡沫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外,是不是与专家阅读本身有关?一些所谓的专家阅读,本身是不是伪阅读?

   就郭沫若剧作而言,窃以为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两极阅读与评价,而是伪阅读问题。所谓伪阅读,就是一些读者自己并没有真正读过郭沫若剧作,但是在别人的介绍、评述等文字中,通过复制、粘贴、引用等途径,又间接地或多或少读到过郭沫若剧作的某些文字片段。这样碎片化的间接性的阅读,对于郭沫若剧作来说,其实就是不阅读,或者称之为二手阅读。这种二手阅读现象不仅出现在普通读者身上,有些专家学者的研究,不读郭沫若剧作文本,也没看过郭沫若剧作的演出,而是专门整理批判现有剧作研究的论著,从事的是郭沫若剧作的研究之研究,这也是一种二手阅读。完全不阅读,却又大谈特谈的,毕竟只是少数,若是将网络复制粘贴算在内,这方面的数量则又非常庞大。二手阅读现象的具体比例极难统计,很少有人坦承自己是二手阅读。二手阅读也不仅仅局限于郭沫若剧作,当前许多高校都开设原典阅读课程,主要原因也是经典文本的阅读不尽如人意。

   郭沫若的剧作并非篇篇都是经典,在经典化的背景下讨论郭沫若剧作的阅读,不得不考虑以下问题:为什么要阅读郭沫若的剧作?为什么要阅读那些不是经典的郭沫若的剧作?如果不是为了特别的目的(教学研究之外),究竟有哪些一般读者在主动地阅读郭沫若的剧作?事实上,即便是在大学中文系,除了《屈原》之外,郭沫若的剧作在阅读中也基本处于隐形状态。作为经典文本的《屈原》,大多数也只是片段阅读,为大学生准备的现代文学作品选大多只是选其中的一两幕,除了专门性的课堂,整本阅读《屈原》的可能性不大。

   与文本阅读相比,影像观看成了时代新潮流,许多不是剧作的现代文学经典,一些大学课堂都需要事先播放影视改编版本。在这种背景下讨论郭沫若剧作的阅读问题,不得不尴尬地发现,作为郭沫若的经典剧作,各种选本必选的经典篇目,剧本《屈原》在当下既无舞台演出,又无影视改编。这与同为现代话剧经典的《雷雨》、《上海屋檐下》、《茶馆》等大不相同。话剧的真正生命力在于舞台表演,郭沫若的剧本可读又可演,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现场观看舞台演出基本不可能,有心的一般读者想要购买舞台演出的影像资料,也无处可寻。在视听时代里,可演性的郭沫若剧作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里都处于隐形状态。没有演出/网络视频,就没有观看;没有观看就不仅仅是远离,而是有被“消失”之虞。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不想让《屈原》上演,就是害怕剧作被观看被阅读,从而获得一般读者/观众。作为现代历史剧的开创者,在历史剧穿越剧盛行的当下社会,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本应得到读者们的重视,曾经的舞台演出影像也应该以各种方式被一般人观赏,事实却正好相反。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说:“这时在历史剧创作中最有成就的是郭沫若”。[6]然而,20世纪20年代“历史剧创作中最有成就”的郭沫若,在海外文学史书写的影响下却有了变化。香港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第十五章中,只在“成长期戏剧作家录”中点出郭沫若的剧作《卓文君》。在目录中列出的戏剧作家有欧阳予倩、洪深、田汉、丁西林,没有郭沫若。[7]程光炜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七章“现代话剧的孕育与进展”,第二节和第三节目录分别是“丁西林与早期独幕剧”、“田汉、洪深与浪漫戏剧”。在田汉与洪深之间,有六行文字叙及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对现代话剧的叙述,程光炜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叙述框架上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非常近似。郭沫若早期剧作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弱化趋势,消解了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的意义,也割断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完整历程。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缺少整体认知的普通读者,容易接受去政治化的解读指引,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简单化为时代的传声筒。在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叙述上,魏绍馨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做得较好。该书认为1926年出版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是中国历史剧的正式出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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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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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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