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上海文艺之一瞥》版本与译本考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0 次 更新时间:2022-01-02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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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刚  

内容提要:鲁迅撰《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肇始于1931年7月20日的同题讲演,笔者推断其完稿于同年8月底,而文章却直到收录此文的《二心集》于1932年10月出版之际才初次刊行。但在此之前,这篇文章已经引发了身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激烈反应,促使他撰写《创造十年》一书来回击与辩驳。这是因为郭沫若在日本读到了先于中文稿发表的日译本。此译本由增田涉根据鲁迅的讲解翻译而成,并成为在日本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鲁迅的杂文。而且,此日译本中还暗藏着解开《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待解之谜的关键之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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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鲁迅深入剖析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流弊的著名讲演,这次讲演的成果即为录于《二心集》的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但从讲演到文章初刊,时间间隔长达一年零三个月。而且《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既不是那次讲演的讲稿,也不同于讲演的记录稿,而是鲁迅根据刊发于《文艺新闻》的现场记录稿重新撰写而成的,成稿过程颇为复杂。更为棘手的是,这篇文章附有一个疑点颇多的副标题:“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因其与1931年7月20日鲁迅日记中“晚往暑期学校演讲一小时,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1]的所记时间、地点都有抵牾,造成了基本信息的混乱,让事实真相难于考辨。

长期以来,学界对《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成文过程及版本类别缺乏考证,这直接反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中。《全集》关于此文的篇目注释从1958年版、1981年版一直沿用至2005年版,因怠于版本甄别,导致事实描述失准,注释内容未见改进。2014年第7期《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魏建、周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谜团及其国外版本》(以下简称《谜团》)一文尖锐指出,“80多年过去了,甚至连鲁迅这次演讲的时间和地点等最基本的问题,学界都没有搞清楚。至于对这篇作品的版本问题更是不明不白”,并提出有必要“进一步清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文本源流,从而对其文本的形成和影响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2]。该论文除质疑全集注释所代表的“错误的‘共识’”外,还通过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的转述,提及《一瞥》的“国外版本”即“日文版”的存在。其实这个“日文版”也是长久以来学界疏于查考的译本,它由增田涉在鲁迅指导下翻译完成,旋即于1931年11月5日刊发于东京发行的期刊《古东多万》第1年第2号,竟早于其中文稿初刊、即《二心集》刊行近一年时间。原本使用中文撰写的稿件却先行发表了日译本,这在鲁迅的文章中只此一例。不过《谜团》对译本的了解也仅限于郭沫若的转述,未能揭示其真实面目,也未能彻底解开讲演时间与地点的“谜团”,但该论文明确指出《上海文艺之一瞥》的版本及译本辨识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的探讨与考据奠定了根基。

本文将全面稽考《上海文艺之一瞥》从讲演、讲演记录稿,直到鲁迅自撰稿及其日译稿的版本演变与译本衍生过程,并主要针对日译本展开文本考辨,进而解开围绕《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尚待解释的疑点;最后还将论及日译本引发的郭沫若对鲁迅的反击,指出郭沫若以《创造十年·发端》自我辩护之际,对鲁迅大量使用的“流氓”一词的策略性重译是他为自己正名的关键步骤。

为后文论述之便,在此将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二心集》所录《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注释全文引用如下,并对其中与实情不符或有待商榷之处先行确认。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7月27日和8月3日上海《文艺新闻》第二十期和二十一期,收入本书时,作者曾略加修改。据鲁迅日记,讲演日期应是1931年7月20日,副标题所记8月12日有误。[3]

距日记所记7月20日的讲演仅一周之后,《文艺新闻》于7月27日、8月3日分两次连载署名“鲁迅讲”的讲演记录稿,首发时在头版《读者与记者》栏末处记有“鲁迅演讲笔记因付印匆忙,未及送他校阅,错误由记者负责”的说明。但对此经他人之手而鲁迅未及校阅的现场记录稿,似应与鲁迅日后亲手撰写的文章定稿区别看待。而全集注释认定《文艺新闻》刊发的现场记录稿属于《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最初发表”,则无形中混同了两个性质相异的版本类别。而对《二心集》所录该文的“收入本书时,作者曾略加修改”的判断,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谜团》已提出充分理由质疑这一判断。事实是,《文艺新闻》发表的记录稿与《二心集》收录稿之间,从篇幅到文字表述都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就字数而言,“文艺新闻版”3420多字,而“二心集版”7580多字,字数多出一倍以上[4]。而且,对比两稿的文字,几乎难以找到完全重合的语句表述,后者基本没有保留前者的原有字句,就行文而言,可以说是从头至尾的重撰[5]。《谜团》指出鲁迅修改后的定稿“应是更深一层的再创作”,对此笔者亦持赞同态度。

此外,全集注释据7月20日鲁迅日记,指出“副标题所记8月12日有误”。《谜团》则进一步质疑作此判断的证据不足,反问“谁能排除鲁迅在8月12日以同样的话题又做了一次演讲呢”,并试图求证这一可能性。对此,笔者认为确有理由质疑其副标题的真实性,因此并不认同上述假设。全集注释的有待商榷之处,是对副标题的信息采取了选择性的采信方式,只认为“8月12日”的日期“有误”,却轻信“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地点之说,进而在7月20日鲁迅日记的注释中对“暑期学校”以“指社会科学研究会”来做注解[6]。如此只信其半而否定另一半的做法未免自相矛盾,容易造成混乱。在无法确认“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暑期学校”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副标题中的信息一并存疑。关于《一瞥》副标题的真实性问题,本文将通过与日译本的比对进一步分析。

一、从“秘密”讲演到“自草一篇”

1931年7月20日晚鲁迅前往“暑期学校”作讲演一事,除在鲁迅日记中能查证之外,该讲演的组织者、《文艺新闻》总编辑袁殊作为最重要的见证人,在其遗稿《我所知道的鲁迅》中曾有回顾,基本事实较为清楚。袁殊是这样讲述的:

那是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事儿。一天,雪峰同我商量举办上海工人暑期训练班,秘密地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二楼的会议室里为鲁迅组织一次演讲。之后不久,演讲会如期举行,到会者五十余人,担任记录的是我爱人马景星的朋友于海,他是上海美专的青年学生,专为《文艺新闻》设计一些刊头和写些美术评论文章。此人解放后曾在《烟台日报》工作,后来听说调到新华社工作。那次演讲会后,我根据于海的记录,对原文未更改就登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二十期的头版头条上,以后又连载一期登完。[7]

袁殊回忆鲁迅为《文艺新闻》撰写的稿件通常都“由我的挚友冯雪峰带来”,此次讲演对象“上海工人暑期训练班”也是在冯雪峰建议下创办,“秘密”安排的讲演地点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二楼的会议室”。同样根据访谈整理的袁殊《对〈文艺新闻〉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中,也有内容大致相同的叙述[8]。但关于讲演地点则另有一说,董竹君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记述《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地点“在上海环龙路(现南昌路)一幢小洋房的二楼暑期学校”[9]。董竹君当天带着四个女儿聆听了讲演,她回忆鲁迅见到孩子们坐在最前排还笑问:“这样小的孩子也能听得懂吗?”董竹君提供了一份来自于现场听众的珍贵证言,关于讲演地点的分歧只得暂时存疑。

袁殊谈及讲演记录系由《文艺新闻》美编于海担任,此说亦完全属实。于海曾在《怀念鲁迅先生》中证实“鲁迅先生在暑期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会上作《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时,我以《文艺新闻》记者名义作记录”[10]。1987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记录者》一文回忆,1953年于寄愚(于海的笔名)对文章作者亲口说,《文艺新闻》所载记录稿的“记录者就是他本人”。于海1909年生于山东蓬莱,1930年在上海参加工作,曾任左翼美术家联盟总干事。

讲演记录稿发表之初,鲁迅在7月30日致李小峰的信中写道:“《上海文艺之一瞥》我讲了一点钟,《文艺新闻》上所载的是记者摘记的大略,我还想自草一篇。但现在文网密极,动招罪尤,所以于《青年界》是否相宜,乃一疑问。且待我草成后再看罢。大约下一期《文艺新闻》所载,就有犯讳的话了。”[11]按信中所示,鲁迅此时已有意“自草一篇”,这体现了他对讲演内容的重视。鲁迅后来曾提到对有些讲演记录“改起来非重写一遍不可”12],而实际上他对《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自草”几乎就等于“重写一遍”,而并非以“记录稿”为底稿的修订或增补。为与“文艺新闻版”的“记录稿”相区别,不妨将“二心集版”称为“重写稿”。而“重写稿”究竟完成于何时?这也是未曾被关注和探讨过的一个问题,在此,笔者试以两种文稿篇尾的一处草蛇灰线为据稍作推理。

其实在“记录稿”和“重写稿”里,都有一处与新闻时事相关的叙事,可作为推断前者讲演时间及后者成稿时间的线索。在两稿结尾处,作为统治者文艺的实例,列举了《申报》刊出的一桩诉讼案的判词。现将两稿结尾的对应部分引用如下,亦可窥见两稿文字表述上的显著差异。记录稿结尾为:

例如新近申报上一段新闻:一个律师的女人告她男人将她打伤,而判决则谓青色的伤不谓伤,因不妨碍生理的机能的原故,这仅为道德问题。在生理学上,我们知道青色的伤已经表示了肌肉受了障碍,因此我们知道了统治者的法律与道德,所以这一类的文章不特可以消闲,同时于我们的创作上也是有益的,今天就讲到此处。[13]

再看“重写稿”的相应部分:

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14]

语句表达迥然不同的两稿都述及《申报》披露的一个女人控告其丈夫虐待殴打案件的“判词”。查同时期《申报》可知,此案为律师任振南在上海地方法院被其妻控告猥亵行为案,1931年7-8月间的《申报》曾有多次报道。两稿述及的事实来自7月16日《申报》第15版《任振南猥亵不起诉》,报道云“律师任振南,被其妻在地方法院控告猥亵行为,业经检察官讯明,予以不起诉处分”,并辑录了上海地方法院7月14日宣判的判词全文。其判决道,“关于如何履行同居义务,无若何具体规定”,“后阴之应否交进,亦无取缔明文,亵渎女性,应依教育道德以制裁之,非刑罚所能矫正,至关于左腿部分,查刑法上,所谓伤害,当以毁损人身生理上的机能为成立要件,换言之,即须使人身主体的机能受损害也,夫妻反目,加以暴行,事所惯见,虽脚踢处微现青红色,然未达上述程度”,“对于轻微损害,未便绳以刑事,合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及第三款处分不起诉”。

显而易见,“记录稿”和“重写稿”所转述的判词均来自上述报道。“记录稿”将其作为“新近申报上一段新闻”完全合理,对于讲演当日而言,7月16日的报道即属“新近”。而“重写稿”以“前几天”的《申报》所见引出话题,当为在“记录稿”基础上重新撰写的惯性使然而不足为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重写稿”中还暗藏了另一重要的时间线索,即“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一句,此一句的资讯并非来自7月16日报道,因此也不见于“记录稿”。而查《申报》可知,这句话只能来自于8月24日第15版的《任振南猥亵案诬告讯》,其中称“任对于其妻蒋杏娟曾提起诬告之反诉,地方法院检察官已两次传讯,然因任不在沪,故无从传唤”。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此句中的“现在”即“重写稿”的完成时间,应在鲁迅阅读8月24日报道得知事件最新进展之际,合理推算,应为8月24日后的数日间。如此推论出的“重写稿”的完稿时间,正好能顺理成章地进一步解释文章完成后缘何被译成了“日文版”。

二、增田涉如何初译鲁迅之作

在考察鲁迅“自草”成文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缘何译成日文之前,有必要先将“日文版”刊发于《古东多万》第2号时增田涉附在篇首的题记译出,因为这段文字如实概述了此文的翻译背景。

《上海文艺之一瞥》为最近在当地某处鲁迅做的秘密讲演,讲演之大要连载于当地周刊《文艺新闻》。但因《文艺新闻》在其立场上须顾虑官方,而不得不加以一定的删减。然而,鲁迅根据该报连载的笔录改写成《上海文艺之一瞥》,叙述更为恳切周详,也更为恰切地直书了辛辣的谩骂。本稿根据他为我讲说的改写后的原稿译录而成。(九.十七.于上海)[15]

增田涉携作家佐藤春夫写给内山完造的介绍信于1931年3月来到上海,又经内山完造介绍,以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为目的师从鲁迅,每日聆听鲁迅讲解。鲁迅日记7月17日记载“下午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16]。8月间增田涉用日文撰写了《鲁迅传》的初稿,经过文字上的压缩之后,《鲁迅传》后来发表在《改造》1932年4月号上。而上述题记的末尾标注了9月17日的日期,证明《上海文艺之一瞥》的翻译于此日完成。此外,关于鲁迅讲演为“秘密讲演”的说明也印证了袁殊的说法。“日文版”在《古东多万》发表时,署名为“鲁迅讲述、增田涉译记”,这表明整个翻译过程是在鲁迅的指导与协作之下完成的。

在同一期《古东多万》上,除《一瞥》之外,还发表了增田涉译鲁迅小说《鸭的喜剧》的译文。关于这两篇作品的翻译过程,增田涉撰有《初译鲁迅之时》[17]一文,详尽记述了佐藤春夫编辑《古东多万》时向其致函约稿,促使他选译这两篇作品的原委。但略有遗憾的是,他撰写此文时已是事过三十余年之后,文章开篇他便坦承对自己所译的首篇鲁迅作品究竟是哪一篇已经记不清楚,这导致该文章的部分陈述有一些颠倒和差错需要辨析、订正。这篇文章至今未见有中文译文,因此,须不避烦难地将文中的关键内容引用之后,再进一步求证与考辨,以厘清增田涉翻译两篇作品的正确次序。笔者得出的结论为,增田涉先根据鲁迅的讲解译出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然后又与鲁迅合译了《鸭的喜剧》,前者才是增田涉初译的鲁迅作品。

增田涉在《初译鲁迅之时》中,先介绍了佐藤春夫1931年8月27日所寄的一封信函。这封信不见于其他文献,因此只能依据增田涉的文章转引,现将此信内容摘引如下:

时下小生如同封附上的趣意书所示将发行杂志,已将初号编辑完毕。就此为第二号、第三号之用,请君费心留意关于中国现代文艺界或一般学艺界的话题并适于杂志报道的内容,因杂志页数有限,十页稿纸左右字数较为适当。望乞赐稿可题为中国现代文艺界消息等、内容为报道性的文章。……[18]

佐藤春夫信中提到的杂志,就是他创办并主持编辑的《古东多万》。佐藤春夫希望增田涉为该刊寄来一篇“十页稿纸左右”的稿件,以稿纸页数计算字数是日本文坛的习惯,一般每页稿纸400字,10页即相当于4000字。增田涉在文中回忆说,他随即翻译了《文艺新闻》刊发的中国作家声讨“九·一八事变”的专辑文章寄去,此处内容如下:

虽然日期没有标在信里,但是有八月二十七日寄出的信封,想必就是那个时候。既然要具有报道性,我就翻译了九月十八日满洲事变发生后《文艺新闻》编辑的中国作家对此发表意见的一组专辑,加上《中国作家如何看、如何认识满洲事变?》的标题寄了过去。……但也许因为内容不适合《古东多万》,稿件后来转给了《中央公论》(或者也可能是我直接投过去的),发表时文中充斥着○○××等削除符号,成了一篇意思难懂的文章。[19]

文中提及的原题为《支那作家如何看、如何认识满洲事变?》的专辑报道,系9月28日《文艺新闻》刊《日本占领东三省屠杀中国民众!!!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的翻译。《文艺新闻》向文化界人士征集对“九·一八事变”的声讨,鲁迅对此的答复即《二心集》所收《答文艺新闻社问》。可是,增田涉先说将译稿投给《古东多万》后被转至《中央公论》,又说也许直接投给了后者。从译稿及时刊发于《中央公论》1931年11月号(11月1日发行)来判断,直接投稿的可能性更大,并不像经过中转。所以有理由推测,他为回应佐藤约稿翻译并寄去的应为《上海文艺之一瞥》才合理。之所以如此推断,首先是因为那组“九·一八”特辑发表于9月28日,动笔翻译必定要在9月底。如果收到8月27日佐藤来信的一个月后才着手翻译,不仅时间拖得过长,而且无法解释在9月17日之前他为何先译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其次,《一瞥》“记录稿”恰好与佐藤信中的要求相符,即“关于中国现代文艺界或一般学艺界的话题”,字数为四千字左右。分两次发表的“记录稿”恰好符合上述条件。增田涉很可能最初想翻译《一瞥》的“记录稿”,而鲁迅刚好完成了“重写稿”,既然国内“文网密极,动招罪尤”,鲁迅很可能主动提出让其翻译“重写稿”在日发表,以跨越语际的方式冲出围剿。增田涉的如下回忆,便能印证这一推论: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当时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集会(毕竟在当时状况下,应是非公开集会。记得鲁迅对我说过,他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了讲演)上讲的。那次讲演的笔录发表在前文提及的十分先锋却只有薄薄八页的小报《文艺新闻》上。我一直阅读此报(其实是周刊),所以当我说想翻译这篇时,鲁迅就把他将报上刊出的笔录亲自动手作了大幅度增补后的原稿交给我。原稿是在他一直使用的绿格稿纸上用毛笔写成的。我根据那份原稿,一面向他请教文中一处处难懂字句的意思,一面翻译出来寄给了佐藤春夫。[20]

增田涉回忆鲁迅告诉他“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了讲演”,而且当他提出翻译“记录稿”时,鲁迅主动拿出“作了大幅度增补后”的毛笔写就的“原稿”。增田涉接到8月27日佐藤来信应在9月初,可以推测,他在鲁迅指导下用约两周时间完成了文章的翻译。但译毕不过数日后,增田涉又收到了佐藤春夫写于9月15日的一封来信。

下一封来自佐藤氏的日期为“九月十五日四时”的信我也保存着,那时他刚阅读了白杨社出版的松浦氏翻译的《阿Q正传》(这本小册还加入了《狂人日记》和《孔乙己》并标有注释),表示受到“最强烈的感动”,“故烦劳君求得二十页稿纸左右的先生(鲁讯)的作品于《古东多万》刊载,如能得先生口译、君之笔录,亦可为先生的日文范本,大有裨益矣(后略)”。于是,我看《上海文艺之一瞥》正是反映现代中国文学界状况的内容,就译好后寄去。[21]

如前文所论,《上海文艺之一瞥》当为应对8月27日佐藤来信之请,而不太可能如增田在此所说,是对9月15日佐藤来信的回应。一个显见的矛盾是,这封写于9月15日的信邮寄到上海亦需数日,《上海文艺之一瞥》却已在9月17日译毕,不可能和9月15日寄出的信函有因果关系。因此,增田应对9月15日来信之请的,应是《鸭的喜剧》。《古东多万》所刊《鸭的喜剧》译文,署名为“鲁迅作、鲁迅·增田涉共译”,这显然是增田涉按照佐藤春夫提出的“得先生口译、君之笔录”的嘱托,与鲁迅协作共同完成了小说的日译。

当然,就译稿字数而言,佐藤希望“求得二十页稿纸左右的先生的作品”即八千字左右,《鸭的喜剧》译成日文不到四千字,《上海文艺之一瞥》字数较多,日文稿近一万三千字。两篇相加,还是略微超出了佐藤春夫两封信中提出的合计30页稿纸即一万二千字的预想字数。《古东多万》第2号共156页,其中《一瞥》占21页,《鸭的喜剧》占6页,目录中两篇文章署名皆为“鲁迅”。

三、《古东多万》刊发的“日文版”

《古东多万》是佐藤春夫和雅博拿书房的经营者五十泽二郎合作创办的文艺杂志,刊名取自日语“言”一词,指词语里蕴含的神奇力量。其读音使用万叶假名表记即“古东多万”。杂志为大32开本,用纸选用传统手漉和纸。第2号为1931年11月5日发行的10、11月合并号,柿漆涂抹的深橙色封面上,木版套印出的图案中刊名为设计风格的“古东多卍”,但目录和版权页均使用“古东多万”。该号刊发了马场孤蝶、内田百闲、武者小路实笃、佐藤春夫、中川一政等人的19篇文章与诗作,鲁迅是唯一的海外撰稿者。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在日本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鲁迅的文艺评论,也是鲁迅作品首次在日本媒体上的同时性传播。刊发之际,正值林守仁(山上正义)译《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四六书院10月5日发行)问世不久,该译本中收录了尾崎秀实撰写的《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恰好与之形成呼应之势,从内部视角论述了现代上海文艺的演进历程,同时也深入剖析了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真实状况。而且全文刊出,未删一字。仅数日前,增田涉译《支那作家如何看、如何认识满洲事变?》刊于《中央公论》时文中即遍布“××”。半年后,增田涉所撰《鲁迅传》在次年4月号《改造》发表时,凡有“无产阶级”“革命”等字样也皆被“××”所取代。日本主流刊物对左翼文化的审查严苛异常,《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译文能完璧刊出,得益于《古东多万》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声平台。

仔细对比《上海文艺之一瞥》的中日文版,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中文原文中对部分专有名词使用了外文标注,如“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颓废派(Decadence)”“诺拉(Nora)”等,这些外文标注在日文版被全部省略。当然,也可能是原稿所未标,为《二心集》收入时所加。但原文提到的唯一日本人名厨川白村,在日文版中以“或人”(某人)替代。此句原文为:“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22]日译文隐去厨川白村名字的原因不详。

其次,日译文中保留了数例原文中的汉字词汇,而且这些汉字词汇在日语中并不常用,混杂在日文中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碍。这样的例子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但在这种“硬译”的方式中,似乎能读出鲁迅的“讲说”留下的痕迹,而增田涉未能将其转换为恰切的日语表达。如“风尘沦落”“摧残”“看到”“鸡奸”等词汇都直接转换成日语中并不常用的汉字词。而“最容易将革命写歪”中的“写歪”,则用两字颠倒过来的“歪写”来直接翻译。在日语里“歪写”也属于生僻词。

但总体而言,日文版与中文版的内容高度对应,前者属于十分忠实而且通顺自然的译文。仅有个别词句运用了略与原意不同的意译处理。比如“怕犯讳”被译成“文字がよくない”(文字不佳),“作为命根的”被译成“一生けんめいになつてるた”(非常认真的)等。而“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被译为“一生懸命に屁のやうな文章を選んでるる”(竭力去选屁一样的文章),似乎体现了鲁迅“讲说”时的冷幽默。少有的一处不够准确的译文,是对原文提及创造社“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的翻译,译文未能准确把握原文的意思,导致语义含混[23]。这处误译被郭沫若敏锐地抓住,在《创造十年·发端》里,他将这句译文回译为“在作为商品上虽是怎么也忍耐不过,然而独立了也没有如意地赚出钱来”,并写道:“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的,然而意思是摸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去革命。”[24]此外,在全文倒数第二段的段尾,译文加入了唯一一处译者说明,即针对任振南案的判决附有“译记者云,法官从男方处卷走了相当数量的贿赂,故此随意胡说”[25]。

然而,“日文版”与“二心集版”之间最为显见、亦最为重要的差异,就是后者的副标题“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并不见于前者的译文中。这证明在“重写稿”撰写完成之初,稿件上并未出现副标题,它很可能是编入《二心集》时才添加上去的。鲁迅编讫《二心集》是1932年4月26日,当日日记记有“夜编一九三十至卅一年杂文讫,名之曰《二心集》,并作序”[26]。《二心集》收录了1930年至1931年所作的杂文37篇,此间正值鲁迅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梁实秋展开翻译论战以及左联五烈士被杀害的时期,因此文集包括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等多篇指导文学运动、论争文学的阶级性、抗击文化围剿的笔锋犀利的文章。鲁迅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27]。而《二心集》又是鲁迅唯一出售了版权的杂文集[28]。

在收入《二心集》时,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初刊时的副标题“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被改为“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此前未曾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则添加了副标题“为美国《新群众》作”。如此看来,《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副标题也当为编入时所加。不过,如前所述,这一后添加上的副标题反而生出诸多的疑团。若退而思之,既然鲁迅向增田涉透露过讲演为“秘密”安排,又因顾忌“文网”而从未在任何中文刊物上发表过“重写稿”,那么,这一副标题为补充真实信息而添加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在知其为“秘密”的情况下,鲁迅必定要心存戒备,不会轻易暴露真实信息,因此这个副标题很可能写了一个不实的时间和模糊的地点以作障眼法。考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加紧文化围剿的险恶环境,以及《二心集》出版所遭受的波折,如此推测似愈加合理。最初鲁迅想把《二心集》交给北新书局时就特意叮嘱李小峰“此书北新如印,总以不用本店名为妥”[29]。在李小峰拒绝出版后,鲁迅曾想交光华书局出版也终未如愿,最后只好托付冯雪峰设法找出版社。冯雪峰通过同一党小组的地下党员钱杏邨为鲁迅联系到了合众书店[30],8月23日终于将《二心集》版权售与合众书店。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心集》出版过程中,“秘密”讲演的策划者冯雪峰实际担当了中介角色,因此作必要的掩护也是对冯雪峰的间接保护。

1934年2月《二心集》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禁,合众书店将其改版为《拾零集》于同年10月出版时,《上海文艺之一瞥》连同其他22篇文章尽遭删除,鲁迅愤然要求合众书店“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31]。《二心集》遭遇的后事证明,鲁迅为《二心集》采取的谨慎态度并不为多虑。

如《谜团》所论,《鲁迅全集》注释所示“副标题所记8月12日有误”似已成定说,但讲演地点究竟是“暑期学校”还是“社会科学研究会”则全无共识,当时上海似有众多冠名“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团体,确定具体所指异常困难。日本学者长堀祐造提出讲演或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中华部“社会科学研究会”有关的可能性并撰文论证[32],但亦欠缺直接的证据。因而,笔者认为“八月十二日”“社会科学研究会”可能都是作者的策略性误导,理应一并存疑为妥。

四、郭沫若的反击,重燃的笔战

《古东多万》原为打破日本文艺界主流期刊一统天下的格局,追求刊物的趣味化和个性化而创办[33],因而以格调高雅、装帧古朴的风格面向小众群体,每期限定印刷一千部,还设定了会员预订制的经销方式,只有在会员订购后尚有库存的情况下才委托书店销售,而且“颁布章程”规定“因用纸漉造之限制”绝不加印[34]。因此,杂志的实际传播力较为有限。然而,《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发表却意外掀起波澜,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在“一位日本朋友”推荐下于1932年1月读到此文[35],他为鲁迅对创造社冠以“新才子派”的批评大为不满,愤而撰写出《创造十年》以作反驳。

增田涉在《初译鲁迅之时》也提到他由沪返日后,在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偶遇郭沫若,文求堂的店主田中庆太郎将二人带至附近餐馆为双方引荐,当时“郭氏对《上海文艺之一瞥》甚为不满,我记得他不停地把对鲁迅的恶语中伤向我抛来”。关于这篇译文引发的“意外的后日谈”,增田涉称“至少那篇译文成为让郭沫若写出创造社时代的自传小说《创造十年》的契机,这部自传小说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家提供了一份史料,这对我来说也是意外的收获”[36]。

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应该没有机会读到“文艺新闻版”的“记录稿”,事实上“记录稿”里对创造社的恶语要少得多。《一瞥》唯一提到郭的名字处是“重写稿”加入的,即云自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沫若、张资平译著后,创造社不再审查该馆书籍的误译一句。但郭沫若反应如此激烈,未必都是文章内容本身的原因,该文章的跨语际发表等于让鲁迅对创造社的批评传布到日本,这可能更让他难以坐视,同时也给了他必须站出来辩驳以正视听的强烈动机。《创造十年·发端》中直白说道,“总之我是应该感谢鲁迅先生的,我读了他那篇《一瞥》,才决心要来做这部《十年》”[37]。尽管《创造十年》使用中文撰写,但其首章《发端》中多处征引鲁迅文章逐句辩驳,因此,澄清其中涉及的译本与翻译的问题便十分必要,其文本中也的确隐藏着只有从翻译角度才能烛照到的机微。

尽管郭沫若在《发端》里自称“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曲”[38],但文中的曲笔却随处可见。比如,郭沫若抓住杂志封面中“古东多卍”的“卍”字大做文章,借“日本朋友K君”之口说因为“有个卍字”,“我是把它当成了法西斯谛的机关报的”[39]。但卍字与法西斯纳粹党的标志并不相同。由于鲁迅在《一瞥》最后提到“民族主义文学”只好有机会再讲,郭沫若便发明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卍!”的口号,特意指出“这个屁股上的卍字,就和‘古东多卍’的屁股上的那个字一样,是当作‘万’字在使用”,“但有聪明的读者定要把它联想到法西斯谛,那也是他的自由”[40。郭沫若曾以杜荃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为“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如今又诱导“聪明的读者”将“法西斯谛”与鲁迅的文字作联想,这似乎证明,对于郭沫若来说这次重新燃起的文字攻防就是两年前革命文学论争的延续。

《一瞥》中对创造社有“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之评,但郭沫若全然不受此论束缚,反而从鲁迅文章里选出多段触及创造社的文字“重译”出来,再逐一驳斥。他强调:“我们鲁迅先生所‘改写’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还没有发表出来。我现在暂以一个准鲁迅崇拜者的资格,把日译文中骂到创造社的地方要——我特别在这‘忠实地’下加着注意点——重译成中文。”[41]郭沫若的“重译”等于把译成目标语言的译文又译回到源语言,也可称为“回译”。总体而言,他确实做到了对引文的“忠实”翻译。然而,郭沫若的“重译”里深藏着一个事关《创造十年》自我定位的书写策略。那就是对鲁迅批评创造社为“才子+流氓”的“流氓”一词的巧妙处理。

《上海文艺之一瞥》日文版仅对“”的“流氓”一处,采用了汉字加注音假名的“流泯”的方式来翻译,其余皆用“ごろつき”来对译。之所以用“泯”字,可能因为日文常用汉字中没有“氓”字的缘故,但郭沫若也足以据此判断出“ごろつき”所对应的中文原词就是“流氓”。

然而,郭沫若对本来无法回避的“ごろつき”(流氓)的回译可以说颇费心思。首先,他回译了鲁迅讽刺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张译著后创造社不再审查其出版物的误译“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一段日文,将最后一句回译为:“岂不就是才子加珂罗茨基式乎?”[42]需要注意的是,郭沫若在这里创造性地把“ごろつき”音译为“珂罗茨基”,然后在括号中说明“日本文的珂罗茨基Gorotuki译成中文是‘流氓痞棍’”,称鲁迅文章的本意“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随后,他反复将自己及创造社成员用“流氓痞棍”来称呼,或者直接简称为“流痞”,也有两处使用了“痞棍”,但却始终避开单独使用“流氓”一词。

那么,郭沫若发明出“珂罗茨基”这一汉语里未曾有过的音译词用意何在?其实,那正是一处精心布局的伏笔。在近万字的《发端》的最后,郭沫若终于有效地运用这一发明,就《创造十年》的作品属性自问自答:“究竟是个甚么东西呢?——说本色些,就说它是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罢。”[43]有了之前的铺垫,他顺水推舟地以“珂罗茨基”自喻,运用策略性的替换法,巧妙化解了“流氓”一词的刺激性。如托洛茨基、加涅茨基等,经常出现于苏俄人名中的“茨基”二字,让“珂罗茨基”看上去像是某“布尔什维克”的名字,留有革命化、浪漫化想象的填补空间,以其自称便颇有重塑自我英雄主义神话的味道,这也正好同《创造十年》为创造社及其本人正名的用意相一致。有学者指出《创造十年》对创造社的历史回顾可概括为正视听、树旗帜、立地位的三个方面[44]。这一切效果,都以将鲁迅使用的“流氓”一词转译为汉语里闻所未闻的“珂罗茨基”的高明处理为条件。试想,如果以“一个流氓的自叙传之一部分”来自我定位,《创造十年》恐将难以达成为作者正名之效。

《创造十年》写成之后,郭沫若委托叶灵凤在上海代办出版事宜,该书于1932年9月20日由现代书局出版。此时,让郭沫若大为光火的鲁迅文章还未发表中文稿,现代书局在广告里只好张冠李戴地宣传:“卷首冠有万余言的《发端》一篇,对于鲁迅于一九三一年在《文艺新闻》上所发表的演讲稿《上海文艺之一瞥》其中关于创造社方面各种事实的曲解,有极锐利严肃的解剖与批判。”[45]幸而《二心集》终于在一个月后的同年10月发行,由此,“重写稿”《上海文艺之一瞥》与《创造十年》之间的文字交锋终于揭幕上演。因为郭沫若的回击反而赶在《一瞥》中文稿的初刊之前出版,在势头上竟然不落下风。

虽然当初“秘密讲演”的听众不过五十余人,但一经鲁迅重新撰文,继而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上海文艺之一瞥》在跨语际传播中引发不同声音的碰撞,再从域外转回到上海,上演了针锋相对的笔墨之战。尽管鲁迅未做过任何回应,但《上海文艺之一瞥》所拓展出的文学场域已为这场不期然发生的笔战提供了充足的上演空间。

有足够的资料显示左翼文学两位领军者的“笔墨相讥”引人瞩目的盛景。顾凤城以黄人影的笔名编辑的《创造社论》(光华书局1932年版)和曹聚仁以吴坤仁的笔名编选的《真正老牌幽默文选》(群众图书公司1933年版)都曾把两篇文章组合收录以作噱头。1933年2月16日出版的《出版消息》(第5、6期合刊)半月刊还发出过征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创造十年·发端〉平议》的征文启事,请读者自由发表意见。据称“接得来稿无数”,“但内容意思大抵一律”,最终选登了两篇刊登在该刊第8期[46]。

被现代书局冠以“一九三二年中国新文坛划时代的杰作”之称的《创造十年》初版印量已达六千册,1933年1月20日再版,11月1日三版。合众书店似未见用力宣传的《二心集》10月初版后迅即售罄,11月再版,1933年1月三版,8月再出四版,被版本研究专家称“一年之内出四版,在现代出版史上是少见的”[47]。这两册书的热销自然与双方笔战的助推有关,也必然有力推进了对革命文学的再认识。但热销的盛况也让双方风头过大,鲁迅早有担忧的“文网”终于收紧。

1934年2月3日《东方快报》所载《〈二心集〉被禁》称,“上海市公安局认为此书性近煽惑,有碍治安”,遂“请得高二分院之第一○六七号搜查票”,派警员至合众书局“抄出《二心集》一千三百余本之多,乃即解送捕房,由捕房转送高二分院,请求没收”[48]。同月1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禁了上海出版的149种文艺书籍。据转发全部名单的《南宁民国日报》报道,下发文件称“特将各项反动刊物目录,咨送内政部转行各省市主管机关,严行查禁,以杜流传”[49]。在这份被禁书单里,《二心集》和《创造十年》都名列其中。

因《二心集》被禁,合众书店将其改版为《拾零集》出版时,《上海文艺之一瞥》已遭删除,此后直至鲁迅去世,国内应再无该文章的版本流通。然而,在这一段国内流布的空白期,反而在日本又出现了一个《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译文版本,即1935年6月岩波书店出版的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增田涉翻译的“日文版”在略作修订后收录其中。这一版本的译文中,依然没有副标题出现。据增田涉回忆,这部岩波文库版的《鲁迅选集》共售出约“十万部”[50]。

《鲁迅选集》也收入了增田涉的《鲁迅传》,而且《改造》发表时被删掉的词句部分得到了恢复。这篇传记里特别提到鲁迅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左倾错误的批评,强调了鲁迅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领导地位。而《鲁迅选集》中直接与这部分内容相呼应的鲁迅文字,无疑就是《上海文艺之一瞥》。这也意味着这篇译文在同时代的日本读书界为形塑中国左翼文坛领袖的鲁迅之像而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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