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3 次 更新时间:2017-09-06 11:10:51

进入专题: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  

李斌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最有争议的著作之一。郭沫若学术写作速度很快,但他却在这部著作上耗费心血、反复修改,从写作到出版用了四年之久。郭沫若习惯在著作中附上前言后记,披露写作动机和经过,但这部著作却没有前言后记,他的心迹隐而不彰。诸如此类原因,《李白与杜甫》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争议。竺可桢等人在日记中记录下了阅读感受,恽逸群等人给郭沫若写信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茅盾、周振甫等人在私人通信中讨论其优缺点,萧涤非等人在课堂上回答学生有关这部著作的各种问题。1978年后,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学界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这部著作的学术论文已经有两百篇以上,人们对其意见纷呈,但总体上贬多于褒。

   有关《李白与杜甫》的评论,竺可桢、茅盾、恽逸群、周振甫等人一面赞誉其“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1),“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2),“书中卷首驳陈寅恪(第六页)以李白为胡人,这是正确,陈是胡说”(3);一面也指出该著“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考证阐释上“亦有未能使人信服者”(4),“以为咸阳为碎叶之讹,这有疑问。”(5)

   1978年,著名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发表《关于<李白与杜甫>》,对郭著在学术上的诸多创新没有提及,却详细指出其“曲解杜诗”“误解杜诗”等多种缺憾,随后很多文章均与萧涤非观点相似,王锦厚、李保均等学者虽以抱着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充分肯定该著价值,但也不得不承认其“论断过于武断”、存在“若干资料、考证的失误”。(6)

   与此同时,研究者开始进一步追问该著的撰写动机。

   最初出现的代表性观点,是认为郭沫若迎合了毛泽东和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氛围。1979年,夏志清问前来美国访问的钱钟书: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钟书答曰:“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7) 这一说法广为流传。大陆有学者认为,郭沫若之所以“憎恶”杜甫,“原来是因为某个领导人谈过他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于是这位学者就只好用对比的手法贬低杜甫而抬高李白。” (8)台湾学者金达凯认为:“关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大都认为郭沫若是揣摩当时中共统治者的心理,迎合毛泽东的好恶,不惜违反自己以往尊重杜甫的言论,作违心之论。”“当大陆政治季候风转向时,郭沫若就换了另一幅面孔与口吻,《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种急剧转变的产物。”(9) 直到不久前,还有学者认为这部著作体现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平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表面上是反潮流,但“渗透全书的那种带有‘文革’印记的拔高或苛求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在实际上迎合了这股潮流。"(10)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郭沫若迎合的是“遵法反儒”的政治风气:“据说李白已内定为法家诗人,而杜甫是儒家,《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顺乎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11)“此后不久便随之而来一场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李白与杜甫》以扬李抑杜为基调,正是迎合这种政治运动的需要的。”(12) 这些观点今天已经成为各种贬低郭沫若人格的网络文章的重要证据。

   在80年代产生的这些观点,符合反思文革、贬低郭沫若的时代思潮,但跟事实并不相符。首先,郭沫若对杜甫有微词是其一贯的表现,而并非如上述论者所谓的见风使舵、对杜甫“先扬后抑”。其次,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前后确实公开说过喜欢李白,但后来他对李白也有过严厉批评,他同王洪文、张春桥谈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13) 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共同特点。以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不可能只知道毛泽东肯定李白的一面,而不知道其否定李白的另一面。故他即便迎合毛泽东,也不会如此拙劣。再次,《李白与杜甫》开始写作于1967年,尊法反儒、批林批孔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开始展开的,在波橘云诡的激进年代,处于决策层外的郭沫若不可能在四年之前就能预料到后来的高层思想。即便遵法反儒开始之后,江青、张春桥多次到郭沫若家里逼迫他对此表态,他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反倒是不断承受毛泽东对他尊儒的批评,还险些被江青授意之下的冯友兰公开点名批判。综上所述,说《李白与杜甫》为了逢迎毛泽东,赶上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的观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1990年后,开始有学者超越“政治迎合说”,(14)去探测郭沫若通过《李白与杜甫》表达的更为隐秘的心思。最初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刘纳,她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认为《李白与杜甫》并非谨严的学术著作,而是“用文学笔法写成的书”,“在‘人民性’的标准尺度和‘扬李抑杜’的表层评价下面,隐隐然藏着作者不便言明的曲衷和异常微妙复杂的心绪”。这种“隐微”,即郭沫若通过李白的失败总结自己热衷政治的人生;通过对李白“活天冤枉”的描写表达对文革期间遭遇冤屈的文人学者的同情;以“对朋友是否讲义气和对权贵是否巴结”为做人准则对当时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做法提出质疑。(15) 刘纳的观点影响很大。有论者认为应该将《李白与杜甫》“当作散文或者是小说片段来读”,“是一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隐喻之作”,郭沫若通过李白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忠君”思想进行了反思。(16) 也有论者认为《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一次精神涅槃,是为自己唱的一首哀歌”,著者对“杜甫‘忠君思想’的恶评,其实质是想唤醒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与人格反思,摆脱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体现了郭沫若在文革中难得的“孤独与清醒”。(17)还有论文认为这是“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作者借学术研究寄托哀思、表达忏悔;对特定残酷环境不满和无奈;有意无意检讨自身,以及对古人进行月旦所表达复杂感情、传达复杂信息的著作”。(18)著名学者谢保成亦持相似的观点:郭沫若对李白政治失败的哀叹“无异于说此时郭沫若自己”,对杜甫的评价是针对当时荒谬的现实:“一边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几乎统统被打倒,一边是被‘馋臣’、‘贱臣’们‘人民化’的‘旗手’正干着‘大不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就不难理解郭沫若‘不得不如是’之‘抑’‘被人民化’的‘杜’的‘苦心孤诣’了。”(19)

   这种“人生总结说”和“情感寄托说”的共同点是受80年代纯文学和反思文革思想的影响,在政治/文学的二元对立框架下,将郭沫若从文革政治中超脱出来,赋予他“孤独与清醒”的先驱者的特质。这些观点产生的初衷在于一些学者反感于贬低郭沫若人格与维护郭沫若形象的需要,并且受到如下两方面材料的支持。一方面,我们以前对《李白与杜甫》创作的具体时间不能确定,信任与郭沫若有过通信之谊的周国平等人的说法,认为《李白与杜甫》创作于郭沫若的两个儿子离世之初,因此人们很自然的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从而赋予这部著作以悲剧和反省的色彩。(20) 另一方面,陈明远在大量伪造信件中塑造出一个跟当时政治环境疏离的“郭沫若形象”,从而诱导人们从“对抗”的角度去思考郭沫若跟局势的关系。(21) 但这些说法十分可疑。首先,一部反省文革的著作却成为文革期间少有的学术出版物之一,相关审查部门不会如此粗心。第二,据新披露的材料来看,《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在1967年4月11日他听到郭民英去世的消息前已经完成,(22)跟其“丧子之恸”没有关系。第三,陈明远披露的这批信件被证明是伪造的,此外关于郭沫若“对抗”那个独特时代的证据就几乎没有了,相反,至少在1967年3月开始写这部著作之前,郭沫若对于当时的政治态势并不抵触,只是后来,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去世和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才跟局势有所疏离。因此,在政治/文学的对立语境下,塑造出一个“反思”和“清醒”的“郭沫若形象”,可能只是部分学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出于维护郭沫若的需要而产生的良好愿望,而在事实上则经不起推敲。

   已有的“人生总结说”和“情感寄托说”虽然站不住脚,但《李白与杜甫》也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的确“隐隐然藏着作者不便言明的曲衷和异常微妙复杂的心绪”,只是这种“隐微”需要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阐明。

  

  

   《李白与杜甫》按出版时的目录排序,分别为《关于李白》《关于杜甫》《李白杜甫年表》,但在写作时间上,最先写出的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即《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交往》,其次是完成于1967年3-4月的《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也就是说,《李白与杜甫》最先写的是杜甫的部分。

   郭沫若1967年研究和评论杜甫,是有感于当时的杜甫研究现状。这在书中有明确表达:“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23) 据书中所引,所谓“近时的专家们”,主要指的是冯至、傅庚生和萧涤非三人。而他们在研究杜甫时,顺带也对李白有所评价。

   冯至在抗战时期就开始杜甫研究。抗战结束后,冯至转入北京大学,写出了《杜甫传》。在这部著作中,冯至根据自己辗转大后方的人生体验,对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充满了同情,他一方面赞美杜甫“面对现实,写出了许多替人民诉苦、为国家担忧的不朽的诗篇”,另一方面也指出杜甫出身官僚家庭,受儒家影响很深,将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但统治者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他的诗歌常常表现出矛盾的一面来。(24) 冯至一面对杜甫充满了敬意,另一方面则认为李白的游侠与求仙“是贵族的、与人民隔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李白对人世间一切的秩序表示反抗,看不起尧舜,看不起孔丘,只为了他自己要有高度的自由。”(25) 如此建构出了“人民诗人”杜甫与“个人主义”者李白的对立。

   傅庚生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48年到西北大学任教,不久写出《杜甫诗论》,于1954年出版。这本书主要跟仇兆鳌等传统中国的杜甫研究者对话,仇兆鳌等人认为杜诗“敦厚温柔”,“忠君忧国”,足以风化教育百姓。在傅庚生看来,“说杜甫是一贯地忠君忧国,‘一饭不忘君’,把讽刺诗都曲解为歌颂底,是统治者御用文人的鬼话。”“杜甫生在封建社会里,能够勇敢地站到人民这一面来,讽刺暴露社会上的种种腐败与黑暗的现象,实在是了不起的人。”傅庚生虽然也指出了杜甫“不能走向起义的人民”,思想上有矛盾,但高度评价他“到底又已走向人民这一面来,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与凶残,激动着人民的反抗情绪与正义感,拉长了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距离;他既曾写了许多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史诗,在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上是有功绩的。”“一定是人民的诗人,或至少是与人民相结合的诗人,才能够创造出有生命、有血肉、现实主义的伟大诗篇,与诗人的名字同垂于不朽,杜甫正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26)关于李白,傅庚生则发挥了明人顾宸的观点,后者认为,李白从永王李璘,是“文人败名事”,杜甫不以成败论李白,体现了他的“至性”。傅庚生在此基础上说:“李白既从李璘反抗朝廷,失败后定罪流放”,杜甫不站在“统治者诛求”和“被统治者驯伏”的一面对待李白,表现出了“反封建的意味”。(27)

萧涤非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抗战时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并担任《文史哲》副主编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委等要职,是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在《杜甫研究》中,萧涤非将冯至和傅庚生的论证进一步推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847.html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