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以来，给人类生活世界带来最大变化的莫过于启蒙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前者是人类走向成熟的根本标志，它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世界各地扩展的步伐却显得参差不齐、极不一致，以致于人们未能从总体上意识到启蒙运动对人类生活世界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相反，科学的发展却及时而整齐划一地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生活。今天，从被启蒙了的民主化国家，到仍处在最愚味无知的独裁者统治下的人们，其生活都离不开近现代物理学革命带来的技术成果。毫无疑问，人类生活甚至将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技术成果与技术产品。这种依赖性体现在两方面：科学与技术不仅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而且由于科学的量化本性和可演算特征，使得人类的整个生活世界建立在各种精确的关系上：照明必定要与发电站、线路网联系；离开电话，今天的人难得与亲朋好友保持经常性联系，而如果没有生物技术以及化肥、杀虫剂，今天甚至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来维持人类的生存。这种精确的关系世界使生活变得方便快捷、称心如意。于是，由科学技术确立或开展出来的生活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被当作最真实最可靠的世界。因此，科学也就成了人类理解生活、把握世界的唯一的可靠方式。人类由此从对科学的依赖转变成为对科学的信仰：人类的整个生活都被托付给了科学，科学成了给出生存意义的唯一源泉。

　　 然而，如果科学要保持为科学本身，它恰恰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更不能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因为构成科学的一个最内在的本性就是怀疑精神；没有怀疑精神，因而没有问题意识，任何真正的科学活动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怀疑精神使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承认自己给出的任何意义或原理都是相对的。否则，科学的任何进步都将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如果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理性的一种活动，那么，它只不过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或说是人类把握、理解生活-世界的维度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是有界限的。这绝对不等于说科学的进步是有界限的，更不等于说科学研究有禁区。对科学进步或研究领域的任何限定都是一种主观的独断设定。我们是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有界限的：我们的生活世界有科学这种把握方式所把握不了的维度或方面。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科学所揭示出来的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一个维度，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我们的生活-世界要比科学所开显出来的关系维度丰富和深奥，有科学永远把握不了的其他维度。对于生活-世界里的事物，我们不仅可以用概念（科学）方式去把握它，也可以用直观方式去理解它。事物在概念中的显现（意义）不能替它在直观中的显现（意义）。因此，就科学只是人类把握事物的维度之一而不是把握整体事物的唯一维度来说，科学的限度或界限是客观的，是它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活动方式所固有的。

　　 这里，需要首先澄清，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是什么？澄清了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从科学作为理性的一种活动方式这一角度去揭示科学的客观界限。人们经常把科学与宗教对应起来，而在中国，近年来人们也经常把科学与人文对应（不是对立）起来。在这种对应中，隐含着把科学与信仰、科学与人文科学区分开来的理解。从外延上说，与人文科学相对应的科学除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外，还有诸如逻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我们不妨把这类科学称为数理科学。那么，数理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根本性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它们又在什么意义上都可称为“科学”，从而共同与宗教信仰有所区别？虽然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曾引起广泛的讨论，但是上面这类问题却从未得到深入思考。然而，正是这类问题决定着有关讨论能否产生积极的效应。

　　 我们之所以把与人文科学相对应的科学称为数理科学，其全部根据在于，后者都要借助于数学的演算方法，并且都致力于确立精确的演算关系。不管是以自然界为其研究对象，还是以社会现象为其对象，数理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给出概念或符号，并确立概念间或符号间的演算关系。数理科学相信事物完全可以通过概念及其关系来把握和理解，因此，它不追求概念（符号）之外的意义。因此，数理科学给出的任何结论不仅要求得到逻辑（理论）上的证明，而且要求得到可通过概念被完全描述的经验，因而也即是可重复的经验的证实。否则数理科学的任何结论或意义都不能被视为是真的。但是，任何概念都是一种限定或界定，这意味着通过概念给出的任何意义都是有限的。就数理科学不追求概念之外的意义而言，它给出的任何意义都处在概念的相应关系中，因而都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只是在化学的话语（概念）系统中，水才呈现为H20这种氢氧化合物，而在这种概念系统之外，比如对于古人或没有化学知识的人来说，水就不呈现为这样的意义物。也就是说，水在化学里作为H20存在并不能穷尽水的意义，而只是水的可能意义之一。但是，化学正如一切数理科学一样，它并不把揭示事物在自己的概念系统之外的意义当作自己的任务，而是永远满足于揭示事物在自己的概念系统里的意义。一个理智健全的化学家不会试图通过实验去揭示水在诗人眼里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说数理科学是人类理解生活-世界的一种方式，因而也就是人类揭示生活-世界之意义的一种方式，那么，数理科学给出的意义世界永远是一个处在概念关系中的有限的、相对的世界。

　　 但是，人文科学，比如哲学、历史学、艺术等，虽然必须借助于概念体系或符号系统，但是，它们并不停留或满足于概念体系给出的意义，相反，它们真正要追求的恰恰是概念体系或符号系统之外的意义。简单说，它们要达到的是“言外之意”。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概念体系或符号系统（比如音符）只是它们借以达到绝对意义的一座可靠的“断桥”。它们之所以需要这个“断桥”，仅仅因为严密的概念体系能够保证把人们带到离它们追求的意义尽可能近的地方，以便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人们能够越过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永恒之间的断裂，从而理解绝对而永恒的意义。人们一般以为，“登楼撤梯，过河拆桥”是一切人文科学的最隐秘手法。但是，更确切说，人文科学只是借梯跃高，假桥飞岸，因为人文科学并没有直通其追求的绝对意义的桥梁。人文科学需要概念体系的帮助，但它并不相信通过概念的的演算关系就能完全把握自在的事物或人本身。因此，它作为科学不仅追求有关人或物的知识，而且追求如何与自在的他者（自在的人或自在的物）共在，也即与概念体系所无法完全限定的绝对的他者共在。正是在与自在的他者的共在中，人才真正作为他自身存在，而不是作为概念关系体系中的舞台角色而存在，因而他的存在才获得了不可替代（概念关系中的角色性存在是可替代的）的绝对性。人的这种自身存在的绝对性是他的绝对权利、绝对尊严的唯一源泉。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科学的使命终归与维护和揭示人的绝对尊严与绝对权利相关。

　　 因此，人文科学并不只是一种概念体系，它同时是人类维护与追求自身存在的绝对性──绝对权利、绝对尊严、绝对意义──的存在方式。如果它仅仅是一种概念体系，因而仅仅是一种知识，那么，它就不是人文科学，就如如果诗仅仅是由一些有严格意义的语词的组合，那么，压根儿就不会有诗这种艺术存在。人文科学面对的是物自身（或人自身），即自在物。自在物作为他者出现，并不仅仅是它在概念表象（意识）中显现给我们的那个样子，它永远有我们的概念无法显现、无法把握的方面，这些可能性方面构成了它存在于其中的整体。任何自在存在者都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者，而总是存在于整体中的存在者，这就是Seinde  im  Ganze  。只有当这个自在存在者仅仅被当作概念表象中显现的那个样子，即仅仅被当作与概念中表象物完全同一的东西，自在物才成为脱离了整体的自身同一物。自身同一物虽然获得了在思维中存在的规则性和精确性，但是，却失去了在自己位置上，即在整体中存在的神圣性和隐秘性。因为只有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不可归化为逻辑演算物的东西，才能保持自己存在的神圣性和隐秘性。自在存在者的神圣性和隐秘性虽然是不可认识、不可把握的，但却是可理解的。人文科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理解自在存在者的神圣性存在，从而给出生活-世界的绝对意义。在人文科学的这种理解活动中，概念体系或符号系统只具有诱导性或启示功能，而不具有规定性功能。文学、绘画、音乐如此，哲学、历史学也是如此。一个哲学体系就是一个严密的概念体系，但是，如果这个体系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那么这个体系本身就不可能封闭于其中的概念，而恰恰必须向概念所无法规定的绝对的意义领域开放，而且也只有向绝对的意义领域开放，这个概念体系才是有意义的。

　　 在这里，哲学或人文科学的概念体系首先不是向人提供知识，更不可能是提供绝对的意义，而是使人尽可能地摆脱日常经验或日常定识而向绝对的意义领域敞开自己。简单说，概念体系并不是人文科学的目的本身，人文科学需要概念体系，仅仅因为它有助于人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从而使人能够理解绝对的意义。

　　 就人文科学需要概念体系或符号系统而言，它与数理科学一样都是“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要求比数理科学更纯粹、更严格的概念体系。这里所谓更纯粹更严格，也就是更少日常意义，更少经验内容。表面上看，人们通常以为数理科学更远离日常生活，因而更客观中立、更精确。但是，数理科学之所以更精确、更客观恰恰是因为它更接近功能性的日常生活和经验活动，因而它能用自己的概念准确而充分地规定和表达事物在这种功能性的经验活动中和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数理科学的严密的概念演算必须以概念有准确而固定的意义为前提。正因为这样，数理科学对任何功能性的经验世界都是有效的，因而显得“客观”、“中立”。如果说数理科学不追求概念之外的意义，而是也只是以概念能加以规定和把握的功能性世界为对象，因而它的概念体系是一个精确、严密的数理逻辑体系，那么，人文科学恰恰要摆脱功能性世界而向非功能性事物努力，因而它的概念体系是一个严格而纯粹的自由体系，也即一个开放体系。数理科学通过概念体系把握和操控自己的对象，而人文科学则通过概念体系向自己的“对象”开放，更确切地说是向绝对的意义，向自在存在者开放。

　　 这也就是说，数理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所以都被当作科学，是因为它们都是通过概念体系或符号系统与自己的“对象”发生关系。也正是这一点，使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与宗教信仰区分开来。就人文科学追求与绝对的自在存在者共在，以便获得生存之绝对意义而言，人文科学与信仰有一致性。因为从根本上说，信仰也就是向自在而神圣的他者开放自己，寻求与自在的他者共在，从而取得生活世界的绝对意义。但是，信仰本身并不需要借助于概念体系或符号系统的自由演绎，而是直接通过对律法或诫律的践行修持来通达与绝对的他者共在。如果说人文科学是通过概念的自由演绎来摆脱功能性事物，把人从日常定识与功能经验中解放出来，使之向自在存在者敞开自己，那么，信仰则是通过律法或诫律直接把那些最容易使人沉沦受缚的功能性事物排除在生活之外，使生活直接就向绝对意义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人文科学基础上的生活一定是自觉的，而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生活则可能是自觉的（比如宗教创始人），也可能是不自觉的（比如一般信徒）。

　　 不过，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宗教信仰，就它们都追求概念之外的绝对意义而言，它们不同于数理科学。就其社会功能而言，人文科学甚至不是更接近数理科学，而是更接近信仰。在一些国家或民族里，人文科学甚至成为宗教信仰的替代物发挥着作用，就是这一点的很好的证明。所以，我们在这里把人文与信仰相提并论，用“人文-信仰”这一短语来与数理科学相对应。因此，在本文的题目“科学的限度与人文-信仰的空间”里，“科学”仅仅指上面所说的数理科学。

二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