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哲学在今天要面对什么问题和哪些经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5 次 更新时间:2018-01-25 20: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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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 (进入专栏)  

全球化处境下的问题:多元原则的正当根据何在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被称为全球化时代,因此,不管是个体,还是共同体,都生活在全球化处境下。那么,何谓“全球化处境”?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这样的遭遇:我们不期而遇地来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星球上,在对方眼里,相互之间都是服饰奇异、行为滑稽、言语莫名、习俗古怪的同类。这就是全球化处境。

   如何与这些怪异的同类相处?如何与这些既令人好奇也很有些令人讨厌的陌生他者建立一个有序的共同体?这是全球化语境下,哲学与人文科学真正要面对的问题。这里,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俗、不同的行为方式所呈现的,实际上就是迥异的民族身份、宗教身份、历史身份与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这个平台上,我们真正遇到的,是一个个带着这些多重身份的个体及其组成的地域共同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给人们带来困扰的首先就是如何与带着这些身份的古怪同类友好相处?而所有这些身份实际上都与人文传统、人文思想密切相关。所以,如果在全球化处境下,哲学与人文领域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贡献,那么首先需要面对这一困扰。

   这一困扰实际上向哲学与人文科学摆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相遇的人们在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身份千差万别,因此,根据这些身份来寻求达成共识与友好相处的道路显然是最为遥远的,至少是很不切实际的。但是,除了这些身份之外,人们是否还有其他身份比这些身份更重要、更内在?如果有,那么,所有被卷入到全球化浪潮的陌生相遇者,就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过分在意自己的民族身份、宗教身份与其他文化身份,同样也不必要、不应当过分关注他人的这些身份。相反,所有相遇者应当在意与关注那些更重要、更内在的身份,并根据这一身份来确立相互间的相处之道。

   简单地说,在全球化语境下,哲学与人文领域需要追问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类个体是否有超越民族、历史与宗教的普遍身份?与此相应,作为个体组成的共同体是否应承担超越民族与宗教的普遍使命?如果有,这一身份是什么?这个使命又是什么?不管这个身份是什么,它虽然超越了民族、历史与宗教,但是,它又必须构成了这些身份的前提,或者说,它必须使人拥有这些身份成为可能。

   这个问题是哲学与人文领域在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加以回应的最基础的问题。不过,最基础的并不就是最迫切的。因为全球化已经把人类抛入这样的境遇中,人们随时都有可能面对不同宗教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他者。人们不可能等到哲学弄清楚超越这些具体身份的身份是什么,才来处理与陌生相遇者的关系。所以,多元原则也就成了应对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的权宜原则。那么,多元原则真正说的是什么?虽然多元原则到处被作为旗号来标举,却很少探究它的真实内涵,更未对它的前提与界限做过深入追问。

   在全球化语境下被标举与奉行的多元原则,实际上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既然我们不得不与不同国家、各种文化、各种宗教打交道,那么,就应当倡导与尊重文化、思想、宗教的多样性。第二,不应追求与维护文化、思想、宗教乃至民族的单一性。第三,对于自己不喜欢、不熟悉、不赞同的思想、宗教与文化,应当给予忍耐,也即给予最低限度的接受。

   从这三方面内容看,多元原则包含着宽容原则。对于哲学来说,现在迫切要追问的是:多元原则本身是否是有前提的?或者说,上面的三方面诉求或要求是否是有前提的?因而,多元原则本身是否是有界限的?首先要追问的是,多元原则本身的正当性何在?正当性显然不能基于眼前的事实。也就是说,全球化把人类抛入了多元文化的处境之中这一事实本身,不能成为多元原则本身的正当性理由。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给出多元原则的正当性理由,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奉行的这一原则本身就仍缺乏正当性。

   正因为我们未能澄清多元原则本身的正当性理由,因此未能明确它的界限,这一原则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正出现被滥用的危险,以致诸多反对普遍原则、反对普遍价值,包括反对多元原则本身的一系列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以及极端宗教、极端政治也打着尊重多元的旗号,要求成为多元中的一元,要求成为特例。这正如历史上一系列不宽容的思想、不宽容的政治、不宽容的宗教一再标举着宽容原则,要求被允许、被接受、被承认、被宽容一样。而正是这些反普遍性、反多元原则本身、反宽容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与宗教组织,构成了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冲突的重要源头,甚至对近代成长起来并维护着开放与多元的现代社会的启蒙文化构成了腐蚀与威胁。

   这意味着,如果多元原则要把全球化引向有序,那么它就是有界限的。正如宽容原则本身不宽容一切不宽容的思想、政治以及宗教一样,多元原则并不使反对多元原则本身的一切思想、一切政治和一切宗教有理由成为多元之一元。换个角度说,多元原则并无理由要求人们尊重和忍耐那些反多元原则本身的任何思想或任何政治与宗教。相反,多元原则倒使人们有理由拒绝与否定反多元原则本身的一切思想、一切政治与一切信仰。

   这实际上等于说,如果多元原则是正当的,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有文化、思想、宗教信仰都需要接受多元原则的洗礼,都需要接受宽容原则的过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在全球化处境下,哲学人文领域面临着一次重估一切传统的任务,正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面临重新审定、叙述传统神话的任务,也如孔子面临着对诗书礼乐等一切传统文献进行重新删定、损益的任务。

   那么,多元原则何以是正当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与上面有关人的超越性身份之问相关。从根本上说,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之所以应当得到尊重与维护,不是因为这些文化、思想、信仰本身或别的什么原因,而只是因为人这种能创造出文化、思想、宗教的存在者,向来都是基于自己的自由存在才创造出这些东西。如果说文化、思想以及宗教构成了历史的基本内容,历史的不同就展现为这些基本内容的不同,因而如果没有文化、思想以及宗教,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历史,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如果没自由也就没历史。因为我们只是在自由的存在中才创造了这些东西。

   于是,有两个问题要追问:其一,为什么只是在自由中才能创造出文化、思想与宗教?其二,为什么在自由中创造的文化、思想及宗教是多元的?

  

自由如何构成文化世界及其多元性的前提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不管是文化,还是思想或宗教,都涉及非现成性、非直接性、非当前性的事物,否则,文化不成其为文化,思想、宗教不成其为思想、宗教。通过创造出文化、宗教,我们的生活不仅展现为与现成、直接和当前的事物打交道,而且展现为与非现成、非直接、非当前的事物相关。那么,究竟什么是现成事物与非现成事物?又如何理解直接性与非直接性、当前性与非当前性?

   这里,我们首先讨论现成物与非现成物的区分,因为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另外两个区分。所有能被行为、经验以及概念揭示、规定、凸显出来的事物都属于现成事物。比如,被提举这一行为揭示(凸显、规定)出来的“重物”,在生活中被经验为硬性的“硬物”,或者被经验为环境的“周遭世界”,以及能在概念中被规定为自身同一物而能够被定义为“此物”而不是“彼物”的各种具体事物。这样的现成性事物在存在上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被看成)是已完成的事物,因而它是封闭而确定的东西;其次,它随时可以成为手头的事物而发挥着某种功能,因而它有显著而明确的功能身份;再次,它可在经验关系中被加以规定,因而它随时可以被对象化为可加以探究、认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有显著的对象性角色。

   与此相反,非现成性事物则是尚未被规定、尚未被凸显出来的事物,或者未能被规定、未能被凸显出来的事物。简单说,非现成事物,也就是处在可能性中的事物。非现成事物有两种非现成性:一种是它能够成为现成事物,只是尚未成为现成事物;另一种是不可能成为现成事物,它永远只是作为可能性事物被打开。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非现成事物因其非现成性而无法上手而成为可手头操持的东西。虽然我们总是从非现成事物中抢夺、挖掘、凸显出某种或某些可能性而固化之,并统一为某一“什么”,也即综合为某一物,因而不断有新事物上到手头来而成为手头操持的东西。但是,如此一来,成为可手头操持的,实际上并非非现成物,而是从非现成物中转化而来的现成物。

   显然,现成性与非现成性的区分并非对应于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区分。因为现成性并非就意味着现实性,一把被埋藏在古墓里的利剑或酒壶,于今人而言就并非现实的存在。同样,非现成性也不等同于非现实性,因为至少有些非现成事物总是与现成事物相关而存在于现实世界,虽然它不上到手头来,却在手头边的涌现中退身,比如过去与未来的存在,康德意义上的“物自身”(虽然康德不认为它是现实的),海德格尔“视域的整体”或者作为整体而在的Dasein,总之,在所有揭示活动、规定活动中隐身退避的事物,它们都是现实的,却不是现成的。

   澄清了现成事物与非现成事物,我们可以更好理解直接性与非直接性,以及当前性与非当前性。这里与直接性相对应的不是间接性,而是超越性或境域性。在这个意义上,直接性就指匮乏性(需求性)的欲望(意志)存在(比如因饥饿而渴望食物的欲望),或消极的否定性欲望(比如因害怕而逃避的欲望)。而直接性事物就是与需求性欲望或消极的否定性欲望直接相关的事物。这意味着,所有直接性事物都必定是现成物,因为只有现成物才能解除匮乏而成为直接性存在(匮乏性欲望)的对接物,也只有现成物才能构成消极的否定性欲望所需要回避或排斥的对象。

   提到直接性事物,我们首先会想到与本能欲求相关的事物。本能的直接性就在于它是匮乏性的欲望或排斥性的欲望,它或者直接指向能填补匮乏或亏空的属性物,比如可吃的东西,或者直接回避、排斥(否定)一切直接带来消极后果的属性物,比如带来恐惧、疼痛的事物。这种直接性是一种封闭性的存在,因为它是被决定的。这一方面指它总是处在匮乏与满足这种循环中的存在方式是被给定的,另一方面指维持这一存在方式,也即维持这一循环本身总是依赖于循环之外的现成物,因为进入循环的现成物总是被上一轮循环所消耗而无法再维持循环。直接性存在的这种被双重决定了的封闭性,使它可以由因果性关系来加以规定。换言之,直接性存在是一种处在因果性关系中的存在。

   因此,如果我们的存在只是直接性的,因而只与直接性事物打交道,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是被双重决定了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是因果链里的生活。这种封闭的生活不管看起来多么不同,实际上永远只是重复、循环的生活,因为它的内容永远只是匮乏与满足,而不会有任何新的内容,包括不会有任何增补或装饰。只有跳出这种直接性的存在,成为超越性的存在,才能敞开新的可能性而增加新的内容。

   所谓超越性存在,最一般言,就是这样的存在,它突破了匮乏(需求)性欲望与消极的否定性欲望,以及与此相关的现成物。换句话说,作为超越性存在,非直接性存在跳出了需求性欲望与消极的否定性欲望,并因而超越出了直接性的欲求:它能自我肯定而能否定一切外在否定。也就是说,超越性存在能够从自身出发而不依赖于自身之外的事物进行肯定与否定,因而它能够突破一切自身之外的事物的决定,而不被锁闭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封闭性关系之中。

这首先是说,超越性存在的自我肯定既能够不依赖于自身之外的事物,也能够不通过自身之外的事物,它(肯定)的存在活动能够单纯从自身出发,也即从自身的纯粹欲望(意志)出发而欲求自身给出来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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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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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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