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辨识儒家社会的高次元自由精神:兼论儒家规范与自由主义的相容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 次 更新时间:2018-07-17 14: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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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相对于西方社会推崇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儒家社会却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推崇个体责任优先的价值观;由此,儒家社会往往也被视为缺乏个人自由,儒家规范被视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制约。但实际上,儒家的社会规范建立在“尽其在我”责任观之上,它不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和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相反,它有助于自律性自由的培养和发展,有助于克服权利至上的个人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困境。因此,要真正发展实质性自由,还需要从儒家社会的责任文化及其相应的社会规范体系中汲取丰富营养,这也是有为政府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儒家;社会规范;自律性自由;责任文化;德治

  

   一、引言

  

   一般来说,有为政府赋予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更大、更积极的功能,而这嵌入在儒家社会的文化和认知之中;究其原因,儒家社会在更大意义上体现了裁判者性质,从而也容易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然而,长期以来,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却努力刻画和凸显儒学与自由之间的紧张:自由是传自西方的舶来品,自由观念与儒家的伦理纲常是相悖的,进而儒家社会也被视为专制的。相应地,如果赋予政府更大的经济功能,就必然会损害个人自由。那么,儒家文化及其规范果真与自由相对立吗?确实,传统儒家社会缺乏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但也并非没有自由或不重视自由。事实上,儒家强调的“正心”“诚意”“致良知”以及“养浩然之气”都是在追求修养和自由,进而,在追求修养和自由的实现过程中还创设的一系列社会规范,从而得以将个人自由的提升与整体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联系起来,进而有助于实现一个包容性的现实世界以及打造出一个大同理想的未来世界目的。很大程度上,儒家的自由不仅体现为人性的全面升华,还体现为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不仅体现为一种无干涉的消极自由,还体现为一种自由实现的积极自由;不仅体现为法律约束下的适应性自由,更是体现为一种更为高级的自律性自由。有鉴于此,本章尝试对自由的基本含义以及儒家社会规范体系作一逻辑性的剖解,探究儒家规范与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由此挖掘出嵌入在儒家社会中的高次元自由精神;进而,通过剖析中西方所侧重“自由”内涵的差异,可以更好地探寻当前中国社会促进自由发展的基本途径。

  

   二、自由的基本内涵及其历时性发展

  

   现代流行的自由主义来自启蒙运动后的西方社会,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并推崇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进而反对包括政府在内一切外来力量对个人生活状态的干涉。拉斯基写道:“在自由主义看来,这种干预是对个人人格的禁锢。这一切的后果是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自由主义虽然总是标榜自己的普遍性,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在它的利益与它所努力导向的社会二者之间更偏向于前者,虽然它拒绝承认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局限性,不论是阶级方面的还是纲领方面的,甚至是种族方面的,自由主义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仍然是一种限制。”[①]不同于西方社会致力于将自由主义与个人权利联系在一起,儒家社会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特征,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强调对社会规范的遵守,进而推崇个体责任优先的价值观。正是基于这些差异,儒家社会往往被视为缺乏个人自由,儒家规范则被视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制约。黑格尔就曾批判说,东方社会的专制政体中没有个人自由,缺乏主体自由。那么,儒家的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之间果真不相容吗?这就涉及对自由本质和儒家规范特性的理解。

  

   其实,“自由”一词本身就有多重含义,这种多义性导致了它常常被滥用。费彻尔就区分了自由主义自由和民主主义自由,其中,自由主义自由以个体为自由主体,把自由视为个性能够在其中得到发展的活动空间,从而要求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尽可能地少介入每个个人的私人领域;民主主义自由则以公民为自由主体,把自由视为个人被参与塑造共同体生活的机会,从而要求将自由度与公共权力的现实参与度联系起来。[②]很大程度上,儒家社会与后一分析路径更为接近,因为它把人视为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孤立的个体。同时,在本体上,自由意味着人们能够不受干涉地过他们认为适宜的那种生活。由此,“自由”一词派生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含义:消极自由强调主体选择的生活状态不受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则注重行为主体能够实现其生活状态的能力。问题是,任何一项自由和权利如果不受限制和约束,那么就会退化到霍布斯的“野蛮丛林”,此时只有强者才拥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而且这种自由和权利往往还是短暂的。

  

   由此就产生了社会规范和公共制度的需要。科斯就指出,“对个人权利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利的制度。”[③]托克维尔则强调,“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大部分带人盲目轻视规章的这个问题更可悲的了。”[④]同时,在长期社会互动产生的实践理性也会引导社会个体自觉地遵守公共制度和社会规范,从而就有助于实现各种自由之间以及各种权利之间的共存。相应地,人类自由的内涵就由无支配、无干涉上升到自律性,人们可以认识到自身的长期利益进而对其短期行为进行克制。康德就指出,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量使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协调一致,法律所制约的是外部自由;而道德是依靠上帝的权威是个人自觉地遵守它发出的绝对道德律令,道德所约束的是内在自由。

  

   进而,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规范都体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意志和要求,因而,法治下的自由根本上也就体现了民主主义自由的基本内涵。相应地,人类社会从摆脱外在自然的束缚到摆脱内在自然的束缚就促进了自由主义自由向民主主义自由的迈进,促进了从不受干涉的自由到自律性自由的发展。当然,民主主义自由可以是形式的也可以是实质的,现代社会那种注重一般的抽象规则以及法律面人人平等的自由实质上就是形式意义上的,因为它忽视了具体个体的身份差异。相应地,形式的民主主义自由最终会导致少数人的诉求和意志被压制,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或者弱势者对强势者的依赖,导致公共权力的膨胀和滥用,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很多有识之士都努力超越这种纯粹的形式的民主自由主义,穆勒如此,马克思如此,德沃金如此、森也如此。[⑤]同样,中国大儒们也是如此,他们探索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规范体系来促进实质性自由的发展,促进自律性自由的深化。

  

   最后,需要指出,西方社会关注个体权利的自由观也内含了深刻的逻辑冲突:一方面,它强调人们拥有和平地追求他们利益的独立权利而不受干涉,这包括经济领域中的投资、保留和遗赠的权利以及政治领域中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它强调人们拥有获得与贡献相称的劳动收入、保障基本生活的社会福利的社会权利,这包括经济上对合作的平等条件的要求以及政治上平等地影响政治进程的要求。前者保护个体的天赋权利,承认差异性;后者则关注社会的现实权利,注重平等性。显然,要解决这两种权利间的冲突,就需要求助于儒家的责任观以及派生的自律性自由观,进而就涉及对自由的本质认知。

  

   三、儒家社会立体式的社会规范体系

  

   西方社会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将自由视为人生来就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而发展出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同时,它把所有社会个体都视为平等的,从而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与此不同,儒家认为,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或共同体而孤立生存,而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强弱是由每个人所处的具体地位和社会环境决定的;正是基于对社会中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依赖性以及依赖程度不同的认识,儒家社会形成了集体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儒家把人的权利视为源于社群关系,即,每个人都将包括所有其他伙伴的公共福利视为己任;结果,西方社会中存在的那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性在儒家社会就大大地化解了,甚至还可以塑成共生共融的关系。

  

   儒家之所以特别强调每个人所应承担的义务,基本原因就在于,个体出生以后首先是从别人或社会那儿获取生存的营养,一开始就享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正如梁漱溟所说,“看似群体不外于个体集合以成,其实个体乃从社会(种族)而来。社会为本,个体则其支属。”[⑥]相应地,儒家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尽其在我”的人伦观,这种人伦观强调,个体应该对群体和社会尽义务履责任,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权利优先价值观,儒家社会强调的是责任优先:个体首先对他的首属群体具有责任,需承担一定的义务;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儒家社会的责任文化,并衍生出一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观念。

  

   基于个体与群体的依存关系,儒家的“尽其在我”责任观还呈现出这样两大特性。首先,与西方社会他律性的法律约束相比,“尽其在我”责任观主要源于自律。唐君毅写道:“我们常人的习惯,总是想把力量往外用,总想对外界有所支配。这同自觉的道德生活,是极端相反的。我们若不求自觉的道德生活则已;如欲求自觉的道德生活,我们首先要把我们全部的生活习惯,翻转过来,把力量往内用。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指派自己的价值,看成比支配世界高,去做如上之思维。”[⑦]其次,基于社会关系的强弱不同,“尽其在我”责任也存在层次性。一般地,社会责任首先表现为在有机形成的个人关系内部发挥其作用:既然人的行为脱离不了其所属的共同体,从而也就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人式的行事方式;而且,在关系越密切的共同体中,这种社会责任表现得也就越强烈。

  

   进而,正是基于这种自律性和层次性,“尽其在我”责任观也呈现出相当强的软约束性质。因此,如果缺乏足够强的社会规范体系,那么,软约束问题最终将会瓦解建立在“尽其在我”责任观之上的社会秩序。既然如此,儒家又是如何建立和维持它的社会秩序的呢?这就涉及儒家社会中逐渐演化出或“设计”的一整套、多层次的社会规范体系,这里简要作一梳理。

  

   第一,尽管“尽其在我”的责任之间本质上是互补的,但人们也可能不尽自己的责任,那么,又如何制约这种不履行责任的行为呢?针对这种情形,儒家社会首先强调的是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一个不尽责任的人将失去社会大众的尊重,在关系本位的社会中将会很没面子,从而带来耻辱的心理制裁;这对上位者尤其是严重,因为上位者的地位和尊崇以及来自下属的信任都与他的责任行为密切相关。

  

   第二,尽管儒家社会舆论崇尚“仁”,但这种仁爱又具有特殊主义的特点,从而可能造成狭隘的本位主义,那么,又如何克服本位主义之“仁”呢?针对这种情形,儒家强调通感的扩展,主张以“义”来补充“仁”,“义”就是以“仁”为基础而做出的合适的正义判断。[⑧]在儒家看来,仁爱和正义本身则是责任的基本构成要素,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人同时要兼顾仁爱和正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善性的本质。由此,儒家特别强调公和私之别:私的领域实行“仁”的亲亲原则,公的领域则实行“义”的兼爱原则。在这里,儒家不仅强调上位者的社会责任,强调公私分明,而且要求上位者充分发扬其善性而将亲亲原则和博爱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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