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18-06-24 12: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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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按: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讲座上的发言。

  

   当三联书店的编辑告诉我,这次推广会放在北大时,我心中怦然一动。我离开北大刚好十年。当年在北大时,对北大的景物关注度不够。有一年,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对我说,很怀念北大二院(历史系)的紫藤,我听了很诧异,回来后才看到二院的紫藤花盛开。

   今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两个甲子,北京大学是变法的产物,也就是北大的一百二十周年。再过两个星期,6月11日,正是“百日维新”的起始日。离开北大后回北大讲戊戌,感觉上是有点奇特,当然也只是巧合而已。

  

问题的发生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题目,是近几年最为关注者。我写了几篇非常学术性的论文,字数加起来大约有三十万字,十分繁琐。我在这里尽可能讲得不那么学术,尽可能简要明白一些。

   大约在五年前(2013),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康有为戊戌时期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的论文。这项研究的起因是,既然台北的史语所研究员黄彰健院士已经证明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既然中国人民大学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经发现《杰士上书汇录》和许多康有为的原始奏折(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拟的),称戊戌变法是“君主立宪式的改良主义运动”,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据;那么,戊戌变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想以可靠的档案与文献为基础,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结论来。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计划,申请了一个项目,准备用一年半的时间,写一篇五到十万字长篇论文。我得到了一笔小的资金支持。

   可是,研究进行没多久,就卡壳了。我遇到了两个难题。

   一、1898年(戊戌)之前,康有为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内容大约是:儒家的《六经》皆存世,即“今文经”,秦始皇并未焚尽;所谓“古文经”,皆是伪经,是西汉时领校“中秘书”(皇家藏书)的官员刘歆所伪造,目的是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此即“新学伪经说”。中国的早期历史“茫昧无稽”,尧、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创造,其目的是以民间“素王”身份来“改制立教”。不仅《春秋》为孔子所创,《诗》《书》《礼》(《仪礼》)《乐》《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创造出来的。此即“孔子改制说”。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虽然非常大胆,也非常极端——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服务于“新朝”,今文经是孔子创造的,以能“改制”,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但若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来看,两说皆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而非为最终的结论。用今天的说法,属于“中期研究成果”。如果仅仅用“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去解释当时的康有为,那么,他只是一个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不会那么热衷于政治活动:不会去自办万木草堂,不会去自办各类报刊,如《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不会到广西去讲学,也没有必要去办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之类的政治性组织,更没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给光绪帝上书。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

   二、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奏折来看,向光绪帝提出的政策设计大体上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历史来说事;但从康有为的著述来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从康有为的讲学内容来看,如《长兴学记》《桂学问答》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万木草堂门生笔记,却很少有西方思想与制度的内容,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多的部分属经学。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实法公理全书》,谈的是人的权利与民主制度,然其根据也不是西方思想与制度,而是西方数学中的“几何公理”。1891年,康有为与广东大儒朱一新有一场论争,康在信中说:

   ……缘学者不知西学,则愚暗而不达时变;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故仆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然此为当时也,非仆今学也。

   “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不仅早于孙家鼐(见其奏折,1897),更早于张之洞(《劝学篇》,1898)。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戊戌变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这个推动者却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也没有去过外国,他能得到的外部资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机构、西方传教士等人翻译的西书,其中以声光化电、机器制造为主,关于西方思想、制度、经济与社会学说的书籍相当有限。他可能也看过一些日本译书,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若真读书,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上面说的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也无人听得见。他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纯属偶然,不是由他来决定的。如果不能进入政治舞台的话,他的政治抱负又是什么呢?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进入了瓶颈。2015年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个月,试图开一点思路,结果毫无效果。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没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是不那么浪漫的。

   恰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进呈本(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便转过头来研究梁启超的著述。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

  

   《大同书》的写作时间: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说法

   康有为无疑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最重要的政治功绩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他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不小的麻烦。他指责刘歆造假,赞扬孔子创造,他自己的文献也有作伪之处。前面提到的《戊戌奏稿》,就是典型的一例。

   康有为的另一大作伪是在《大同书》写作时期上“倒填日期”。1919年,康写《大同书题辞》中称:

   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

   “甲申”,1884年,是年有中法战争。康在《大同书》绪言中,也有相同的说法:“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对此,上海历史所的汤志钧教授已证明其伪,说明该书是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时写的,以后屡有修改。由于汤志钧教授的这一贡献,学术界大多不再将“大同”作为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

   比较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头号门生梁启超的说法。1901年,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发表《南海康先生传》,称言: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发明改制之义……次则论三世之义。春秋之例,分十二公为三世,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据乱升平,亦谓之小康,太平亦谓之大同,其义与《礼运》所传相表里焉。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也。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

   按照这个说法,康有为已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并将之传授给梁启超等少数门生。1911年,梁启超出版由其亲笔抄写的《南海康先生诗集》,在《大同书成题词》后作了一个注:

   启超谨案: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始终其条理,折衷群圣,立为教说,以拯浊世。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1901)、壬寅间(1902)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为方今为国竞之世,未许也。

   这个说法与前说有了不同。“二十年前”为1891年,梁启超刚刚入门,只是“略授口说”;“著为成书”的时间是1901-1902年。这也是汤志钧教授推翻1884年说的主要证据。1921年,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称言: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之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梁启超又称其在万木草堂已经读到了康“秘不示人”的著书。三个时间,三个说法,如果相信梁启超的说法是真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康有为已将“大同学说”的部分内容传授给梁启超;二、康在戊戌时已有著书,如梁先前所说的《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但绝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大同书》。

  

   “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容

   汤志钧教授证明了《大同书》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所写的,但他同时认为戊戌时康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主要证据是《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礼运注》的成书年代也有点问题,现有的证据说明,该书也是康在大吉岭时完成的。

   由此再来检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康有为确实提到了“大同三世说”,但十分简略。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称:

   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

   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称“尧、舜如今之滇、黔土司头人也”;又称:“尧、舜皆孔子创议。”(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此处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即孔子创造出尧、舜,圣意在于“太平之治”;孔子又创造出文王,是为“拨乱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讲“大同三世”,这里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释,不易察觉。我仔细查看《孔子改制考》,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六条。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称: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康的这一说法,是对《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扩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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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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