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 次 更新时间:2018-06-22 15: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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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田野工作具有实证性格与人文气质的双重特性,所谓“田野工作的想象力”介于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展示了“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一种可能性。从田野与理论的关系来看,田野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从经验现实中直接生发出来,也不是从中层理论中推演出来,“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空间是由经典理论的问题域给定的,但在实际进入田野后,理论的力量需要完全融化在对经验现实的敏感中。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来看,复杂性成为田野工作由微观通向宏观的关键所在。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对“家乡社会学”的自然正当性的反省;对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突破;把行动者分析而非结构分析作为田野工作的焦点;将历史视野带入田野中。“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具有手工技艺的特点,其养成需要特别的耐心。

   关键词:田野工作的想象力 二重性 复杂性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16ZFG84001)、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应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一、小引

   相对于定量研究而言,质性研究因为具有很强的“手工性”而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诸多的质性方法手册试图把质性研究中那些浓厚的个人体悟转换成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但终究是得其形而失其神。在某些深具“科学的傲慢”的实证主义者看来,这正是质性研究科学性较低、可操作性较弱和可积累性较差的表现。然而,仅仅用科学的标准衡量质性研究无疑是一种眼光褊狭的表现。正如韦伯(2009:84)所说:“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中,我们的因果说明标准可以通过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满足,这同时也给非理性这一概念的含义涂上了一层性质不同的色调。至少在原则上,我们不但可以把自己的目标设定为:对人类行为进行解释是‘可能的’——在符合我们法则性知识的意义上,则是‘可领会的’。我们还可以想办法理解它,也就是说,去辨别‘可在内在经验中再现’的某一具体‘动机’或动机丛,可以根据掌握的原始资料,在一定的精确度上把此动机归于所考察的行为。”韦伯所谓的“理解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是对实证主义和直觉主义的一并批评,他所强调的是介于实证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因果兴趣”的考察,而质性研究所追求的也正是“介乎其间”的理解技艺。这种“二重性”在田野工作中体现为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的运思。威利斯(Willis,2000:viii)因此提出了一个“民族志的想象力”(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的概念。尽管威利斯(2013:320)所谓的“批判性民族志”意在打破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界,但他所提出的“民族志的想象力”还是具有较强的人类学色彩。因此,本文使用“田野工作”这样一个虽然也源于人类学,但应用范围比人类学更加广泛的说法来改造威利斯的概念,这即“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由来。一方面,田野工作不能只凭借“朴素的经验”和“空洞的直觉”展开,在这方面,社会科学的田野工作与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并非绝然不通——它们同样需要具有科学求证的精神,同样需要一定的程序和特定的技艺,也同样需要超越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评判。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并非暴露或藏匿在田野的自然现象,而是按照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去建构或加工出来的。无论是对这些对象的观察,还是对它们的解释,都需要埃文思-普里查德(2010:58)所说的“艺术家的富于想象力的洞察力”或布洛维(2007:118-127)所谓的“反思性科学”精神。因此,“田野工作的想象力”是在实证性格与人文气质之间展现出来的。它“既不要看成像艺术那样具有奔放的创造性,也不要看成像科学那样具有广负盛名的突出的系统性”(沃尔科特,2011:4),而是要将科学的要素和艺术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结合在一起,如孔子所说的“叩其两端”,“允执其中”。本文不想过多从理论层面来分析田野工作这种“介乎其间”的技艺,而是主要结合笔者个人多年的田野工作,尤其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本文以下简称《大河》)(应星,2001)的成书过程,来谈谈个人的体会。

  

   二、在理论与田野之间:田野工作的源、流、变

   理论对于田野工作的重要性看似不言自明,个中奥秘却非众人尽知。我们需要深究的是:什么理论才是真正重要的和相关的?理论的重要性在田野中到底是如何体现的?

   (一)经验研究的位阶与理论的相关性

   现在许多人对质性研究方法有一种追捧的热情,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竭力探寻“秘诀”和“捷径”的冲动。但无论是韦伯(2013:72-73),还是布尔迪厄(2015:30-32),都曾反复告诫过我们:对研究方法的探寻在重要性和迫切性上远不及对理论本身及研究问题的思考。为了避免受到“理论薄弱”和“缺乏传统”的批评,我们又看到学界另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象:许多研究论著在文献综述部分热衷于堆砌大量的“相关”文献。比如,做中国乡村研究的,恨不得把所有知名的中国乡村研究文献都罗列进去。殊不知“相关文献”具有一种辨证的色彩:许多与研究对象看似相关的文献其实是不相关的,而另一些与研究对象看似无关的文献恰恰是最相关的。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相关文献”的错位现象?这是因为许多人弄不清经验研究的位阶及其理论的相关性。

   一般来说,一个优秀的经验研究会同时涉及三个层次的内涵:基本问题、分析传统和特定对象。这三个层次在社会理论上大体对应经典理论、中层理论和工作假设这三个层面。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经验研究的基本问题来自对社会事实的观察。这个说法可以一直追溯到默顿1959年在《论社会学中的问题发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按照他的说法,社会学问题的构成要素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发问,即通过描述事实的疑问或探讨不同社会学变量之间关系的一致性来提出问题;第二是疑问的基本依据或理由,即通过他所谓“中层理论”的综述,确定所提疑问的学术价值;第三是阐明疑问,即在文献综述后进一步澄清疑问,提出研究的工作假设(默顿,2001:22-40)。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在西方和中国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看到的最标准和最主流的程序。然而,在这个提问流程中,经典理论有什么位置吗?默顿坦率地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学把主要关注点(但不是惟一关注点)放在发展中层理论上,它就能够取得进步;如果它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发展大而全的社会学体系,则它就会停滞”。尽管他也承认社会学具有人文和科学的两面性,但他显然更强调社会学的科学性:“在更为精确的科学中,由于相当遥远的过去的理论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被结合到现今的积累性知识中,所以对过去伟大贡献者的纪念实质上被保留在这一学科的历史之中”(默顿,2006:74,43)。然而,亚历山大(2006:180-202)对默顿的这些说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重新提出了经典文本的中心地位:正是经典文本化约了复杂性,确立了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最低共识;也正是经典文本为社会学提供了独特的、非进步性的贡献。他略为夸张的说法是:“马克思之后可曾有哪位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写出一部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既具有敏锐性和复杂性又具有明显的概念完整性的经济—政治性的历史著作?”(亚历山大,2006:201)

   经验研究的这三个位阶也可以用源、流、变这三个概念来表述。我们进行经验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从社会现实中直接生发出来的,也不是从中层理论中推演出来的,而是由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福柯等经典理论家①分别勾画出的问题域给定的,它们构成了重要学术问题的真正源头,也成为我们在田野中的想象力的基础所在。而经验研究的分析传统是在各个经典大家提出的问题域内发展出来的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的“中层理论”,②它们构成了由各部经典所构造出来的大江大河干流上的各条支流。比如,在马克思的问题域内,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尔都塞这样的一级支流,而在阿尔都塞之下又可以看到波朗查斯(N.Poulantza,也译为“普兰扎斯”)这样的二级支流,等等。经验研究的特定对象则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直觉、生命体验和时代意识确定的研究入口,也是推进经验研究的最初动力,是在源、流冲击下产生的变体。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人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当作研究问题或分析传统,在村庄做研究就以为自己做的都是乡村研究,在工厂做研究就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劳工研究,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就以为自己关心的理论问题是所谓的“农民工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借用格尔兹(1999:25)的一个说法:“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作研究。”同样是在乡村或工厂,完全可能基于不同的问题域而做着互不相关的研究。布洛维(M.Burawoy,也译为“布若威”)是沿着马克思、阿尔都塞、波朗查斯这样的干支流问题路径,才最后确立了他所做的劳工研究的位置(布若威,2008:1-25)。因此,对于那些想追随(或挑战)布洛维的路数做中国劳工研究的,最重要的相关文献是马克思,其次重要的相关文献是葛兰西、阿尔都塞、波朗查斯等这些不曾以劳工为特定对象的研究者。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把握布洛维的学术贡献及其可能的问题,也才能确定自己的着力方向和研究对象。③至于那些以劳工为对象的研究文献,除了一小部分在上述路径下真正相关的文献,其余的大多数文献,或者基本的问题意识或分析传统与布洛维毫不搭界,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学术传承,仅仅是“课题学术”“职称学术”“学位学术”这些学术大工业机器不断炮制出来的垃圾产品,它们谈不上是什么“相关文献”。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做的每项研究,写的每篇文章和文献综述都一定要从经典大家写起。如何做综述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大河》虽然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但形式上根本就没有“文献综述”这个环节。不写综述,并不等于不做综述。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并不是中层理论的堆砌能力和杜撰概念的所谓“创新”能力,而是对经典文本和核心文献的洞察力。我们扪心自问:那些堆砌如山的参考文献列表中可曾有那么一两部经典作品,让我们先是欣喜若狂、彻夜难眠,而后一遍又一遍地研读和一字一句地琢磨?或者那不过都是一些冷冰冰的,用来装潢门面的“八股”材料而已?我们需要反省一下:当所谓“宏大理论”尽皆被抛,默顿式的中层理论一统经验研究的天下的时候,是不是经验研究从此陷入低水平循环的一个根本因素?

   笔者下田野前没有读过多少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书籍,连《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天真的人类学家》这类“田野揭秘”的书也没有读过,对各种乡村研究文献也涉猎很少,更没有读过任何关于移民研究、信访研究或行政诉讼的中层理论。笔者读硕士研究生前有两个基本的兴趣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和现代国家的权力构建、运转及嬗变问题。前一兴趣促动笔者完成了关于近代中国教育场域转型的硕士学位论文。但在准备硕士学位论文的同时,笔者一直未能忘怀阅读《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1982)所激发出来的对权力问题的探究兴趣。而在此时,笔者非常幸运地在北京大学遇到一批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我们先是在社会学系组成“麻雀读书小组”,广泛阅读包括韦伯、布尔迪厄、吉登斯、福柯在内的社会理论大家以及包括史景迁、孔飞力、华尔德在内的中国研究名家的著述。1996年7月,我们这批朋友硕士毕业后,由李猛主持,在北京大学组成了跨学科的福柯读书小组,以《福柯文选》的翻译为由头,开始一字一句细读福柯的重要作品。由于李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福柯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福柯读书小组能找到恰切的读书入口。我们对福柯的阅读有以下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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