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与中国式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2 次 更新时间:2022-05-02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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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进入专栏)  

摘要:在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时,历史视角具有基础意义。“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密关联。儒家伦理、文武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乡土为本等中华传统对现代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口、空间、多民族等历史条件同样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社会与政治基础。诸种历史要素以不同方式汇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两宋时期开始的向所谓“近世”的变革,从18世纪90年代到1949年两次跨越世纪的巨变,显现出中国传统向现代过渡和转型的漫长性、艰难性和复杂性。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这些关联、融合、过渡和转型过程有着独特理解。


现代化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领域,其成果对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过广泛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界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即已起步,积累的成果颇为丰硕,但既往研究普遍存在历史关怀不足的问题。即使那些强调以中国社会为主体的现代性研究也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因此,有必要从中国经验的主体性出发重新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要素及作用。


一、现代化研究的源流与历史视角的重新激活


西方以“现代化理论”为名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出现,而后又经历了发展理论和转型理论的演变。作为现代化研究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虽不曾使用“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但其思想构成了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源头。对现代化研究产生影响的经典社会理论家当然不止韦伯一人,但鉴于韦伯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与“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帕森斯之间的思想关联,因此需要通过简略对照韦伯与帕森斯的相关思想来对西方现代化研究正本清源。

韦伯关心的核心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是一种特有的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的发展,他称之为“理性化”(rationalismus)。这种理性化既指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即技术的理性主义,又指思想层次上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伦理的理性主义,同时又指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即实际的理性主义。在《宗教社会学文集》绪论中,韦伯开宗明义地道出基本关怀:“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时,都会必然地和正当地铭记如下特殊问题:各种情境因素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少我们倾向于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所用的“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概念。它最初出现在西方中古晚期,表达的是基督教对世界的理解,后经赫尔德、康德、席勒等人阐发,强调了在历史目的论色彩下某些文明史与一种普遍有效性诉求的联结,是从世界进程中所挑选出来的对当今世界形态产生本质影响的事件史。但韦伯摈弃了“普遍历史”概念中原有的神学和目的论色彩,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只在西方近代文明中才出现的那种独特的理性主义所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韦伯在处理理性化及其传统的关系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把社会学体系建立在对世界诸宗教文明的比较历史分析基础上。也就是说,韦伯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对包括经济、支配、宗教、法律、组织、身份群体在内的“诸社会领域”“世界图像”及“生活秩序”的经验研究,与他的比较历史分析密不可分。在比较中,各大文明的传统绝不是一些简单被否定、被克服的对象。尤其是在他独具特色的方法论和概念体系中,传统与现代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卡里斯马”(charisma),它在文明史中各不相同的作用方式更加深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性。因此,韦伯对不同文明传统的历史分析是深入的、复杂的、耐心的。其二,尽管韦伯认为西方基督新教文明这种理性主义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然而在他看来,这种理性主义并不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发展趋势,相反,无论在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之间,还是在宗教、经济、支配、法律诸领域之间,都充满极其复杂的张力。他强调“理性化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并存在所有的文化生活圈中”。其三,韦伯对西方理性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给出一个普遍的、乐观的评判,毋宁说他对此的态度是晦暗不明甚至忧心忡忡的。

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主要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尽管帕森斯是韦伯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但在他的传播中,韦伯思想被进行了结构功能主义式的全面改造。这种改造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帕森斯所构筑起来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现代化理论中,传统已经完全沦落为现代的对立面,所谓的“现代化”成为万流归一的趋同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的研究价值被大大贬低和简化,历史研究因此被驱逐出社会学研究的殿堂,“分化”和“演化”成为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其次,帕森斯赋予现代化强烈的进步论色彩,“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可以与“落后(保守)—进步”的二元对立相互置换,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这些作为现代化指标的正面价值变得毋庸置疑,韦伯所揭示的理性化可能面临的种种复杂后果被极大程度地化约了。最后,韦伯在比较诸文明史中固然强调了西方基督新教的理性主义的独特性,但他依然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掘了其他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动力源泉。而帕森斯却把西方这种独特的理性主义放大为简单粗暴的“西方中心论”。去历史化、进步论和西方中心论成为帕森斯赋予“现代化理论”的三个基本特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发展理论(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对帕森斯等人提出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某些批评,力图矫正“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和单线进化论,并用“中心—边缘”概念来揭露西方自我成长的中心论。但是,依附理论更多是把焦点放在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横向关系上,并不曾克服现代化理论的去历史化问题;世界体系理论尽管属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盛的比较历史分析潮流,但是沃勒斯坦这种“中层理论化”的理论取向及其“目的论时间性”与韦伯理性化分析的旨趣相去甚远。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市场转型理论则将关注焦点转到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问题上,波兰尼关于资本主义市场及社会保护机制的兴起的历史分析概念被移植到对最近30年来再分配社会的市场转型研究中。总的来说,帕森斯以降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社会学),由于抽离了深厚的历史视角,最后不免被碎片化、相对主义化的后现代思潮所捕获。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概念与从西方理性视野中赢得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旦消失,我们便可以从后现代研究者的陌生立场出发,对似乎是独立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加以相对化。”

上述对西方现代化研究源流的简要回顾,有助于澄清一种流行的误解,即社会学应更多关注社会发展的最新变化,而把发展的历史分析交给史学家。事实上,理性化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韦伯、托克维尔这些经典社会学大家已树立将历史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紧密结合的典范。而一味追寻帕森斯式割裂历史和现实、固守学科分界的美国式现代化理论,只会使人们的思想道路越走越窄。尤其是中国独特而悠久的文明影响深远,我们只有重新激活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传统中国有更充分的理解,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转折点有更明晰的分析,对现代早期的巨变方向有更深入的认识,才可能在对理性化和现代化的一般性理解及比较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更真切的体会。当然,所谓“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并不是要确立一种与历史学割裂的视角,而是要在充分吸收史学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与社会学的专长更好地融贯起来。


二、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下的传统中国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仅从社会学的历史视角撮要分析若干可与近现代巨变作对照的方面。

(一)旧邦新命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弥久如新,或借用冯友兰对《诗经》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简称,就是“旧邦新命”。也就是说,旧传统与新传统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这种特性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对各种外来冲击和新兴浪潮强大的承受力和融合力,因此在新旧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交织关系,几千年来传统不断通过自我更新延续生命力。钱穆将这种传统的特点归结为“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中华文明这种巨大、持续而多重的作用力是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的。

在韦伯看来,西方理性化的精神是一种借助卡里斯马的力量所形成的特殊的、持久的反传统力量,而中国的家产制支配尽管因包含了某些理性因素(如科举制)而成为“家产官僚制”,儒家伦理也同样存在某种理性化进程,但无论是其制度还是其伦理,始终都未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儒家士大夫作为中华文明的担纲者那种所谓的“实用理性主义”或“情感和礼仪的理性化”缺乏内在力量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之道。未能彻底摆脱巫术是导致儒家这种理性主义最终与传统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关键所在。韦伯对传统中国的这些看法既充满洞见,也存在系统的偏见。本文无法对韦伯的相关结论展开讨论,但韦伯的分析至少启发我们从制度、伦理及担纲者三个角度去揭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源所在。

(二)封建与郡县的辩证

从政治制度史的粗略线索来说,以秦汉为转折点,秦汉以前实行的是以宗法制为基础、“封土建国”的分封制度,秦汉以后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事实上,封建与郡县的复杂关联在秦汉以后始终延续着,成为贯穿传统中国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费孝通提出的皇权自上而下与地方自治权力自下而上的“双轨政治”概念,正是以“封建与郡县”这对概念为前提。近年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对封建与郡县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封建一方面通过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及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分封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治理格局,确立了新型的政制体系。而封建与郡县在复杂的历史演化中已从最初的两种政制之辨拓展为政治与教化、法家与儒家、内政与边政以及经与史等多重的二元关系,并基于“天下为家”的人性预设从二元对立走向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融合之途。

(三)尚文轻武

韦伯认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一个和平化的世界帝国……随着文士之取得支配地位,意识形态自然愈来愈转向和平主义。”“儒家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韦伯所说传统中国此一特性,在我国近代学人中亦多有表达,基本上可视为共识,但尚需细绎。

在先秦,战争对国家形态有着重要影响。秦汉以后,军事和战争尽管在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对社会结构与国家形态已不再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从开国君主来说,虽然“马上得天下”,但一旦平定,则需要向“诗书治天下”转换,以完成从“乱世”到“治世”的转型。宋太祖和明太祖即其显例。从官僚阶层来说,汉初主要由军功受益阶层构成,但景帝以后则开始转变为以文士为主,隋唐时期文士的地位更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有了更稳定的保障,两宋尚文轻武尤成为世风,君主与士大夫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大大强化,士大夫地位有所下降,但文官地位仍明显高过武将。军人出身相对低微,从选拔到调用都单成体系,与文官政治及地方政治体系隔离开来,只在王朝末期或乱世方获重用。再从政统与道统的关系来说,儒士所形成的道统相对独立于君主主导的政统,而在道统中几乎没有武德和“尚武”精神的位置,雷海宗因此称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总之,秦汉以后无论是在所谓“治世明君”那里,还是在官僚阶层或士人阶层内部,或在政统与道统的关系中,抑或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均形成尚文轻武、以文驭武的传统。因此,韦伯才认为“自从这个世界帝国和平化之后,就不曾有过理性的战争,更重要的是,没有数个互相竞争的独立国家随时准备应战之情况下的武装和平”。而这种和平主义又与前面所说的传统主义密切相关——儒家理性和士人阶层成为中国“转向和平主义、继而转向传统主义的关键点”。

(四)乡土为本

钱穆把中国社会分为四部分:城市、乡镇、山林、江湖。这四部分中,城市虽是国都所在、繁华之地,乡镇却是家族所在、生命之本。传统中国人绝大多数居住在乡镇,聚族而居,以家庭为单位,以农耕为主业并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世代相袭。《礼记·大学》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道出了传统国家和乡土社会的生成关系与基本构造方式。韦伯将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称为“家产制官僚国家”。在他看来,“氏族,在西方的中世纪时实际上已经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则完整地被保存于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以及经济团体的运作中。并且,氏族发展的程度是世界其他各地,甚至是印度,所不能及的。”韦伯所谓“氏族”,大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村社”,即农村公社。史学界对此研讨甚深,但本文不涉及韦伯之外的论说,以免枝蔓。单从韦伯所关心的理性化来说,正因为宗族的强大,造成了古代行政的“疏放性”图片,从而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长。然而,恰恰是这种“疏放性”,以士大夫为桥梁,在国与家、朝与野、政与教之间留出了足够的弹性发展空间。日常生活世界与政治世界、家族秩序与国家秩序一方面有着各种通道的连接,另一方面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持久性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和家族秩序生命力的赓续性。政治上层建筑离散分合、阴晴不定,而“礼失求诸野”,以生育制度和丧服制度为纽带的儒家伦理濡化在日常生活中。总之,社会结构通过君子如风、小人如草的精神感召力,通过出外为官、叶落归根的收放机制,通过“双轨政治”的铺陈,通过家庭为本、耕织结合、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体系,贯穿于历史和时代,深刻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转折点


(一)传统中的现代

韦伯大体上把秦汉以后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笔者认为这一定位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上看是合理的。过去史学界热烈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的问题,其基本指向正是这种整体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因此,韦伯的学术定位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视角总体一致。那么,应当怎样看待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化呢?这里,必然要涉及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即从唐到宋是中国“中古”踏入“近世”的变革。关于这种变革,应该说学术界并无异议。关键在于变革的性质与意义,亦即这是一种整体性内部的变化,还是对于整体性的颠覆或推翻。尽管说在讨论中必然涉及变化的具体时段、南北空间关系等具体问题, 但核心显然是性质与意义问题。笔者认为,归根结底,这是中国传统文明内部的新旧转化。自宋至清,远未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化。当然,毫无疑问,在社会经济形态上与近现代的接口已日益增多,其平民色彩也较为浓厚;作为儒家文明担纲者的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在两宋的显著上升意味着门阀贵族政治的式微,士大夫自两宋以后虽不复往昔的政治地位,但依然通过科举制度和地域文化的纽带发挥着影响力,尚文轻武的格局也由此而稳固确立。不过,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大量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或因素生长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无须赘述。

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并不是静止的或单线发展的。因此,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社会内部萌生的资本主义要素早晚会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社会。但现实的情况是晚清发生的突变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本文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观察中国历史的视角必须转移到中外两个维度的结合与互动关系上来。单纯地立足于中国内部要素或外来要素,都不足以看清此后中国历史的全貌及其与传统中国的原生关系。因此,从中外双因素的互动性上看,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转型属性不容否定,此后的中国真切地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美国一些汉学家所主张的“中国中心观”,把着眼点放在从晚明到盛清这个时段,虽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内部因素的重要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克服“西方中心观”的偏见,但刻意将外来因素排除出去,进而否定鸦片战争的历史整体转型的标识意义,就不免偏枯不全了。同样,孔飞力将18世纪90年代界定为巨变转折点的做法, 虽然兼顾到了内外双因素,但依然不乏可议之处。

不消说,18世纪90年代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首要的即是人口巨变。早在北宋时期,因为早稻的种植从平原谷地推进到丘陵而带动了人口的首次大规模增长。16世纪以来,花生、甘薯、马铃薯和玉蜀黍从美洲引入中国,向干旱高寒地区推进,农业产量大幅增加。清代实行轻徭薄赋和“摊丁入亩”政策。“康乾盛世”期间存在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市场化、商品化程度不断深化。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促使人口剧增,并在18世纪末迎来人口的重大转折点:1700年达到1.5亿,1794年增长到3.1亿,不到100年间翻了一倍。人口剧增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人口与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生态压力空前巨大。1400年人均占有土地约为4.6—5.7亩,到1770年人均土地占有下降为3.5亩,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土地增长速度,小农经济逐渐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经济内卷化”现象日益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其二,人口迁移规模大、频次高。明代洪武年间移民达到1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5.7%;到清乾隆年间的1776年,移民已高达1567万,虽然由于全国总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使移民的人口比例仅占其中的5.2%,但清代的移民具有强烈的地域化倾向,对区域人口和区域社会影响巨大,客家移民就是典型例子。人口迁移加深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土著与客家等多重的社会矛盾。其三,江湖因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大规模流动而迅速崛起。人口剧增打破了乡土社会小农为本、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矛盾激化和传统叛乱的接踵而至将江湖推到历史前台。其四,人口增长还造成科举学子拥塞,官场冗员充斥,社会上升渠道堵塞,社会不满情绪弥漫。

其次,18世纪90年代的巨变体现在空间上。何炳棣将空间列为清代历史重要性的第一条:“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及其疆界所处的位置;而满清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对现代中国——疆土与族群意义上的统一体——之形成的历史贡献。”疆域的扩大一方面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带来文化整合和边政问题的复杂化。

再次,18世纪90年代的巨变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上。一方面,18世纪90年代是18世纪经济贸易蓬勃发展达于极盛的年代,市镇经济繁荣,交易活跃,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另一方面,18世纪90年代恰恰又孕生了19世纪开端的“道光萧条”,税收体系弊端丛生,银贵钱贱,白银外流,商民皆困。这种萧条并非与战乱和灾荒有关,而是由经济本身的因素所致。

最后,18世纪90年代的巨变还体现在政治衰败上。每个传统王朝在其中期以后大多会表现出政治衰败的趋势,即使是所谓“康乾盛世”也已衰相毕露。然而,18世纪90年代以后清朝中央政权及整个官僚体制的衰败由于增加了人口剧增、经济全球化等多重特殊的因素,从而呈现出传统王朝体制本身无法修复的危机。

由上可知,18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确实巨大,但是,中国社会的整体社会性质毕竟没有改变。这种整体性的变化由鸦片战争正式拉开了大幕。


四、第二个“世纪之间”的巨变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标识性意义,即蕴含于李鸿章、梁启超“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整体观中。有社会学家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线索称为“从不变到巨变”。对于这一变局的时段界定,有学者将1911—1976年的20世纪称为“短20世纪”,即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概念源自对阿锐基所谓“漫长的20世纪”的改造。这两个概念虽然反背,但都着眼于“20世纪”的时间坐标,从而与19世纪割裂开来。实则,就中国社会来说,恰恰是世纪之间的结构变迁是理解巨变的线索所在。为此,本文认为,在坚持1840年至1949年这一大历史时段不变的前提下,应特别拈出“世纪之间”。第一个“世纪之间”从18世纪90年代到1865年太平军被镇压。这70年左右的时间如上节所述,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积聚了内部动力。从1865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80多年,构成第二个“世纪之间”。这是社会形态已然转变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巨变全面展开的时期,可对应所谓“短20世纪”,但起点要追溯到1865年,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走向谷底的时期。这一时期,为进入20世纪的革命世纪储备了条件。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应运而生”,与这一时期历史条件的储备具有紧密关联。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为民主革命之转型。限于主题,本文仅对第二个“世纪之间”略作申论。

(一)革命作为历史推动力

儒家思想中本有“革命”论说。晚清时期,儒家革命旧说成为演出历史新场面的文化资源,因而成为显论。至“世纪之间”,革命话语又被赋予新义。粗别为二,一为西方传来的共和革命论,二为俄国传来的共产革命论。二者内部复有层级结构。前者先行、后者继起。因前者之无效,而有后者之大行。

单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世纪之间”的前半期即1921年前,推动革命不断向前的是陈旭麓所谓“中等社会”。其中既包括所谓“自居于士类者”,又包括“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和“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他们破坏上等社会,提契下等社会,与军人、农民、秘密社会和侨民等结合在一起,不断进行“有价值的破坏”和“有秩序的革命”。而“世纪之间”的后半期即1921年后,从事革命的主体力量则转换为现代政党。在多党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取得了胜利。

(二)从共和初兴到共和再造

从千年帝制到民初共和,既是一次政体断裂,也具有历史的某种连续性。共和体制相较君主体制来说当然完全不同,但是,由于这次革命掺杂着诸多妥协,因此孕生出若干张力。

第一种张力是在国家形态上旧的王朝国家形态与新的民族国家走向之间的张力。晚清革命派从最初确立以汉族为中心的“驱除鞑虏”到建立民国时改为“五族共和”,其中既吸纳了清朝的多民族治理政策,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思想。从此,“中华民族”作为新的民族国家概念成为新的国家认同核心标识。但是,国家认同问题在民国时期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所未有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二种张力是在政治整合上由总统所代表的国家行政权力与资产阶级议会权力之间的张力。这两种政治整合是民国初建时相互角力的两种思路。1921年至1927年,尤其是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革命运动实为一种复合型革命,双方既有合作,又自始即存在内在矛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除了革命政党内部的张力,成为最终取胜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上的彻底性、深刻性史无前例,克服了此前各种革命的本质缺陷与各种张力。

(三)从“地方军事化”到“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

太平天国时期所形成的“地方军事化”格局,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的文武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从曾国藩的“绅军”到李鸿章的“军绅”再到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直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均与其具有历史关联。由于这一格局,“兵为将有”的军事武装逐渐脱离了与中央政权的关联,脱离了与绅士及儒家伦理的关联,脱离了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成为一种效忠于军队统帅个人、漂浮在地方社会的分裂性力量,从而为军阀混战提供了土壤。中国共产党则不然。中共实行土地革命,逐步确立了一条崭新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若从社会学角度来阐释,军阀混战只对地方社会结构进行破坏、对地方资源进行掠夺,中共则促成了革命力量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融合,因而获得地方社会和人民的支持,人民军队也从主力部队到游击队再到民兵的多层级性延展中得到丰富和壮大, 而地方社会在政治化的乡土重建和主体重构中获得新生资源。

(四)从乡土衰败到乡土动员

乡土衰败是“世纪之间”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首先,从城乡关系来说。在传统中国,尽管城乡功能不同、差距明显,但城乡之间还是通过多种方式保持了相生相成的关联。近代农村人口的内卷化把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却又蚕食了农业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农村陷入“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进入和市场的扩大又对中国的乡土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由此,近代城市的崛起与农村的衰败构成对比鲜明的图景,机器工业日渐挤压乡土工业,城乡从相生演化为相克关系。其次,从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来说。晚清以来国家就开始不断强化对乡土社会的控制和榨取,但这种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是在破坏乡土既有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加上人口的增长已抵达小农经济的极限,结果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远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政府财源尽管有一定增长,但付出的代价是对乡土社会的毁灭性破坏、政治腐败的加剧、“双轨政治”的废弃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严重丧失,此即所谓“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最后,从乡土文化和教育来说。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和劣质化,乡土传统伦理和社会团结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乡土人才被城市单向地吸纳殆尽,此即费孝通所谓“损蚀冲洗下的乡土”。此外,常年的战争、匪患和种种债务危机更加剧了乡村人口的贫困化和乡村经济的破产。面对乡土衰败局面,国民党当局无心顾及,而改良派所呼吁和推进的各种“乡土重建”运动均未获成功。

面对乡土社会的衰败及整合危机,中共显示出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动员特长。1927年后,中共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两方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方面,高度重视党自身的基层组织建设,以保证党对每个党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到1949年,中共基层组织数量达到19.4万个,而国民党只有3万个左右。另一方面,中共又在自己独创的群众路线指引下,在广袤的乡土既引导广大群众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村庄基层政权及农会、共青团、妇联、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又建立起与主力部队相配合的游击队和民兵组织,构成多层级的人民武装。而乡村原有的宗族、宗教、会党等组织在新的基层组织结构中被清除出去。中共对基层社会的再造并不仅仅满足于组织本身建设,而且将基层组织的稳固与不同时期的基本政策密切结合起来,灵活应用各种活动和手段,把以往处于政治边缘的贫苦农民紧密团结起来并推向基层政治舞台的中心,推进党和革命战略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共对乡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抽取是与其对乡村社会的植根、动员、再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乡村社会以往黯淡衰败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和“社会侵蚀”景象为生机勃勃的乡村动员景象所取代。


五、结语


在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时,历史视角具有基础意义。“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联。这些关联主要包括:儒家传统尤其是伦理观念和关系构型对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影响;传统中国对文治与武功的平衡对建构军政关系有一定的启示;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地域十分辽阔而各种资源在区域间分布很不均衡的大国,还是一个晚近以来基本保持了疆域连续性和治理形式多样性的多民族国家,人口、空间、多民族这些历史条件对现代化道路一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中央集权的一统性与地方治理的灵活性的结合,官僚制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的结合,这些从古到今都是国家治理尤其是大国治理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包括农工结合、基层自治在内的乡土传统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等方向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关系,若采取对立的发展思路不仅会导致乡土的衰败,也会使现代化本身陷入困境;等等。中国在革命运动过程当中所开辟并展开的现代化之路当然不是历史传统的简单继承,但传统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不争的事实。两宋时期开始的所谓“近世”变革,18世纪90年代到1949年两次跨越世纪的巨变,显现出中国传统向现代过渡和转型的漫长性、艰难性和复杂性。中共开创的革命传统、人口及地域大国的基座、“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精神以及乡土社会经济的底色,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四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历史与现实的这些关联和融合以及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有着独特的理解。从最近十多年来不断强化的“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呼声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知识配置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以往由“理论—方法—经验”构造起来的三轮驱动变成由“理论—历史—方法—经验”构造起来的更为稳定宽阔的四轮驱动。历史视角既在中国特色社会学中占据了独立的位置,又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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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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