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送我的导师苏国勋先生远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0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11: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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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进入专栏)  

  

   2020年年底,我的导师苏国勋老师心脏病突发,我得知后马上赶往北京医院ICU。因为疫情期间ICU不让亲友进屋,我只能守候在门口,乘医生或护工进出大门的片刻向里探望。头两次都没有看到苏老师的身影,他因一夜未眠,到清晨才睡下。第三次,我终于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和我一样也在往门口急切地探望。就是在那个瞬间,我们相遇了,我看见了他那焦急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我,他身体根本没什么大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家,让我们不用担心,不久就可以和我们把酒畅叙了。师母后来告诉我们,苏老师有一次梦见他答应我们要买两只烤鸭两条鱼和两瓶好酒一起吃饭,结果发现自己没穿衣服,急得直哭,醒了才发现是一场梦。有一段时间,苏老师的病情稍有好转,已回家调养。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样的聚会梦也许很快就会实现。没想到那天的对视竟然成了我们最后的见面。今年2月1日上午,我接到噩耗,心头一阵揪痛,匆匆赶往医院。一路上,从学苏老师的往事在泪眼朦胧中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病中初识:“这样的人”

   得晓苏老师的大名,当然是从他的经典著作《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开始的。那是我在大学期间看过的最让人激动的书之一,也是引导我后来从哲学转入社会学的启蒙书。尤其是第一章从引述里尔克的诗开篇:

   这样的人,总是如此时刻出现;

   时代行将终结,其价值

   将重新评估,于是

   这样的人,负起整个时代的重荷,

   把它拥入自己深邃的心怀。

   苏老师用充满激情的神来之笔勾勒出马克斯·韦伯“这样的人”是如何用行动来化解紧张的:对学术一丝不苟的执着,对政治一如既往的关怀;怀着清教徒般的虔诚,却异常冷静清醒地面对“诸神之争”;尽管家庭、疾病严重地困扰着他,却全副身心投入繁忙的工作,顽强地证实着自己的生命行动能力。我被苏老师笔下的韦伯所深深地打动,同时也生发了好奇:写出“这样的人”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到北大社会学系读研究生后,我重读了一遍《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再一次激动得难以自抑。我开始动念要去跟从苏老师读博。后来,在当时任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科研处处长的沈原老师的引荐下,我终于有幸拜访了苏老师。初次的见面用“如沐春风”“故人重逢”八个字来形容真是太恰当不过了。苏老师是长我26岁的名家,却毫无架子,即使是初次与他谈话,也没有任何压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读大学时虽然地处偏远、年纪尚轻,却一腔“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般的悲怀,并带着这种悲怀进京叩门。而这种悲怀一旦与曾处在80年代文化风暴眼的苏老师相遇,顿时被激荡、融化和提升。与其说我要追随苏老师去从事社会理论研究,还不如说我是被他身上那种英雄气概和悲悯情怀所征服。

   不过,让我更深刻地体认到这种人格力量的,是在我即将去社会学所前夕苏老师所遭遇的一场意外。1996年五六月间,苏老师突然脑溢血住院。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亲友们极为担心。虽然因抢救及时未造成生命危险,但按照通常情况,很有可能从此失去工作甚至生活自理能力。我听到后焦急万分。当我去病房看望苏老师时,却马上感受到了他极其强烈的生命意志:要站起来,要做事,要工作!他笔下的韦伯在经历了几年的精神崩溃后开始以惊人的毅力和疯狂的速度投身于学术活动。而这个时候的苏老师,宛如韦伯附体:尽管这场严重的中风给他无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身体上的后遗症,却无法阻挡住他返回书房,重执教鞭。从此苏老师又顽强坚持工作了26个年头,直到此次病发前夜还在书房写作。我当初就是通过苏老师的这场病患见识了什么是“这样的人”。

  

   从师读博:“做理论”与“讲故事”

   从1996年8月起,我一边在苏老师任主任的社科院社会学所理论室工作,一边跟随他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苏老师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他的著作是中国社会理论的高水平开启,而我又是他的开门弟子,所以他很可能原本寄望我能从事理论研究的。然而,他很快发觉我虽然对理论也有兴趣,但更敏感于现实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苏老师并不以为忤,而是鼓励我沿着自己真正的兴趣去发展。1997年社科院有一个博士生基层挂职项目启动后,我马上报了名,希望在挂职锻炼中找到自己研究的入手点。苏老师对此同样非常理解和支持。更令我意外和感动的是,在我挂职了半年左右,初步确定了将大河电站移民史作为博士研究主题后,苏老师决定要专程来重庆看看我的田野情况。他一辈子从事理论研究,没有搞过专业的田野调查;世代在北京生活,他对乡村尤其南方乡村生活不甚熟悉。尤其是他大病初愈,后遗症尚明显,一下扎到千里之外的田间地头,多有不便。然而,苏老师执意成行。他说如果我的博士论文就选点在这里,而他对田野却毫无经验感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指导这篇论文。他到了我的田野点后,毫不在乎吃住及身体条件的不便,拖着有些笨重的身躯,饶有兴致地和我一起爬山越岭,走村串户。一个几乎一辈子坐在扶椅里的理论家,却能毫无障碍地迅速进入田野,这就是所谓的“道不远人”吧。

   我的论文给苏老师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经验研究,而且还在于我论文最后所采取的呈现方式——“讲故事”。在当时绝大多数社会学论文亦步亦趋按照中层理论模式来进行书写的时候,我这种直接从故事开始、三分之二篇幅近似“白描”式的叙事,实在是太不符合八股式的学位论文规范了。应该说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谁敢拎着一大堆故事就去申请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是在苏老师的鼓励和指点下,我最后才有勇气将这篇故事写下去并炼制成型。也是在他的周到安排下,我才能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还是在他的力荐下,我的论文才会在毕业答辩的一年后,就有幸被纳入著名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苏老师一生给许多社会理论著作写过序言和荐语,而他唯一一篇给经验研究作的荐语就是为我的书所写的。

   我后来常在想一个问题,自己天资甚薄,与苏老师研究方向有异,何以能得到他如此的器重与栽培?这个问题终于在苏老师2016年再版《理性化及其限制》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苏老师在后记中说,他当年的博士导师陈元晖先生原来希望他做社会心理学研究,后来看苏老师的兴趣在社会理论方向,陈先生并不以为是背离师门、大逆不道,而是认为只要论文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论题有学术价值、论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值得鼓励和支持。陈先生当年是这样对苏老师的,苏老师又是这样对我的,如果我今后可以这样对自己的学生,师道就能如此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传承下来,这个就叫“活着的传统”!苏老师非独厚于我,更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担纲着学术道统的传承!

  

   一生“读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

   我跟随苏老师问学做事,有一个真切的体会:人这一生做一件事不难,做很多事不易,而始终如一地坚持做好一件事则是难乎其难。苏老师这一生从广义来说,当然是做过很多研究,也做过很多事。但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毕生可以用“读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来总结。

   “读透一个人”,是说苏老师一生对韦伯的研究。韦伯研究是他真正的学术出发点,而他后来再也没有离开过韦伯研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最新论文《韦伯思想在中国》还在印刷过程中。然而,苏老师绝不是一般的“专家”。这是因为韦伯思想的伟大性与复杂性非同凡响。韦伯是进入社会学的一条最主要路径,读透韦伯也就是对社会学整全世界的一种打开方式。尤其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这四十多年里,经验研究和默顿式的中层理论占据了主导方向,苏老师坚持不懈地深挖韦伯这样的经典大家,这就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能够保证中国社会学维持着基本的平衡,不致失去经典理论的导引。沈原老师有一句话虽然略嫌夸张,但也近乎实情:自从苏老师从哲学所转到社会学所后,社会学所的理论水平就焕然一新了。

   “做好一件事”,是说苏老师一生对《国外社会学》期刊的经营。苏老师从1987年调到社会学所理论室后,就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这20年时间,除80年代后期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事务以外,其主要精力就在做一件事:主编《国外社会学》。这份期刊只是社科院的内部期刊,却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在2000年以前,社会学专业“海归”数量尚有限,国内获取国外社会学的一手资料也不易,《国外社会学》就成为中国了解国外社会学动态和趋势的重要窗口,开展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基地。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从苏老师及其主编的《国外社会学》起步,恐怕绝非虚言。

   苏老师正是通过这份期刊挖掘、培养、训练了一批中青年理论人才。我在理论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跟着苏老师作编辑。从确定主题到筛选译文,从物色译者到自己动手,从编校稿件到印刷出版,不同的环节需要不同的技艺。苏老师在做事上的极度认真既体现在大局上,又体现在细节中,既大气磅礴,又婆婆妈妈。从沈原、张旅平、覃方明到渠敬东、徐冰、赵立玮、何蓉和我再到陈涛,已历三代学人,苏老师始终主持其事,学人们(除了编辑外,也还包括李猛、李康这样一批优秀的著译者)伴随着刊物共同成长,直到《国外社会学》2005年转为公开发行的《社会理论》辑刊。我在社科院那些年,无论是在理论眼光上,还是在翻译打磨上,或是在编辑技艺上,都是在苏老师手把手的培训中一点点进步起来的。

  

   快乐聚会与关键担当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在社科院的生活真是快乐而单纯。虽然很穷,但也没有什么项目,没有数目字管理,没有严格的打卡和考评,连评职称都只讲代表作(可能只是某本文集中的论文!)而不是数发了多少权威和核心期刊。平常大家过的都是学术个体户的散养日子,到了周二的返所日,就是这些个体户集体欢腾的节日。我们到了研究室,处理完《国外社会学》的编务,就开始了天南海北的神侃。这种侃往往在比嗓门(总有人说我说话声音大,不知是不是在理论室养成的习惯),比语速,还比动作——聊兴奋了,就有好几个人一屁股坐到桌子上去了。苏老师虽然与我们差了一两代人,却完全和我们一样言说无忌,高亢激昂,手舞足蹈。

   聊天只是引子,当然还有吃饭。我至今还时常在耳边响起沈原老师在社科院十楼上的吆喝声:“废什么话,开饭嘞,赶紧的!”开饭当然不会去院办食堂,而是去我们的“御用食堂”——“川办”(四川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有酒有肉,微酣饱腹,话题更加八卦,更加无忌,甚至想骂就骂。那真是我所呆过的所有“单位”里最快乐的单位时光了。

   不过,这种快乐聚会也会有严肃、沉重的话题。苏老师经常讲起“大节一亏,百事涂地”的道理,讲起80年代的许多往事和纠葛,讲起“老陆”(陆学艺老师)在关键时候的担当。无论是苏老师,还是孙立平、沈原老师他们,一直都对“老陆”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意,都缘于这种担当。老辈学者对年轻人的品格教育就是在这种觥筹交错的氛围中完成的。

   这种担当绝不只是忆往,它冷不丁地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我自己突遇难关时,苏老师毫不犹豫地表现出那种北京“爷们”豁出去的劲头,想方设法保护着我免受伤害。顺便要说一句的是,李培林老师那时与苏老师交流比较密切,对我的事也非常仗义。我一直在心底对培林老师存着一份感谢,虽然从来没有当面跟他说过。

  

   “以教书为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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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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