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历史意识与比较视野——读李金铨教授的《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52 次 更新时间:2021-07-28 11:05

进入专题: 新闻传播研究   人文性   想象力   历史意识   比较视野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李佳敏  

摘要:李金铨教授的《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一经出版,便引发学界广泛称赞。他对国际传播理论脉络、传播研究内眷化以及半殖民主义与新闻势力范围关系等问题的理论阐释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他对国际传播知识论与方法论重构问题的探讨具有宽阔的比较视野。这皆源于他对米尔斯、萨义德、韦伯等思想家理论资源的深入理解。李金铨教授的治学理路对当下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的新闻传播应进一步强化问题研究的历史意识与比较视野,深刻理解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时空片断性,对个体与生命本身的关切更是任何科学研究必然承载的价值选择;唯有充满人文情怀、以小见大、富于个性的学术研究才是兼具人性光辉与科学价值的研究方式。

关键词:历史意识; 比较视野; 人文情怀; 新闻传播研究


李金铨教授的新书《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是一本厚达622页的大部头著作,由台湾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出版发行。该书的简体版本,于前不久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数据表明,此书简体版市场表现不俗,销量一度位居当当网社会科学新书榜第一位。一本纯粹的传播理论方面的著作,何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呢?我想在读这本书时,我们结合李金铨钦佩的另外几位学者的观点(主要是米尔斯、萨义德和韦伯等)来串读,这对于理解李金铨的学术旨趣应该是有帮助的。


一、历史意识


好的研究,要有历史的纵深感,毕竟任何事实、任何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时空中的片断存在。李金铨教授的这本文集,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历史意识,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学术追求。他认为:“任何事情把它放在一个语境中看,没有绝对的是非。社会科学尤其‘是非无实相’,昔日之‘是’可能是今日之‘非’,或者一地之‘是’可能是另地之‘非’。这些都要放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看。”(李金铨、黄煜,2004:38)因此,他乐意接受他是“脉络学派”(contextualist)的说法。在这一点上,李金铨教授是C.赖特·米尔斯的忠实粉丝。米尔斯曾写道,“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历程。”(米尔斯,2017:6)在他看来,一般人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界历史进程这两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联,也不具有一种基本的心智素质以掌握个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掌握事件和历史的相互作用以及自我和世界的相互作用。相反,人们通常只能以他们在家庭、邻里、朋友及同事这些小圈子里所取得的有限的经历和经验来认识外部世界。这种小圈子的局限性遮住了他们的目光,使他们难以看到更广阔的社会,难以看到造成他们这种小天地的社会力量。米尔斯认为优秀的社会研究是需要有想象力的,这种想象力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有助于社会科学者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也有助于人们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他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同样,李金铨教授也指出:“社会科学不应该脱离历史。但现在的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历史是历史,我觉得这样的趋势不太好。”(李金铨,2019:543-544)他进而批评道:“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受实证论的影响很大,一味向自然科学的方法靠拢,远离人文的核心关怀。社会科学本应是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受到两者影响,并由此形成不同流派,开拓不同的学术兴趣。我们当然应该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社会科学有哪些方法,是否只能跟随实证主义的路径亦步亦趋,这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都大有商榷的余地。社会科学毕竟是研究人与社会的学问,一旦抽空了人文的意义,很可能本末倒置,变成技术挂帅,问题干枯,结论自然索然无味。”(李金铨,2019:543-544)所以他赞同余英时的观点和做研究的路数。余英时在谈到严耕望治学之道时说,严耕望没有在社会科学上求之过深过细,否则“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必然流入牵强附会”(余英时,2010:179)。

李金铨在提出国际传播理论脉络、传播研究的内眷化问题以及分析半殖民主义与新闻势力范围时,就有着厚重的历史意识。在这些分析中,他充分利用多种不同的历史文献(包括著作、传记、纪念文字、报纸的版面、私人通信、笔记甚至是一些历史的断简残篇)进行严谨的历史分析,他强调“时代风云,雷霆万钧,变化多端,个人何其渺小,然而纵使再渺小,再身不由己,个人在历史关头上仍需做出某些抉择,并为之付出代价”(李金铨,2019:432),因为“媒介和权力结构像跳一支探戈舞,领舞的总是权力结构,跟舞的总是媒介,领者和跟者配合才跳得起舞”(李金铨,2019:377)。美国批评家赫什认为,文本“阐释者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自己身上重现作者的逻辑、态度和文化传承,简言之,就是重现作者的世界”(周宪,2018:167)。而萨义德也指出:“一个文本具有具体的情境,它之所以对释义者及其释义施行限制,并不是因为情境像一种神秘事物那样隐藏在文本之中,倒不是说是因为,这一情境是文本性客体自身的那样,存在于同一个表层特殊性之中。……因此这样的文本就可以被认为它所需要的充其量是同补充性解读相对的互补性解读。”(萨义德,2009:63)李金铨同样强调:“文本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理解,才能透过层层叠叠的意义系统。而文本又必须联系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否则一旦孤立起来可能会有误读、解读不够或过分解读的危险。”(李金铨,2019:519-520)在谈到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时,他就指出了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写道:“美国宣称注定要领导世界新秩序,把象征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延伸到全世界,全球化的口号高唱入云,但非但没有促进国际或跨文化的对话,反而变成美国外交利益的潜台词,为其‘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披上一层浪漫的理论外衣。”(李金铨,2019:132)

研究的历史意识,不只是对文本,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的价值,对当下正发生事件的分析也同样有价值。研究者的历史意识有利于研究者将事实置于纵横坐标上,如此可以更好地看出其走向。


二、比较视野


萨义德指出:“19世纪出现的专门化学科,则是一些探讨细节的学科。借此,人类主体第一次萎陷于蜂拥而至的细节之中,然后,又被用来使这些细节发挥功能,而且又使之驯顺的各学科所积累、所吸收。从这里又演化出了一种扩散式维护秩序的管理机构以及进行研究的各种机会。”(萨义德,2009:391)萨义德在这里所批评的,是现代学术体制的专业化对文本生产的控制。李金铨教授是非常欣赏萨义德的,他在多篇文章中多次引用萨义德的观点。在我看来,萨义德是处于两个世界的边际人,但与大多数边际人往往成为边缘人不同,萨义德处于两个世界的核心位置,在美国和中东都发挥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只是学术的,还有其社会参与的能力。从学术的维度看,无论是在于观察的深度还是看问题的透彻性,萨义德的水平在是享廷顿之上的。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成名作中,享廷顿聪明地,但同样是很草率地把世界主要划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等多种不同的文明,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呼吁欧美尤其是美国要维持各方面既有优势和既得利益,这种高看自己文化和文明的典型西方欧美精英的心态,以一种另类的眼光来看待西方之外的他者,以对抗的心态来面对其他的地区和文明。这种心态,在网络化、全球化的今天显然是要不得的。问题是享廷顿在学界和政界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同盟者。萨义德则强调文化是混杂的、异质的,强调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是彼此相关的、相互依存的。他批评了美国大学里西方保守势力的反扑以及阿拉伯大学里的政治化倾向,认为是以单一的国家/民族认同的落伍观念宰制了人生的复杂多样。他发现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再现力量,是西方世界偏见的根源。因此,在其中东三部曲《东方主义》《巴勒斯坦问题》和《报道伊斯兰》等著作中,萨义德集中分析了强势的主流的欧美世界是如何想象、观看、区隔、围堵、宰制、再现他者的。萨义德的成功,正是李金铨教授强调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比较视野。

李金铨同样也是一位典型的边际人。“因缘际会,我1978年就来香港,1982年回美国任教,期间常常两边跑,1990年代中后期又回港三四年,直到2002年决定从明大退休,长留香港。这些特殊渊源不是人人都有的。”(李金铨,2019:570)他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数十年,然后又到香港工作十数年,这样的经历确实不是人人都有的。对于有准备的灵魂来说,边际人的身份,就多了一种远看山、近看水的从容与透彻。他分析说:“对研究内地的传播的人来说,香港是局外,又是局内;一方面在香港可以冷眼旁观,甚至隔岸观火;一方面从香港又很容易进出大陆,感受到它的脉搏在跳动。我在美国只能凭材料,知性的理解多于感性的理解。”(李金铨,2019:570)无论是他在分析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还是论述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这种比较的分析,都给读者很开阔的视野,对理解相当的议题有很大的帮助。如他在《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反思以后的新起点》《传播科学的反思的艺术》《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等研究中,注重国际比较,强调在地经验。如在谈到国际传播需要被“国际化”时,他指出,一方面,我们在对国际传播进行研究和思考的时候,应该拒斥“普适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应排除“特殊性的偏狭主义”。李教授呼吁重建国际传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应该从梳理“在地经验”的内在里路开始,再不断上升抽象阶梯。在与相关文献互动中,或参考之,或诘难之,最后既要充分诠释层层“在地经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更要辩证地建立既具有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视野”。李金铨教授认为,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建立联系,而建立这样联系的一个方法是不断比较,彰显同与异、常与变。既比较时间,也比较空间。比较最不同的极端,再看极端与极端之间的分布。


三、人文情怀


        虽然价值中立似乎是科学研究的一套修辞策略,但对于中立,往往只能落脚于研究方法和手段,对人、对生命的关怀是任何科学研究不能摆脱的价值选择。米尔斯认为,研究者运用社会学想象力时,就能够很好地区分“源于周遭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而这种区分是“社会科学中所有经典研究的共有特征”(米尔斯,2017:8)。米尔斯进而批评说:“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童工,而是漫画;不再是贫困,而是大众休闲。不仅有许多私人困扰,而且许多重大公共议题,都被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描述。这样的努力往往显得可悲,因为这是在回避现代社会的大议题、大问题。这样的表述似乎往往只依赖于一种狭隘的地方意识,只对西方社会感兴趣,甚至只对美国感兴趣,从而忽略全人类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还常常武断地将个人生活与更大范围的制度相脱离:而人们的生活就是在那些制度中展开的,后者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有时会比孩童时节的亲密环境更为严重。”(米尔斯,2017:15)米尔斯非常明确地指出:“被称为经典社会分析的是一系列可以界定、可以利用的传统,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的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米尔斯,2017:26)同样,李金铨教授欣赏的萨义德也特别提倡学者站在边缘看问题,态度严谨,却愿意冒险,敢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敢对权势者讲真话,敢于关心受迫害的弱势团体(李金铨,2015)。李金铨教授批评说:“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受实证论的影响很大,一味向自然科学的方法靠拢,远离人文的核心关怀。”(李金铨,2019:543)

人文的核心关怀,并不意味着做不出科学的研究。米尔斯强调研究者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时,涉及价值;使用哪些核心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涉及价值;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受到价值的影响。他分析说,“在美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几乎一切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米尔斯,2017:118)。因此,他建议,就观念而言,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自觉意识到传承的价值意涵,并主动加以阐明。而就问题来说,目标同样应当是清楚了解选择问题时秉持的价值,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在解答问题时怀有评价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方,也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道德意涵或政治意涵。李金铨教授不只一次批评传播学者,往往“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围,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李金铨,2014:62)。他认为:“社会科学毕竟是研究人与社会的学问,一旦抽空了人文的意义,很可能本末倒置,变成技术挂帅,问题干枯,结论自然索然无味。”(李金铨,2019:544)


四、见微知著


李金铨一直鼓励我们做研究时,要培养和坚持问题意识,以小见大,做有“想象力”的新闻传播研究。他喜欢以“牛顿的苹果”(牛顿从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看到地心引力)为喻指出,个案以小见大,看结构,看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看表面现象背后所牵引的力量和所表现的规律,从而引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洞见和看世界的方法。同时,他在分析时,注意做到在具体的分析以后不忘随时综合,也就是在具体和抽象之间不断移动,既分析又综合,看大又看小。

这种研究理路,似乎受到了米尔斯的影响。米尔斯指出:“每一位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随时意识到(也因此随时有能力控制),自己正在怎样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有能力自如并明确地来回穿梭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之间,正是思想家具备想象力和系统性的标志性特征。”(米尔斯,2017:47)米尔斯借用了查尔斯·M.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中的观点,划分了研究者进行理论抽象时会采用的三个不同的面向:一种是考察词语代表什么意思,即“语义”面向;一种是结合其他词语来考察,即处理它的“句法”特征;另一种是结合其使用者来考察,即“语用”面向。他批评说“宏大理论”往往沉溺于句法,却无视语义;而抽象经验主义抓住的也是研究过程中的某个关节部分,任其支配头脑。他甚至明确批评美国的舆论研究,“既没有更准确的说明‘公共意见’的意涵,也没有重新梳理该领域的重大问题”(米尔斯,2017:71)。他写道:“要是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甚或者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造成巨大威胁,也深深威胁到有关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诺,因为依据古典传统,人们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中始终具备这样的角色。”(米尔斯,2017:164)米尔斯所肯定的则是他称之为“经典社会科学”,以马克思、韦伯、斯宾塞、涂尔干、曼海姆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科学家既不是从微观研究中“逐步筑就”,也不是从概念阐发中“演绎而出”,而中“力图在同一个研究过程中同时进行筑造和演绎,而要完成这一点,靠的是对各项问题进行反复而充分的梳理,并给出充分的解答”(米尔斯,2017:178)。他们“会以适宜的方式梳理问题,使其陈述融合形形色色的人所遭遇的大量具体情境和私人困扰,而这些情境又会从更大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被定位”(米尔斯,2017:180),他们“都很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如何在其中被塑造出来的问题;他们都关注‘人性的本质’,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开始盛行的个体多样性”(米尔斯,2017:230)。

李金铨教授同样认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华美殿堂太抽象,从概念跳到概念,总在观念世界打转,和经验世界是脱节的。李金铨介绍说,他曾亲耳听见形式主义者说,《纽约时报》和苏联的《真理报》同样为权力服务,没有什么不同。他批评说:“这样大而化之,仿佛全世界各地‘太阳都从东边出来’,那样说有什么意思呢?结构决定论走到极端,推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让你怀疑社会分析的价值。”(李金铨,2019:520-521)相反他自己“向往的是圆融境界,看问题不愿意绝对化,我强调的是条件性、具体性、互补性和辩证性。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艺术境界,不拘一格,在学术传统中得到滋养,却又自由自在,不受既定的成见和俗义所羁绊”(李金铨,2019:532)。

说“见微知著”并不意味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好的学术研究,要从小处入手,但有大的理论追求。因此,能否做细做精是基本功,而理论抽象更是理论建构的必要。否则,仅看见毛细血管似的细枝末节,却看不见经络的走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理论建构者。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谈到自己提出的重大理论突破前,发现已经有很多的相关个案的研究文献了,许多案例研究“涉及到的学科有乡村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森林学、灌溉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还包括地区研究,如非洲研究、亚洲研究、西欧研究,等等。学者们主要引用的是由他们自己所在学科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那些或许在同样的资源部门或地理区域进行研究的学者的成果,很少引用来自非作者所在学科、部门或地区的文献。结果是积累了大量高度专门化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没有得到多少综合,或没有被应用相关的政策问题”(埃利诺·奥斯特罗姆,2012:导言3)。李金铨教授的功夫体现在,既可以做精细的实证研究,又能够从相对高的理论层面分析,这使得他的论证不会流于天马行空式的大词说理,也不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五、风格化的表达


李金铨教授的写作,是新闻传播领域少数具有风格化写作的学者之一。他的文字,只要读上一段,就可以识别出来。这种风格化,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重现象学的分析。李金铨教授在介绍自己的学术经历时写道:“1971年到美国念书,碰到一些名师,有了榜样。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读两年硕士,碰到施拉姆(Wilbur Schramm)、罗杰斯(E.M.Rogers),我把他们写的书从图书馆搬回去读了个遍。之后到密西根大学念博士学位,更是遇到了很多很有名的社会学、政治学老师,奠定了我学术的兴趣和基础。我念的是跨科系项目,由新闻系和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心理学系合办,我有六成以上的课都是在社会学系和政治系选的,于是养成了我的思考习惯,不断把新闻媒介联系到政治、经济、文化架构,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来看新闻媒介,一方面从新闻媒介折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这个聚焦的方向,跟传统读新闻系上来的不一样,他们多在媒介里面看媒介。”(李金铨,2019:565)他认为学术有公共性,不是在学苑内关起门自娱。他在解释他为何从实证主义(包括统计)转向现象学分析时说道:“实证主义那些以科学为名过于操作化的,太技术化的,不敢问大问题的,只敢躲在一个小问题里寻找安全感的,弄来弄去就换几个变项的,都不是我要追求的。那样琐碎的精确,有什么意思?我的学术旨趣自自然然离开实证主义。我相信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但怀疑是否必须削足适履而以实证为‘主义’。相反,他发现“现象学一方面追求‘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注入很多文化意义,两者兼备,合乎我的脾性,对我的启发很多。”(李金铨,2019:527)他赞同韦伯兼顾自然科学的“因果足够性”和人文学的“意义足够性”。因此他认为,学统计固然帮人理出纷乱世界的因果秩序,但人的社会除了因果,还涉及丰富而复杂的意义。“现象学强调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e),也就是主客互融,而主观与客观之间当然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彼此的关系随时空而变化。”(李金铨,2019:528)

第二,理深而词约。现在学界有一种流行的倾向,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文字往往深冷偏硬,许多人的文章难阅读也难理解。相反,李金铨教授的文章结构简明,意义丰富,表达也很流畅。李金铨介绍其体会时指出,他曾经跨越11年反复阅读将近500篇《纽约时报》对华政策的社论和专栏,写成一篇《建制内的多元主义》论文。如果读者只想知道结论,他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如果读者想知道多些,他可以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意识形态框架;如果读者想知道细节,他可以一层一层剥解,详细说明每个框架的预设、道德诉求、内容、比喻、证据、历史发展脉络的常与变,乃至于评论界内部左中右论据的异同。他说:“我不一定做得好,但我的理想是希望做到能上(理路),能下(材料),既具体又抽象,呈现多元的言论光谱,而在分歧中见统一。”(李金铨,2019:529)

第三,深刻的反思性。李金铨教授阅读广泛,对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字都有涉猎。但他读书,而不尽信古人,始终保持着学术的反思性。如他批评亨廷顿、批评一些细枝末节的传播实证研究、批评帕森斯的宏大理论,批评传播研究的“内眷化”(involution),批评美国学术的狭隘偏颇,批评国内新闻传播学者对西方研究的亦步亦趋的模仿(如他认为,在新闻专业主义和公共领域方面的分析,硬套西方的理论就比较严重),他对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对那些以“中华中心”取代“西方中心”的说法也深刻质疑。他指出:“社会科学必须解释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人类活动的各种意义,这些都必须要靠高度反思和互为主观的方式才能达成。”(李金铨,2019:127)他明确指出,纯粹“从传播看传播”,理论资源如此贫乏,特别是那些从新闻系内部产生的“理论”,通常和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脱节。家底本来就薄,关起门自娱,情形更为不堪,焉能不边缘化?

总之,读李金铨教授的著作,能够体悟一位才高德厚者身体力行之伟力。古人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无论是这本书前半部分的论述,还是后半部分的访谈,字里行间透出的都是先生神闲气定的平和之风。古代曾叹“德8如毛”却少有人达成者,但在几篇访谈文字中,我们深切切感受到李老师对后者的教诲可谓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对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如丁未、李红涛、黃顺铭)奖掖有加。2019年5月27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传播学会(ICA)2019年会上,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当选会士(ICA Fellow),以表彰其对传播研究的卓越贡献。在我们看来,这是真正的实至名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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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大学》2020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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