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19-09-04 07: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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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明  

   内容提要: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在前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他们之间是普通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而在后者,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前者,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而在后者,工人则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因而是非正义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正义的悖论性和自反性。不了解和把握这一点,就会要么像塔克和伍德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拒绝承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胡萨米那样只能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杰拉斯那样指责马克思在资本剥削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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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西方学界围绕“塔克-伍德命题”展开了近30年的讨论。在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看来,马克思对于资本剥削的立场是:不能把资本剥削劳动描述为不公平,恰恰相反,这完全是公平的。因为,“资本主义分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也是“在现存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起作用的唯一适用的公平标准”。(塔克,第67、70页)继塔克之后,艾伦·伍德(Allen Wood)也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绝对地说,任何有碍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尝试都是不正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在于“通过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来使用而创造了剩余价值和扩张资本”。(伍德,第23页)对马克思来说,不管资本主义在可能性上是什么,似乎都不能说它是不正义的。(参见伍德,第4页)西方学界把塔克和伍德的上述论断称为“塔克-伍德命题”。按照凯·尼尔森(Kai Nielsen)的解释,这一命题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以正义或不正义的词句来评价资本主义”。(尼尔森,第224页)可见,“塔克-伍德命题”所确认的,不仅是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剥削的立场,而且是马克思对待公平正义的立场。

   面对“塔克-伍德命题”,西方左翼阵营群起而攻之,除少数人如德雷克·艾伦(Derek Allen)以外,多数人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从而引发了以塔克和伍德等人为一派,以齐雅德·胡萨米(Ziyad Husami)和加里·杨(Gary Young)等人为另一派,云集了包括G.A.柯亨、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争鸣。(参见杰拉斯,第144-145页)在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人中间,胡萨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塔克和伍德把资本主义剥削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观点归给马克思,并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然而,其立论根据却是马克思著作中某个单一的段落,并且,从整体的上下文之间的联系来看,他们对之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用了“诡计”一词来直白地讽刺资本主义剥削。而在其他地方,马克思则使用了很多意义相近的词汇和更加明确的说法来谴责资本主义剥削。与塔克和伍德不同,胡萨米试图“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阐述资本主义的不正义问题。(参见胡萨米,第42-43页)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如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认为:就同一作者的观点,竟然存在着两种如此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释”,且每种解释都分别“被大量对其著作的直接引用和推理所支撑”。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马克思本人在对待规范性问题上的“不一致”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态度不无关系。一方面,他否认自己对任何“理性”和“价值”的沉迷,因而对规范和价值术语表现出不耐烦与拒斥;另一方面,他的论述中却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评价”和对未来新社会的“道德承诺”。杰拉斯把马克思论述中的这种不一致和矛盾概括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时而明确否认规范性论点,时而又明确地肯定它。这种态度带给人们很多困惑,使他们感到莫名其妙。一直以来,人们试图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这种矛盾和不一致的态度,并且或许有取得某些进展的可能;但事实上,这是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真正的、深层次的”的矛盾和不一致。(参见杰拉斯,第165-166、196-197页)

   近年来,国内学界又在自身特有的学术语境下重拾、再续了这一讨论。原因在于,从历史环境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的强力冲击和强势渗透带来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不仅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到重要位置,也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凸现出来。此外,从学理层面来看,这一讨论关乎一系列深层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例如如何看待马克思与道德、正义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与价值判断、规范命题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关系问题等。但是,从国内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仅其问题意识而且其基本思路和核心观点都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西方学界的观点,尤其是,对一些关键问题,如马克思为什么要把正义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其基于生产方式的正义思想是否存在不一致和矛盾等,并未给予有效回应,甚至有回避问题之嫌。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立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尝试对相关问题提出不同的解读,同时回应“塔克-伍德命题”,尤其是杰拉斯的论断,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并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二、唯物史观与方法论奠基

  

   “塔克-伍德命题”和由此而来的学术讨论发轫于马克思的一段论述:“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马克思,2004年c,第379页)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论述?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呈。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论述包含了以下含义:(1)这里的“交易”指的是在借贷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前者把一定的货币资本交给后者,后者把由此获得的产业利润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交给前者。这显然是一种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而任何商品交换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哪怕是在发生于原始共同体之间最早的商品交换中,交换者也在观念上“默默地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马克思,2004年a,第107页)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交易,商品交换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特定生产关系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从这种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的。(2)从其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一方面,任何商品交换都必须服从于个人的主观意志。马克思说:“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同上,第103页)在此意义上,商品交换表现为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表现为双方的共同意志,表现为服从于自由意志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发生在商品交换者之间的契约行为和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一旦在国家层面受到法律的认同和保护,就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成为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和法权关系,成为一种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可见,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易,既可以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关系,也可以表现为超越任何个人的带有强制性的法律关系。(3)从上述两方面的关系来看,经济层面发生的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易是本质性内容,而法律关系不过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是形式必须适合于内容,而不是内容必须适合于形式。马克思说:“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同上)显然,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分析中最为典型的运用。因为,如果说契约关系和法律关系属于上层建筑,那么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易就属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合于经济基础,相反的关系并不成立。①(4)把生产与交往、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相对置,这是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并且直接决定了《资本论》的篇章结构。②商品交换是一种经济交易,经济交易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由于生产关系决定交往关系,交往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关系,所以经济交易由生产关系所决定,是特定生产关系作用的结果。因此,当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交易的正义性联系起来时,其意思无非是说,不能离开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来谈论经济交易和交换关系的正义性。在经济关系内部,生产关系决定交往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往方式,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必须适合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是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政治关系必须适合于经济关系。这样,经济领域中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由于会受到政治领域中国家法律的认同和保护,所以被看作是正义的;反之,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由于会受到政治领域中国家法律的抵制和禁止,所以被看作是不正义的。(5)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工人阶级方面来看,工人只能按照一定的时间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决不能一下子全部卖光,否则,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商品。换言之,“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马克思,2004年a,第195-196页)因此,雇佣工人不同于奴隶,雇佣劳动制不同于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雇佣劳动制而不是奴隶制;雇佣劳动制是正义的,奴隶制则是非正义的。而从资本家阶级方面来看,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之所以是非正义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而商品生产是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生产的统一;不能生产合格的使用价值,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无法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商品也就不成其为商品;只有提供在质量上合格的使用价值,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才是名副其实的商品。当然,这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所作的分析,不能由此无视和否认存在于现象层面的在商品质量上各种弄虚作假的丑恶行为。(参见同上,第203页)

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伍德认为:一方面,虽说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所提及的仅仅是“交易”的正义性,但这一论述同样可以应用于人的行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结构。另一方面,“正义的一切法权形式和原则,如果没有被应用于特定生产方式,便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它们的内容及其所应用的特定行为是自然地出自这种生产方式,并与这种生产方式具体地相适应,它们才能保持其合理有效性”。(伍德,第14、16页)就强调正义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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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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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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