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洲:社会基础变迁与美国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5 次 更新时间:2018-04-04 16: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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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洲  

  

   摘要:自由民主制的良性运行依赖于具备某些特定条件的社会基础。当前,美国自由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受到较为严重的侵蚀,主要表现在: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趋于萎缩;族群结构趋于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欧裔白人的主体族群地位明显下降;道德-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趋于盛行,以所谓“美国信念”为主流认同的模式受到挑战。美国社会的阶级、族群和道德-文化差异不断扩大,导致社会达成重叠共识趋于艰难,促使美国民主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趋向。

  

   关键词:美国民主;中产阶级萎缩;族群结构;相对主义;政治激进化

  

   刘晓洲,政治学博士,任职于国家某部委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民主制或者说代议民主制。通常认为,自由民主制的运行并不需要社会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包容历来被视为自由民主制社会的重大优点。但实际上,自由民主制社会作为一种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包容虽然明显大于传统的封闭社会和小型民主社会,却仍然是有限度的。从托克维尔的“民情”说,到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说,再到罗伯特·D.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说,政治社会学家们发现,自由民主制的良性运行依赖于具备某些特定条件的社会基础。当社会群体严重分裂,缺乏最低程度的重叠共识时,自由民主制化解冲突的机制就很可能失效,反而容易造成国家分裂危机,如美国19世纪时对奴隶制问题的分歧最后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当前,美国自由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已经受到较为严重的侵蚀,主要表现在阶级、族群和道德-文化差异不断扩大,社会达成重叠共识趋于艰难,促使美国民主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趋向。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趋于萎缩

  

   中产阶级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如果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富人和穷人两大集团,这就意味着国家之内多数人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政治生活受崇尚“中道”的政治文化支配,就不易于受极端力量的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稳定。美国自“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民主体制总体运行良好,期间有效应对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分裂和对抗,这一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则是大量产业工人。而今天,美国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中产阶级不断萎缩。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头号强国,但最近几十年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970年,美国国民总收入的29%进入了富裕家庭,62%进入到中产阶级口袋;2014年,富裕家庭收入占比达到49%,而中产阶级收入占比则下降到43%。1971年,属于最低收入阶层(lowest income tier)的美国家庭比例为16%,到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0%。[1]

  

   导致出现上述局面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以及金融投机盛行,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弊病的表现。美国金融部门承担着为全球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即便如此,其规模仍然过于庞大,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需要的程度,该部门只有靠不创造价值的投机活动才能保持自己的超额利润,里根执政以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金融投机开了方便之门。经济过度金融化以及金融投机盛行,意味着非生产性的部门凌驾于生产性的部门之上,“投机致富”的原则压倒了“劳动致富”的原则,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均被扭曲。从美国劳工统计局对全国各种职业工资收入的统计情况来看,金融类职业均属于高收入职业。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美国各种职业平均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31410美元,一般证券销售人员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68430美元,是前者的2.18倍;2015年,美国各种职业平均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36200美元,一般证券销售人员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71550美元,仍然达到前者的1.98倍。[①]华尔街投行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要高得多。数据分析发现,华尔街投行各岗位平均年薪,最低的分析员(analyst)级别为12.5万美元,董事(Director)级别达到47.7万美元,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级别高达78.6万美元。[2]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一般民众对金融垄断集团的贪婪及占有超高比例财富的强烈不满。

  

   未能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独有优势,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上端。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美国的产业优势在高新科技领域,大力发展此类产业无可厚非,但是,一般制造业萎缩给美国的就业造成很大损失。首先,与传统型企业不同,高新科技企业需要的工作人员数量要少得多。美国通用公司的预估身价大约为350 亿美元,它在美国国内有7.7万名雇员,在海外还有20. 8 万名雇员;Facebook 的预估身价大约为700 亿美元,但它只有2000 名左右的职员。 [3]更值得忧虑的是,当前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端倪已经显现,未来那些只具备简单劳动技能的群体还要面临更大的就业及陷入贫困的危机。其次,在当前的全球化机制下,资本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人口却很难自由流动。美国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国外后,原来的产业工人基本不可能到国外去就业,其中一部分学习和适应能力强的逐渐转变为科技工人或金融从业人员,但绝大多数沦为美国的贫困人口。

  

   因此,尽管经济全球化为美国带来整体利益,但这些利益在国内的分配高度不均,美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主要被金融资本和少数高新科技企业拿走,中下层民众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一部分人群的处境反而恶化了。经济全球化无法为美国中下层民众创造就业,他们在谋求一些简单劳动的工作机会时,又面临非法移民的低成本竞争。在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直观经验中,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大量国外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让他们陷于就业困难和经济困顿的境地。在经济全球化步伐远远快于政治全球化步伐的情况下,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英国脱欧等逆全球化现象,某种意义上正是因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脱节而产生的矫正行为。

  

   与收入分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相伴随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数据显示,2015年初美国中产阶级成年人口为1.208亿,而美国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成年人口总和为1.213亿,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从1971年的61%减少到不足50%,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1]2015年年末,美国媒体的各大头条被“美国中产阶级萎缩”占据,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空心化的讨论让很多人恐慌。

  

   除了数量比例上的萎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新中产阶级日益取代旧中产阶级。所谓旧中产阶级,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的界定,是指那些从事脑体混合劳动,拥有少量独立资产、自主经营的小企业主、小农场主、小商人,以及自谋职业者;而新中产阶级主要是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没有独立资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办公职员、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简要地说,新中产阶级主要就是所谓“白领”。米尔斯做出上述判断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此后美国中产阶级性质的变化仍基本符合这一趋势。

  

   新中产阶级属于获得中等收入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参与公共行动的条件和动力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他们的行为更趋个人化、原子化,更少倾向于参与传统类型的公共行动,如参加社团、开展志愿活动以及回报社区等。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时,对美国民众热衷于社团活动印象深刻,认为美国民主的良好运转大大受益于美国人的结社传统。但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参与社团的比例逐渐大幅下降,到20世纪末,已回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罗伯特·D.帕特南用“独自打保龄”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他发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已经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为民主运行提供良好民情支撑的公民精神明显衰落,社会资本大幅下降。

  

   最近十几年来,第二代互联网(web2.0)的兴起虽然为人们参与政治及其他公共行动提供了便利,但这种参与方式由于缺少参与者完整的“在场感”,不能形成充分的沟通交流并在参与者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不利于人们对那些具有强争议性的问题达成相互谅解和妥协。

  

   二、族群结构趋于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欧裔白人的主体族群地位明显下降

  

   美国是一个欧裔白人建立的移民国家,尽管此后仍有大量来自众多族裔的移民加入美国,但实际上欧裔白人一直是美国和所谓美利坚民族的核心族群和主体族群,其他族群则处于社会边缘地位。[②]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美国移民中有 82 %的人来自欧洲,但在 1965 年实施新移民法之后,美国移民的来源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移民来自亚洲和拉美国家或地区。[4]在“9·11”事件冲击下,美国的移民政策有所收紧,但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移民结构的巨大变化,再加上欧裔白人生育率大大低于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和亚裔人口,美国族群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欧裔白人比例明显下降。(参见表1)据皮尤研究中心预计,从2015年到2065年, 欧裔白人占美国人口比例将从62%下降到46%,不再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而少数族裔比例将不断提高,其中拉美裔和亚裔增长最快,预计分别从18%和6%提高到24%和14%,黑人比例将从12%微升到13%。[5]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http://www.pewhispanic.org/2016/04/19/statistical-portrait-of-hispanics-in-the-united-states-key-charts/#hispanic-rising-share, 2017-03-12。

  

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对国内政治资源的分配格局构成重大影响。欧裔白人在政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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