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洲:价值多元论与价值相对主义之辨

——兼论列奥·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 次 更新时间:2018-07-06 20: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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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洲  

  

   [摘 要]施特劳斯认为当代自由主义抛弃了自然正当观念,试图将自身建立在价值相对主义的基础上,这一做法必将导致虚无主义的严重后果。然而,施特劳斯所批评的价值相对主义是韦伯版本的“价值多神论”,并不是自由主义版本的价值多元论。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论认为,存在着多元的异质性的善,在不同的善之间进行选择有时可能是艰难的,但好与坏、善与恶之间的分野是客观的,并可以进行理性地辩护。价值多元论或者说善的多元论不等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丰富多彩的多元价值的承认,体现着对自由和个性的尊重以及包容性国家的自信。

  

   [关键词]价值多元论;价值相对主义;自由主义;列奥·施特劳斯;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

  

   刘晓洲,政治学博士,任职于国家某部委。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价值相对主义的一个著名批判者。按照施特劳斯的理解,价值相对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存在着许许多多永恒不变的有关权利与善的原则,它们相互冲突而其中又没有任何一个能证明自己比别的更加优越。”[1]38施特劳斯认为,这种价值相对主义思想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特征,其逻辑展开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虚无主义。施特劳斯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批判通常也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特别是施特劳斯在其《“相对主义”》一文中明确批评了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伯林(Isaiah Berlin)的价值多元论,而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予以批判的韦伯(Max Webber),有时也被视为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晚近以来,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到学术和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很多人按照施特劳斯批评的那些主张去理解自由主义,造成了对自由主义的严重误解。实际上,施特劳斯所批判的价值相对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由主义主张的价值多元论或者说善的多元论,他的批判并没有构成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真正批判。[i]

  

   一、施特劳斯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批判

  

   施特劳斯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批判对象主要是韦伯,其次是伯林。施特劳斯指出,韦伯的价值相对主义思想以区分事实与价值为前提。“事实与价值是绝对不同质的两码事,就像是有关事实的问题和有关价值的问题之绝对不同质所明白显示的。我们从任何事实中都抽绎不出它具有何种价值,我们也无法从某物之被视为有价值的或可欲的,而推断出它在事实方面所具有的秉性。”[1]41理解某种事实上的或可能的评价,与赞同或者容许那种评价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异质性,使得社会科学必须在道德上保持中立的特性。社会科学能够回答有关事实及其原因的问题,但是对于回答有关价值的问题却无能为力。韦伯认为,他关于“价值无涉”(value-free)或道德中立的社会科学的观念之充分合理性,来自于所有对立中最为根本的对立,亦即“是”(the Is)与“应该”(the Ought)的对立,或事实与规范(价值)的对立。[1]42-43

  

   施特劳斯提示,韦伯坚持社会科学/哲学的道德中立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坚信对于“应该”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认识,我们无从获得有关什么才内在地就是善的或对的真正的知识。韦伯否认人们对于真实的价值体系能够有什么经验的或理性的科学,有什么科学的或哲学的知识。“真实的价值体系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系列不分高下的价值观,它们的需求彼此之间相互冲突,而此种冲突又非人类理性所能解决。社会科学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澄清此种冲突及其全部蕴涵,冲突的解决只能留待每个个体自由的、非理性的决断。”[1]43-44

  

   既然价值之间难分高下,个体如何选择某种价值?韦伯认为,个体自由地设定他的终极价值或理想,把这些价值变成他的永恒的目的,并理性地选择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人之所以有尊严并远远高出于一切纯然自然之物或野性之物,原因全在于此。他的绝对命令实际上意味着:“追随你的守护神,不管他是善是恶。”这是由于在人们得从其中进行选择的不同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致命冲突。一个人看来是在追随着上帝的,另外一个人却有着同样的权利把他看作是在追随恶魔。因此绝对命令就得作如下的表述:“按照你的意愿去追随上帝或者恶魔,但是不管你做出何种抉择,都要付出你全部的身心和力量。”相比之下,追随人的欲望、激情或一己私利,对理想或价值、神祗或恶魔都淡然于心,这才是卑下不堪的。就韦伯而言,高尚和卑下完全丧失了它们原初的意思。在韦伯那里,高尚意味着献身于某一事业,无论它是善还是恶;卑下则意味着对所有的事业都淡然于心。这样理解的高尚和卑下乃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高尚和卑下。韦伯的伦理原则是,你应有所取舍,只要你在理智上是诚实的,不论你做出何种选择,你在道德上与别人都是平等的。[1]46-50

  

   施特劳斯认为,“韦伯的命题必定会导致虚无主义或者是这样的观点:每一种取舍,无论其如何地邪恶、卑下或无辜,都会在理性的祭坛前被判决为与任何别的取舍一样合理。”[1]44这等于承认,“全无精神或睿识的专家与毫无心肝的纵欲之徒”的生活方式,与宗教先知和哲人圣贤们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乃是同样合理的;[1]44食人者的社会与开化的社会并无二致,各个社会都有他们各自的理想,这些理想乃是同样合理的。[1]3

  

   根据施特劳斯的理解,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已经被晚近的自由主义接纳,其标志是伯林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在这篇影响广泛的论文中,伯林一方面宣称所有的目的或价值都具有相对性,因而相互平等,一方面又将消极自由看作一种绝对的价值,坚持人们自由的边界必须具有绝对性。施特劳斯认为,如果承认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便不可能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来捍卫,自由便失去了立足的根基。从这一逻辑出发,施特劳斯将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认作自由主义危机的标志性文献——此危机源于自由主义已抛弃了其绝对主义根基,而且试图变得完全相对主义化。[2]55-60

  

   在施特劳斯看来,一种信奉价值相对主义的社会科学是非理性的,或者说是愚昧的。这种社会科学在给暴君们和在给自由的各民族提供咨询时,都是同样地称职而又心甘情愿的。按照这种社会科学,我们“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1]4

  

   施特劳斯认为,韦伯要从“是”与“应该”的根本异质性推论出一种评价性的社会科学之为不可能是无效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就意味着要有实际的价值,它要为特定的目的来寻找手段、为制定政策提供指导,为此它就得理解那些目的,需要以关于目的的知识为基础。关于目的或价值的知识合理地指导着一切经验性的社会科学,并成为一切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的基石,离开了价值判断,社会科学家甚至无法理解他所要处理的主题。[1]43

  

   施特劳斯指出,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科学,包括韦伯本人的社会科学,均离不开价值判断。在韦伯的著作中,有很多这样的表述:“伟大人物”,“高度的教养”,“完美的内在一致性”,“纯洁而深刻的信念”,“第一流的艺术作品”,等等。施特劳斯认为,这些均是价值判断,而且,如果没有能力做出这些价值判断的话,韦伯也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1]53同样,今天某些号称是在做价值中立的实证研究的政治科学家,可能有意无意地是在为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点提供辩护。

  

   施特劳斯因此认为,韦伯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否认社会科学包含若干价值判断,然而,韦伯认为这些价值判断终究是缺乏根基的,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可能由人类理性加以解决,这是诸神之间的永恒争执。对于韦伯的诸神之争的判断,施特劳斯批判道,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观点足以成立,却从未得到过证明。我们实际上发现的都是勾勒性观察,这些观察佯称证明了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价值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审慎的做法是承认有些价值冲突事实上无法通过人类理性得以解决,但有些价值判断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许无法判断两座乌云笼罩的高山哪一座更高,但我们完全可以判断一座高山与一座土丘哪个更高。我们也许无法确定两个接壤的民族之间持续几百年的战争究竟谁是谁非,但我们完全能够判断耶洗别(Jezebel)对拿伯(Naboth)的行为的不义[ii],也能够判断富人取了穷人的羊羔给客人吃是正义还是不义[iii]。尽管有人制造出所有重要的人类冲突都是价值冲突这种印象,但实际上许多这类冲突恰恰因为人们对各种价值的一致意见本身而产生。[3]14-15

  

   在施特劳斯看来,仅仅从存在着有关正当或正义(right or justice)的纷繁多样的意见就推论出不可能获得关于正当或正义的真正知识是武断的,根据古典政治哲学,有关正当或正义的纷繁多样的意见不仅是与自然正当或正义的观念相容的,而且是必需的。自然正当和自然权利的存在并不要求所有人在有关正当原则的问题上实际持一致意见,纷繁多样的正义观念并不构成对自然正当和自然权利的否定,所有人类的同意也决不是自然正当和自然权利存在的必要条件。自然正当和自然权利是理性的,只有培植起了理性才能发现它们。关于正义的意见是我们走向关于正义的知识的出发点,我们可以超越它们走向一个真正的正义观念。[1]125-126

  

在自由主义是否导致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一问题上,一类观点认为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作了深入的批判,他反对自由民主,反对人人平等和价值多元主义,他回溯到古典政治哲学,从而站在自由主义之外对自由主义必将导致虚无主义作出了最深刻的批判。施特劳斯在西方的后学基本上都持这一观点,如潘戈(Thomas Pangle)认为,施特劳斯在伯林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文章中,发现了某种相对主义的一个经过精心表述、故而颇具启发意义的版本,这种相对主义盛行于富有智性的英美自由派之中,以这种相对主义为自由主义辩护的尝试既具有迷人的优势又具有决定性缺陷。[2]编者导言,26-27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在相对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我们不再确信就那些我们共享和保卫的原则、目的和生活方式而言,可以有理性论证的、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我们甚至怀疑有任何原则、目的和生活方式可以通过理性被证明为真的可能性。这种相对主义是当代自由主义文化的症结所在,它造成的结果就是西方的危机。[4]7-8国内方面,刘小枫自陈,最初正是由于看到施特劳斯反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立场,他才对施特劳斯发生兴趣。[5]编者前言,1刘小枫基本上接受了施特劳斯的看法,即伯林对自由的论证存在逻辑矛盾:价值多元论宣称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同时却主张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因此价值多元论不能为自由主义提供论证,最终会滑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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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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