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洲:列奥·施特劳斯与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 次 更新时间:2018-03-29 14: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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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洲  

  

   摘要:施特劳斯批评自由主义国家由于其相对主义和“中立”承诺无法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在关键时刻甚至无法保卫自己。但是,恰当理解的自由主义主张正义一元论,自由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指在不同的善之间保持中立,而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保持中立,对正义的持守使自由主义国家在受到威胁时能够保卫自己。从国家构建的逻辑和历史实践看,自由主义国家既保护个人自由,又通过国家强制和公民教育保护国家自身。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正义一元论;列奥·施特劳斯

  

   刘晓洲,政治学博士,任职于国家某部委

  

   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美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通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深刻批判者。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一个致命弱点是,由于“中立”承诺而无法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在关键时刻甚至无法保卫自己。这一批判实际上涉及国家与个人自由关系这一自由主义的中心主题。施特劳斯是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被迫逃离德国的犹太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及其后犹太人遭受的悲惨命运是施特劳斯思考自由主义国家问题的深层背景,甚至可以说是主导施特劳斯全部哲学思考的隐秘动力。晚近以来,国家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这一自由主义主题以“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命题的形式出现并受到广泛关注,这一命题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国家之所以优于其他政治形式,在于它在何谓良善生活问题上是中立的。然而,“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命题很多时候却被误解为自由主义国家是一个对善恶中立的国家,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批判实际上就产生了这一效果。因此,有必要从施特劳斯的批判入手,结合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以及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践,全面准确地认识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问题。

  

   一、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的批判

  

   在施特劳斯写作的年代,“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 这一命题尚未流行,但实质性的问题已经在施特劳斯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探讨。施特劳斯晚年曾自陈,从他1925—1928年间写作《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一书开始,他思考的唯一主题是神学−政治问题[1](1)[2]。何谓神学−政治问题可以做相当宽泛的理解,包括哲学-神学(理性-启示)、哲学-政治(哲人-国家)、国家-宗教三组核心关系[1](159)[3][4](20−21)[5]。从施特劳斯的《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英译本前言所表达的思想来看,宗教与国家关系是理解神学−政治问题的一个既表面又核心的维度。在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的理解和批判中,霍布斯、斯宾诺莎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占据着关键位置,“犹太人问题”和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则是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之缺陷的现实演出。

  

   根据施特劳斯的理解,自由主义国家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谋划的产物,自由主义将政治哲学从以自然义务为取向转变为以自然权利为取向,它将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视为基本的政治事实,并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保卫或维护那些权利。而根据霍布斯的定义,人民的利益包括:(1)抵御外敌;(2)维持国内和平;(3)以正确适度的方式丰富个体的感官享受;(4)享受无害的自由。这些原则使霍布斯从自然状态或者说非自由主义的世界出发,通过要求克服自然状态、建立文明社会,从而牢固奠定了自由主义的基础。根据对自由主义和霍布斯的这种理解,施特劳斯没有像通常观点那样将自由主义之父的桂冠给予洛克,而是归于霍布  斯 [6](185−186)[7](198−199)。从这种理解出发,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想要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在宗教、道德问题上中立的国家。

  

   古典政治哲学试图将政治共同体建立在对善的共识上。但按照霍布斯的看法,由于人的虚荣和自负,人们根本不可能就什么是善达成共识。如果不能以善或关于善的共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那么只能从所有人都有的基本需要——免于暴死的恐惧——出发,通过所有人的同意——契约——来建立高于所有人、所有意见之上的权威——利维坦或者国家,从而实现和平并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8](92−97, 128−132)[9]。霍布斯确信,理性的讨论或辩论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基础,只会把人们引向无休无止的争吵、分裂乃至内战,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主权者必须拥有裁决各种学说和意见纷争的权力,这种裁决不是基于真理性或合理性,不是基于理智的优越性,而完全是基于权威。[8](137)

  

   施特劳斯认为,以霍布斯为实际创始人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享乐主义[6](172)。根据这种政治享乐主义,国家的职能并非创造或促进一种合乎美德的生活,而是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并以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6](185)。相应地,美德和宗教被逐出政治公共领域,成为私人性的事务。[10]政治享乐主义的核心是现代美德对古典美德的取代,这种取代是对古典美德的高度简化[6](190, 192)。古典美德(virtues)繁复多样,凡是值得称赞的品质和才能都可称为美德。属人的美德包括社会性美德和个体性美德,在古希腊的四主德中,智慧、勇敢、节制属于个体性美德,而公正则属于社会性美德。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morals),仅指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性美德,这些美德构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由于霍布斯认为现代国家的目的只是让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便将美德简化为获取和平必需的社会性美德,那些与获取和平没有直接关系的美德——勇气、节制、恢宏大度、慷慨、智慧等——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德,而成为私人性的事物。由于正义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性美德,所以,霍布斯实际上把美德简化为正义,以便为国家建立一个最低的但却是最稳固的基础。除正义之外,霍布斯将所有对世俗生活诱惑的限制、对追逐权力的限制统统解除了。而且,霍布斯的正义也不再等同于古典的正义,不再具有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标准,一切实质性的正义原则都不再具有内在的有效性,而完全来自于主权者的意志[6](191−193)。霍布斯为正义保留了一个最低标准:由于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主权者在制定法律时,尽管是出于个人意志,仍必须着眼和平,以使人们免于暴死的恐惧。所以,霍布斯认为,一种不管多么专制的秩序,也要优于没有秩序;一位不管多么糟糕的暴君,也要优于没有君主。这个正义的最低标准,几乎等同于没有正义标准。

  

   施特劳斯将霍布斯作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还因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将宗教作为一种私人事务,而不再承认它是社会的纽带[1](4)。在霍布斯看来,国家必须高于宗教,宗教必须从属、服务国家,宗教之所以被国家认可是由于其有用性而非神圣性。霍布斯甚至说,即使主权者是个不信教者且禁止基督教,也必须要遵从主权者的命令。基督教国家对背叛基督教的人施加惩罚,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惩罚那些建立它所禁止的任何宗教的人,其目的不过都是维护国家本身的生存。在霍布斯看来,无神论与宗教迷信之间的中庸之道,就在于服从国家指定的宗教,这个宗教永远不能与国家发生冲突。强大的罗马人在其城邦中容忍了所有宗教,唯独不肯容忍犹太教,因为该教禁止人们服从任何尘世之王[1](145−146)[8](224)[11]。

  

   霍布斯构想的国家和主权者绝不是中立的,但他对人性以及人类理性所持的悲观态度,使他在善与正义的问题上诉诸主权者的意志决断,而忽略各种道德和宗教主张的实质性差异,这一逻辑起点导致国家在道德问题上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政治上却走向了极端专制主义。施特劳斯看到了霍布斯的国家学说的虚无主义根基,即它蕴含了对区分好制度和坏制度的可能性的否定[6](196),他也明确指出,霍布斯的道德和政治学说建立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极端情形的基础上,却旨在具有普遍适用性[6](200−201)。但是,他一再强调霍布斯与洛克在国家构建基本原则上的一致性而忽视其差异,并将霍布斯视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霍布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彻底批判自由主义[7](7),这导致他不恰当地将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虚无主义倾向的批判等同于对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的批判。

  

   斯宾诺莎是影响施特劳斯理解自由主义国家中立性的另一位重要哲学家,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斯宾诺莎是自由民主制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位身兼民主和自由两派身份的哲学家[1](30−31)[12]。与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反对乌托邦或者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念,他想要确立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学说,这种学说的关键是要求将关于人类天性的事实而非愿望作为前提,推论得出我们应该遵循的政治原则[1](303−305)。从激情与理性并存的事实出发,斯宾诺莎对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首次予以综合,创立了现代形式的共和主义,这种共和主义的目的是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而非像霍布斯的国家学说那样停留于安全和狭隘的个人利益[1]( 29−31, 144)。斯宾诺莎心仪的是这样一种共和国:国家高于所有的教会,也高于所有的宗教,在这样的国家中,信奉不同教义的人都是平等的社会成员,并能够和平相处,没有谁信奉的教义比别人的更优越、更接近真理。在这样的国家中,宗教只能是私人事务,不能具有政治性,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成为两个国家的子民,受制于两套法律体系。斯宾诺莎认为,犹太教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律法,如果犹太人坚持犹太教,那他就无法成为任何国家的公民,除了重新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犹太教国家。斯宾诺莎寄希望于他设想的那种自由民主制国家能够解决犹太人问题,也就是人们称之为“同化主义”的方案[1](39)。

  

施特劳斯认为,根据这种方案,自由主义承诺犹太人,要让他们得到认同和包容,但他们要付出被同化和丧失集体身份的代价。这种方案是否成功?施特劳斯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现代犹太人的处境,不过是“外在的自由和内在的奴役”。自由主义预先设定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公私生活领域之间的分离。尽管这个国家号称采取世俗化的官方立场,因此对所有宗教保持中立,但这并不能阻止公民社会领域内反犹意识形态的兴起,实际上还可能鼓励了这种发展。自由主义国家在宣称包容任何宗教的同时,却被证明没能力保护犹太人免于频繁发生的反犹迫害。中立立场让自由主义国家在道德问题上软弱无力,这在德国的犹太人问题上表现得格外明显,系统的反犹政策在政治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达到最高潮,这可能并非巧合[4](302)。施特劳斯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犹太人问题,解救之道要求法律禁止任何一种“歧视”,这等于取消私人领域,否认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并且破坏自由主义国家[1](1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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