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勤王”动员令是一场美国民主的91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21-01-17 1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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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国会骚乱与民主911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冲突事件不是普通的民主抗争,而是一次“民变”,一次以特朗普主义为名的、挽回特朗普政治议程与权力的非制度化夺权。特朗普呼吁支持者聚集华盛顿,威吓或阻止国会投票确认拜登当选。支持者响应呼吁,以非法方式“攻入”国会大厦,进行典型民粹式的破坏。美国两党与两院精英迅速达成政治共识,推动完成选举认证程序,保障总统权力顺利交接。

   特朗普的道德人格与政治形象在美国精英圈、公共媒体及盟友范畴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从而造成其政治意志的严重挫折,转而采取了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妥协,迅速发布声明反对暴力,制止支持者的抗争行动,赶他们“回家”。美国主流社交媒体跟进“制裁”,以涉嫌持续煽动违法暴力为由封禁特朗普的超级账号,截断特朗普与基础选民的网络互动,引发美国“言论自由”执法权、判断标准与规范边界的严重意见分歧,也在华人圈制造了分裂性议题。

   而民主党“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二次弹劾行动以及施压彭斯副总统启动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之“总统停权”程序的压力动作,造成了一种极度羞辱性的政治追杀,是否存在民主斗争中的矫枉过正,也引发各方疑虑。美国民主的内部自信与全球认可度遭受严重的滑铁卢效应,可以大致称为一次严重的“民主911”事件。

   抽离具体的政治斗争场景,特朗普的民粹煽动与民主党的政治追杀,并不能单独确证各自的民主正当性与代表理性,反而进一步削弱美国民主的民意共识和责任伦理,为进一步的政治冲突和街头对抗制造新的裂痕与怨恨。

   特朗普煽动民粹甚至叛乱,对美国民主的价值根基与全球信任度自然是产生了摧毁性打击。那些既往只在威权、民主转型或失败国家出现的“选举与权力交接”危机,回传到2021年初的美国,造成“民主灯塔”的内爆效应,其震撼程度前所未有。

   而民主党的政治追杀颇有些“不讲武德”,在特朗普已经承认败选并协助“止暴制乱”的条件下依然发动全网封杀、政治弹劾乃至于“紧急停权”。全网封杀已经基本实现,弹劾或停权程序乃重大的宪法程序,耗时费力,预期在1月20日总统权力交接日之前无法完成,但政治羞辱性和斗争威慑力不容小觑。

   如果说2020年11月3日的总统选举投票及其后特朗普的选举缠讼仍有合法空间可辩的话,那么2021年1月6日占领国会事件就不再是合法博弈与抗争,而成为一场性质严重的“政变”。

   尽管政变未遂,但特朗普式民粹冲动与政治危险游戏,确定打破了美国立宪建国以来所建立的以精英共和为内核的民主宪制传统,引入了大众政治的极端化因素,从民主属性上推动美国民主的街头化与非制度化,而这一趋势恰恰是1787年联邦党人立宪所要严格戒备的。

   1787年立宪建立在对1781年“无能邦联”的政治批判和1786年谢斯民兵起义之政治恐惧的双重反思基础之上,由联邦党人领衔推动完成了关于制定新联邦宪法以巩固国家权威和统一法制的制宪工程。此次美国制度变乱是进一步对抗冲突的序幕,还是民主宪制改良的契机,我们仍需审慎观察评估。

   重估“特朗普主义”与美式民粹

   1786年,独立战争后“饥寒交迫”的退伍军人及农民发动了起义,遭到政府军严厉镇压。笔者从前几日美国各地“勤王”大军冒着严寒、新冠病毒与法律风险誓师进京的创意海报、自拍照、宣传语及各种行为艺术表现上,约略窥视到特朗普主义的“州权”根基与“民粹”底色。

   响应特朗普“勤王”动员令的尽管也有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但主体部分仍然是低收入工人、农民以及社会边缘群体,他们演绎及验证了古典意义上“人民”的原始形象。而以“人民”围攻“国会”的政治冲突象征意义则提出了美国民主宪制中的尖锐议题:当选举与代议制度无法真正代表和回应选民的实质正义诉求时,民众可以有怎样的行动?

   1月6日事件让我们进一步清晰见证了特朗普主义的政治思想本质与行动逻辑:

   其一,以美国优先与反全球化为标志的新“反联邦党人主义”。特朗普以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舍弃建国之父们的“全球正义理想”和“帝国理性”。这在象征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州权逻辑”,以美国作为全球帝国被放大的一个“领导州”,而特朗普主张回到州权本位。

   这就在政治思想渊源上激活了1787年制宪论辩失败一方——即作为州权派的“反联邦党人”的观念与追求。反联邦党人是美国宪法的“共同缔造者”,是美国宪法精神的“暗流”,是接地气、入本土、易煽动及目光短促的地方派。但美国的充分全球化及帝国的沉重责任持续掏空和损害了这些派别的利益,而美国民主缺乏真诚与可持续的力量与机制回应并安抚他们,由此造成美国底层社会的普遍政治挫折感、被剥夺感、精英背叛感和政治造反冲动。

   他们是全球化美国光鲜亮丽的另一面,是失败者的大联合,是历史进步的坑洼、沟壑与撕痕。特朗普敏锐捕捉并放大了美国民主的内伤,将其进一步撑开与撕裂,引起更加显著的痛感和造反冲动,从而实质代表与整合了这一庞大的选民聚合,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仍然获得了超高的7400万直接选票。特朗普所谓的“勤王”动员令确实涉嫌煽动叛乱,但其政治底气正源于此。

   其二,以大众动员与推特煽动为基本手法的极端民粹主义。特朗普施政的主要风格不是依赖精英官僚系统,而是依赖以推特平台为主的社交媒体,通过这一媒介与选民直接互动,获取政治支持及施压官僚层让步,追求施政纲领和政策议题的具体进展。

   但这种“粉丝政治学”容易造成一种“力大无穷”的民粹假象而僭越专业、理性、法治和程序,成为特朗普权力意志释放的专断工具,并造成一种“信息茧房”效应,自动屏蔽对不同意见和理性批评力量的尊重与吸纳,导致民主施政的多元制衡与政策纠错功能丧失。

   2004年,中文世界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宪法学家桑斯坦教授的《网络共和国》一书,对网络民主主义的发展前景提出忧思,其中特别提及了网络空间的互动更容易形成“偏见共和国”,对不同意见的尊重与互动反而会遭到屏蔽、封锁和选择性遗忘。

   特朗普迷恋“推特治国”,被美国国内甚至全球性的“川粉”所吹捧和麻醉,似乎成了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民主英雄,并频繁地以“林肯第二”自诩和代入。这种网络民粹式的政治行为习惯与个人英雄主义、极度虚荣心相结合,就造成了一种虚假的民意共识与政治行动的诱惑性场景。

   特朗普企图在2020年选举中重现2016年的“民粹造王”奇迹,却没有真实及审慎地洞察到执政四年来对美国内政外交的破坏性与结构危害,也没有看到自身的内部政治处境、资本忧虑、盟友反感等因素带来的执政基础的严重松动,更没有注意到“自乱阵脚”带来的内耗损害以及美国对“中国威胁”之焦虑感的进一步深化与病态化。

   特朗普没有提出并有效实施“遏制中国”的持续性战略,反而造成内忧外患之加速衰退的现实,从而削弱甚至摧毁了支持其“大刀阔斧”改革与反规范操作的“深层势力”(deep state)之信任。

   其三,以白人至上与美国特殊性为代表的保守种族主义。特朗普主义是多头怪兽,具有多面性的特征,许多人往往见其一面而自满,不能全面准确判别其思想与政治全貌。

   特朗普主义的深层底色是一种保守种族主义。尽管他以推特平台寻求民粹支持,但不是任何形式的“民”都可以入他的法眼,比如极左组织“安提法”(Antifa)、平权组织“黑命贵”(BLM)等就不属于特朗普的“民粹”范畴。这显示了特朗普的保守种族主义:一方面是白人种族主义,极力维护美国作为“白人美国”的思想、政治与利益特性,对“白左”思潮和政策进行持续性的批判与清理;另一方面则是与基督教思想渊源有关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的不是什么多元主义价值观或宗教信仰,而是单一的基督教保守性教义。

   白人至上意味着特朗普的“有色人种”政策的收紧甚至倒退,以及在反移民立法与执法上的暴力升级。坚持美国特殊性意味着坚决捍卫“基督教美国”,反对过度的世俗化与多元化。

   白人至上迎合了美国人口中普遍存在生育与福利焦虑的中下层白人的政治心理,有助于大规模“吸票”及获取政策调整的民意支持度。美国特殊性则回应了保守派对自由多元主义与白左思潮带来的去道德化、去中心化、去秩序化的“美国衰落”景象的深刻疑虑,并激发起美国内外对于特朗普道德人格的“移情审美”,将其理解为在道德和政治上拯救美国的历史英雄。

   特朗普是这些光环与意象扭结组合起来的政治人格,他的上台、执政与黯然离场引发了世界性的思想与政治震撼,甚至引发了华人知识圈的立场冲突和精神分裂,也进一步对美国优越性和民主信仰本身造成危机感和实质性冲击。

   同时,特朗普又是一个缺乏真正的革命家道德与民主立法者智慧的投机政客,他政治肉身的光怪陆离曾经一度吸引和误导了全球范围内的无数“川粉”,俘获了底层大众与相当比例知识精英的政治“芳心”,但1月6日的“勤王”闹剧及其后续的政治担当缺陷(习惯性甩锅,哪怕是甩给铁杆川粉),最终造成了特朗普民粹主义政治人格与道德形象的内爆与坍塌。

   特朗普及其政治团队企图寻求新的社交媒体以实现政治再起,但风景已过,政治破产的核心正在于人格破产,是关键历史时刻的站位、责任甚至牺牲。

   封杀特朗普的帝国理性与民主缺陷

   掌握巨大权势与民望的政治领袖往往都会对民主程序与法治存有内在的不满和抗争,甚至有僭越的冲动。这种人格因素在特朗普身上是存在的。特朗普自比林肯第二,但美国建制力量与盟友范畴担心的不是他的“林肯化”,而是在权力与民粹的诱惑下,一步步不加节制且无法挽救地走向法西斯主义或凯撒主义。

   1月6日的国会动乱,震撼并吓坏了美国民众、精英集团及盟友体系,于是短暂造成了一种跨党派甚至跨国性的“护法运动”,即美国两党与两院与民主盟友们捐弃前嫌,就美国民主权力交接的程序确定性与制度稳定性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国会对选举结果的认证程序顺利完成,所有人仿佛一下子都轻松舒了一口气。

   可想而知,作为民主“圣殿”的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一次被现任总统号召动员的“人民”所占领,而有关行动试图阻止的竟然是多数人民投票形成的民主结果,这是怎样一种所谓的民主的“美丽风景线”呢?“美国反对美国”、“人民反对人民”成了对美国民主神话的严格反讽,其意义挫折是空前深刻的。

   夹杂着愤怒、恐惧与冲突再临的防范意识,以及美国民主“家丑外扬”的羞辱感,刚刚夺权成功及稳住阵脚的民主党就对特朗普展开了政治施压、封杀与追惩行动,试图羞辱性地造成其“社会性死亡”和“政治性死亡”。

   总统选举投票完成后,面对不利结果,特朗普本来计划两步走:其一,穷尽司法程序和社会运动施压机制,抵制拜登胜选和接任,目前来看基本失败;其二,为四年后即2024年的“王者归来”进行提前的政治铺垫、议题掌控以及与基础选民的粘合度建设,对两党进行政治劫持与博弈。

   如果操作得当,特朗普尽管下台,但其依赖民粹基础和媒体煽动力的政治优势会得到保持,甚至会因为拜登政府的执政错漏而被放大与期待。然而,经过此次动乱事件,民主的道德基础与程序理性遭到穿底式破坏,特朗普的政治计划被完全打破,不仅精英被吓坏了,人民及盟友也被吓坏了。

出于对特朗普政治人格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美国民主重回理性轨道的超强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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