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有体财产法还是财产的基本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18-03-23 17: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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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民法典《物权编》应该定位在财产的基本法而不是有体财产法,因为公司资产、信托财产以及各种拟制的财产无“体”可言,却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财产,应在《物权编》中予以规范。本文为此阐述了规范的理由和规范的技术处理。

  

   关键词:  物权法    有体物    财产利益

  

   二00二年十二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物权编》在现行法律以外,这意味着《物权编》较其他编有更大的讨论空间。《物权编》在民法典中举足轻重,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决定着民法典的价值与作用。为了使《物权编》真正发挥其在中国社会中应有的作用,重大的问题一定要讨论清楚,而首当其冲的是《物权编》的定位。

  

   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从罗马时代到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一直是有体财产法。这对中国物权立法有极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有体财产法悠长的历史本身就有一种永恒真理的神秘和魅力;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民法学者总体上忙碌于引进和传播大陆法系民法的知识(虽然多是“二战”以前的东西),还来不及进一步思考与整理。目前已公开发表的中国物权法草案专家建议稿中,有两个属于有体财产法的套路,他们将物权客体定位于有体物,进而以此为基点构筑整个物权法的内容与体系,只有我的稿子将物理解为“一定的财产利益”,主张物权法或物权编是中国财产的基本法,不仅是所谓的有体物,一切有体物以外应归物权法调整的财产如股票、存款、提单、拟制的资源或财富,统一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

  

   有体财产法源自于罗马法,罗马人将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虽然他们并不因此将财产限于有体物,但由于所谓的无体物(权利)最终落脚于一定的有体物上,因而罗马财产法本质上是有体财产法。法国民法继承了罗马法的衣钵,但德国人想不明白无体物(权利)作为财产时如何命名以权利为客体的财产权利,干脆只解决有体物的财产问题,并将这种财产权利称为物权,从而使有体财产法有了物权法的大名。随后,碰上日本人和中国人以德为师的态度特别诚恳,就有了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以有体财产为起点和终点的物权法。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体财产法的形成和发展,应该不是由理论证明出来的,而是一个经验的产物。罗马法学家都不是些动笔就能写上几十万字的学者,他们习惯于从实际生活出发,凭着直觉确立一个又一个他们认为是符合生活需要的规则,不甚在乎理论上有无矛盾,这也许正是罗马法中许多规则难以同一理论或逻辑解释的原因。当时,财产几乎都是以有体物的形式存在,用益权、继承权等无体物也是附着于田地、房屋、鱼塘等等之上。罗马人只见到了有体财产及其与有体财产相关的权利,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的只能是有体财产法。岁月经过漫长的跋涉到了十九世纪前后,工业革命的机器已经轰鸣,但在辽阔的田园上,风车、水磨、马车仍是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因而承接罗马法有体财产法的传统,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无疑是最理性的选择。“二战”以前的日本和中国大致也是这样一种状况,这就有了“以德为师”的充足理由。这些国家和地区将物权法定位于有体财产法,就他们的时代而言,这种选择与其实际生活基本吻合。

  

   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有一个重新选择物权法的机遇面前,不加思索地以德为师或以“台”为师,是令人遗憾的。现代社会的含义或有不同,但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起点是“二战”结束之时,因为自始以后,没有出现大的战乱,人类进入了持续的建设和发展的时代。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日新月异,彻底改变了人类在此之前几千年的生活条件和方式。现代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绝大多数来自于“二战”以后发明或广泛应用的技术,对比“二战”前后的飞机、汽车、远洋船舶,环顾这几十年才有的电脑、互联网和人造卫星,体察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难理解“二战”以后人类社会的巨变。与之相随,人类经济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后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给财产的概念带来丰富的内容,土地、房屋、鱼塘当然还是财产,但影响社会和个人财富总量的很大程度上是价格形态的财产。公司资产、银行存款、各种证券只是一种文字或数据的文件,无“体”可言,却是实实在在的财产,其财产的价值与有体物的财产价值并无不同,在交换时没有任何的障碍。不仅如此,人类还拟制出许多具有稀缺性的资源或财富从而使其为一种拟制的财产,城市中的出租车运营牌照经拍卖而具有财产利益,网络游戏中的ID和游戏数据成为网上交易的对象,这些财产同样无“体”可言,但由于在拟制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财产价值,因而成为价格形态的财产。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只对有体财产作出规范,显然不合时宜,莫非还要另设一个“无体”财产法?说到底,我们有什么理由死守物权法是有体财产法的传统而不去考虑能适用于全部可直接支配财产的物权法?民法典通常被认为是民事领域的基本法,那么《物权编》应该是财产的基本法。

  

   学者们也不是没有考虑现代社会中有体财产只是财产的一部分,但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将上述的“无体”财产排除在物权法以外,主张由公司法解决公司财产问题,由票据法调整票据中的财产利益,由信托法处理信托财产关系,简而言之,凡是有体财产法管不了的财产,都交由公司法等特别法去管。这在逻辑上十分怪异。众所周知,特别法和基本法是具体与一般的关系而非并列关系,民法典为基本法,公司法即使要担负一定的规范公司财产的职责,也只能是民法典相关法律规范上的细化,而不是说在民法典的财产法以外另立无数个与民法典没有必然联系的特别财产法。《物权编》一旦成为有体财产法,公司法中的财产法律规范就与民法典毫无联系,这样,公司法与民法典也就不是特别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了。这对一贯讲究逻辑概念的大陆法系民法,无疑是大不敬。而且,公司法就其本身定位而言,只是某一类民事主体的组织法,主要规定公司如何构架和活动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公司法以特别财产法自居,商法学者一般也不认为公司法应该解决公司财产的归属和利用的权利问题。道理很简单,公司财产的“物权”若有公司法规定,那么,中外合资企业、合伙企业、私人企业的财产的“物权”也可以由中外合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私人企业法规定,群雄并起,民法的天下岂能不乱?

  

   在探讨物权法的定位过程中,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资产这样的财产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常常高于有体财产。如果说有体财产也很重要,往往是因为有体财产融入了资产之中作为资产的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仅仅是单一的有体物,尽管也是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但其对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相当具体而且微弱,连城市的小偷也不屑于偷他人家中的一般物件,而是找寻现金、存折、金银手饰等易于携带有价值的东西。法国民法典将农具和种子列为不动产,现在还有谁会主张这些实物应该写入法典之中?有的学者老是想着一只鞋能不能作为物的事儿,就是不想中国十万亿个人银行存款的所有权问题,这种情形无疑是作茧自缚的结果。如果说,不管现实生活需要,非要将《物权编》定为有体财产法不可,当然也行,毕竟立法者的意志在法律制度的选择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样的物权法一定缺乏现代生活的灵魂和活力。可以预料,由于物权法仅仅调整对现代社会影响有限的有体财产关系,而对调整更为广阔的财产领域无能为力,从其产生那天起就会被边缘化,人们有时也会记得中国有个物权法,但不会常将它当成一个事儿,因为有用的财产法律规范在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这些特别法之中,或许根本没有。由此必然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们有什么必要花这么多的立法资源搞这样一个物权法,难道仅仅是为了让民法典看起来厚实一些?目前没有物权法,并没有谁说我的衣服不是我的或可任由他人取走,人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天天在处理有体财产纠纷似乎也没有什么不便。中国社会之所以需要物权法,根本的理由在于现代中国到处存在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为了理顺各种财产关系,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利益,需要以统一的原则和规则规范财产关系的权利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权编》必须是财产的基本法。只有这样定位,物权立法乃至于民法典的立法才有现实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

  

   学者们坚守有体财产法也不一定全是出于顽固或自私,大多数学者可能是因为还没有想好:如果物权的客体不限于有体物,该如何表述和界定物?这是任何一个深受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熏陶的学者难免的困惑,当年德国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后断然将物定为有体物,以致于以德为师的学者们也认为德国民法的物权客体过于狭隘,不得不费劲地扩大有体物的范围如将电、气、特定空间算作有体物,或以无体物有了有体物的外观条件为由纳入物权法,或动用民法学家惯用的例外规定,准物权之类的法宝,而不去考虑这样的解释和例外并不符合有体物原有的含义。另一方面,谁都明白不能象法国民法和罗马法那样笼统地将有体物无体物作为物,因为权利一旦成为物,就会出现权利与权利客体不分的局面,产生债权的所有权、用益权的所有权、乃至于所有权的所有权之类的逻辑混乱的用语,最终导致物权与其他权利的不分。现代物权法不能是有体财产法,但扩大到传统意义的无体物(权利)又会导致权利客体与权利的混淆,这个死结就在有体物无体物分类本身。有体物是“实体存在于自然界之物质,为人之五官所可觉及者,如土地、房屋等”,无体物“是法律拟制的关系,而为人之五官所不可觉及也,如用益权、地役权”。这个分类有不可救治的先天性疾病,因为实体物质与权利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平面。实体物质同时也是权利的客体,或者说,没有实体物质拟制不出权利。在拟制出来的权利上再设定权利,形成实体物质──权利──权利上的权利三重结构,这是任何分类方式无法分清楚的,因为分类只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所以,别说有体财产法,就是有体物本身的提法也是有毛病的。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但需要学者跳出有体物无体物的圈子,有体物无体物仅仅是财产形态的表述,并不表明财产的本质。两双外观、尺码、材料相同的皮鞋摆在柜上,一双卖了三百元,另一双卖了一千二百元,差别在于这两双皮鞋内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同,一千二百元的那双鞋是名牌,含有名牌价值,实际功能虽与三百元的皮鞋无甚差别,但脚踩名牌感觉好,提升了这双皮鞋的使用价值。由此可见,财产的本质在于财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或者说,重要的是财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不是财产的形态。将物权设定于有体物的不妥就在于物权应该设定于财产而不是财产的形态。财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经济学者的表述,在法律层面上,一双皮鞋值多少,穿的感觉如何,对于民事权利主体而言,都可以归结为财产利益,因此,准确地说,物权应设定于财产利益之上。财产利益超越了财产的具体形态,体现不同财产内容上的共性,在外延上具有周延性。不管是土地、金钱、自然力还是权利凭证,在财产利益这一层次上都是相通的,因此,千差万别的财产可以等价交换而且交换的双方以及旁观者通常认为是公平的。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轻松地走出有体财产法带来的种种困惑,按照现代社会的需求设计物权法,将为有体财产法所不容的又具备物权特性的其他财产接纳到物权法中,从而使《物权编》成为财产的基本法。

  

当然,财产利益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真正理解这一概念,离不开财产利益的存在方式。现代社会中,财产利益一般表现为实物形态和价格形态。实物形态是以一定的时空关系为基础的物质状态,是各种物品、自然资源以及特定空间等,其特点是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感知物质的具体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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