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勤国:论物权法的功能与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18-03-28 15: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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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物权法的功能与价值是物权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立法以定分止争、物尽其用定位物权法,却又采用物权法教科书体例,致使物权法草案在功能与价值上产生了不可自解的矛盾。立法如何认识社会生活与物权法的关系,在物权法的价值与功能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物权立法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分歧如物权客体和用益物权,最终都可归结到物权法如何反映和满足社会生活需要这一根本。一个以财产归属为中心的物权法,对中国社会而言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传统的物权法和物权理论必须变革。立法应按大陆法系民法的思维方式以物权法为主体整合英美财产法的内容,以使中国物权法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财产基本法。

   关键词:物权 物权法 财产法

  

   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立法机关对长达数年的物权立法争论有了基本的态度。作为参与争论的当事人,我在物权法基本理论和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多数学者的观点不同。2004年8月,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我参加为时八天的物权法草案修改专家讨论会。会上,我与主流学者面对面争论,辨了许多是非,其结果已经反映在物权法草案之中。由于会议的目的是修改条文,我没有挑起涉及物权法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甚至也使用权利质押之类的俗语[2]。但物权法基本理论是极其重要的,其直接关系到物权立法的基本思路和方案。基本理论上的缺陷是根本性的缺陷,无法在具体制度的安排上得以矫正。物权法草案存在着许多与基本理论相关的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是未能明确物权法的功能与价值或者说中国为什么要制定物权法。

   一

   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八个字概括了物权法的功能与价值:定分止争,物尽其用,简洁明了地道尽了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一款“本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立法意图。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1款与我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一条“为规范和调整一定的财产归属关系和财产利用关系,保护当事人合法财产权益,制定本法”在含义和表述上已很接近,可我还是认为物权法草案立法目的不明,这是因为,物权法草案沿用了物权法教科书体例。

   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由此形成物权法草案以所有权编、用益物权编、担保物权编为主干的物权法体系。众所周知,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在大陆法系民法中从来不是一个法典用语,而是大陆法系民法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用语,大陆法系民法或物权法教科书借此将零散的他物权串起来,便于讲授和学习。从形式上看,物权法教科书体例不能说不美,所有权编网尽物的归属关系,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似乎也网尽物的利用关系,颇能“落实”定分止争、物尽其用。但看内容,所谓用益物权,只有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典权这几种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权利;所谓担保物权,只涉及抵押、质押、留置这几种担保方式。这就是说,在现有的物权法教科书中,物尽其用的“物”和“用”都不具有广泛的意义或者说不是指代全部的“物”和“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不在用益物权中的许许多多的物如飞机、汽车、金银珠宝和不在担保物权中的其他担保方式如定金、财团抵押、所有权保留如何物尽其用?有人说交给债权法管。债权法能不能起到物尽其用的作用,不妨另说,但物权法管不了或者说排斥了绝大多数的“物”和“用”,怎能说有物尽其用之功?

   物权法教科书体例的历史很悠久,也有不同的版本,近十几年流入中国而且成为中国主流物权理论的是德国式版本。从罗马法到中华民国民法典,物权法都是为了规范和调整财产归属关系,没有规范和调整财产利用关系的目的,之所以出现了几种他物权,是为实际生活所迫[3]。物权法等于至少是约等于所有权法,是大陆法系民法立法取向,更是物权法教科书体例的基石。翻开任何一本物权法教科书,不难看到:所谓物权基本原理几乎就是所有权原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虽然篇幅大,但与物权基本原理对口的极少,以物权基本原理例外面目出现的居多。凭心而论,物权法教科书是清楚自己的使命的,五、六年前的物权法教科书都不讳言“物权法是调整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这一经典的表述还被梁慧星教授写入他主持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4]一书的序言。这几年来,许多人以谈论财产利用为荣,而且不乏诸如从财产归属为中心转向财产利用为中心之类的大话,但端出来的仍是那几个二千多年前就有的他物权,物权法教科书体例并无变化。

   因此,当物权法草案以物权法教科书体例作为立法体例时,物权法草案陷入了一个无法自解的矛盾。一方面,立法意识到现代社会的物权法不能只管财产归属,必须将财产利用也纳入物权法。定分止争,物尽其用八个字和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一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立法深思熟虑的结果。对比以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和小范围的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到,立法对物权法调整范围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物权法草案不仅将物的利用和物的归属并列,而且作为物权法之纲置于物权法草案的总则,宣示了立法对现代物权法的深刻理解和远大理想[5]。另一方面,立法尽管在思想上突破了中国主流物权理论的束缚,在大是大非上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但在具体行动上表现怯懦。物权法草案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三编不乏闪光之处,但整体而言,被物权法教科书牵着鼻子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时代。物权法草案解决的财产问题和解决的方式与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物权编没有太大的差别。七十多年前的财产问题当然也是今天的财产问题,但今天的财产问题远不止七十多年前的财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物权法草案还不是一个现代物权法。

   物权法草案反映了立法理念与立法操作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下,给物权法草案的功能与价值作最终的评价是困难的。但有一点可以说,物权法教科书体例,不值得立法大动干戈,因为由此产生的物权法本质上是一个所有权法,而所有权法没有必要经过那么隆重的立法程序。所有权历经千年,早已成为人类的一种近乎于本能的行为。三岁的孩子不知道所有权,但常说我的玩具你不能玩,其中就包括了所有权的全部意义;即便是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偷盗财物也是要判刑的,因为财物是他人所有的。所有权观念和规则已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融为一体,几乎不需要专业教育和培训,法学院学生也就是多懂一些关于所有权的专业术语而已。所有权观念和规则已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习惯和准则,无需立法一一规定。我们的生活中,缺少有体物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担保物权的规则吗?不能说一点不缺,但基本不缺,民法通则、担保法、有关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的条例和各种相关的司法解释足以满足需要。困扰我们的往往是:存款、信托、公司资产为谁所有?公交线路、无线频道、渔业资源使用有无物权?国有财产、集体财产、私有财产如何有效保护?物权法草案是有一些新的规则,例如小区物业、善意取得和居住权,但这些规则的份量似乎还没有重到必须搞一个统一物权法的程度。物权法草案中,似乎还是找不到排除我们困扰的方法。相反,还产生了新的困扰——担保法中的抵押、质押和留置三种担保方式被扯出来放入物权法中,定金和保证这两种担保方式是继续留在担保法中还是放进合同法?五种担保权优先顺序将如何协调?生活中出现新的担保方式又怎么办?[6]面对着全社会对物权法的热切期望,任何一位严肃的学者都应思考一个问题:没有物权法草案这样的物权法,中国的社会生活将如何?有了物权法草案这样的物权法,中国的社会生活又将如何?

   如果只就物权法草案提供了多少行之有效的规则而言,我无法认为物权法草案很有必要,但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1款以及物权法草案多处突破中国主流物权理论[7],我又不能不说物权法草案很有必要。物权法草案的实践价值有待于以后的修改,但其解放思想的理论价值,现在就已凸现。物权法草案公布后,再没有人将物权法定义为调整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媒体显示,中国的主流学者都已改了口径,统一到定分止争,物尽其用和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1款上了。他们当然不是见风使舵,而是认识到了以往的表述确实不妥。物权法草案一炮轰塌了中国主流物权理论的根基。

   二

   物权法草案在功能与价值上的矛盾折射出立法的彷徨和犹疑。这种彷徨和犹疑是立法对物权法功能与价值缺乏足够思考的结果。合同法立法完成后,在一些学者的推动下,物权法被提上立法层面而且有了2002年颁布的立法规划。其时,我们还只有两三本物权法的教材,几乎没有象样的研究论文,现在的主流学者也基本上是1997年后快速成长起来的,而生长激素正是台湾地区的物权理论。任务重,时间短,来不及思考物权法的功能与价值,而这恰恰是物权法理论和实践的关键。物权法教科书通常也罗列几条物权法的作用,但都是在应然层面上论述,与实然层面的物权法没有什么关系。说物权法能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8],愿望良好,结果可能是:如愿以偿、事与愿违、事未所愿,物权法草案在结果上大致属于第三种[9]。我提出物权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智慧与尊严的象征,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在于立法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其结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认识与选择。拿破仑这样伟大的立法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通常而言,立法者不过是一群拥有立法权的普通人而已,立法成果能代表权威不能代表完美。

   立法如何认识社会生活与物权法的关系,对物权法功能与价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按照社会生活的需要来制定物权规则,还是将社会生活塞入既定的物权法框框?一般意义上,这不是个问题。物权立法应立足现代、立足国情,这一共识容易形成,但是,一到操作层面就容易出现分歧。物权法是否规定典权,立法一直拿不定主意,物权法草案将典权拿了下来,难保以后不会放回去,因为多数学者舍不得这个国粹。典权该不该上,其实是很容易评判的:现实中不存在典关系,人民法院也有几十年没处理典纠纷了,我们的生活更没有因为缺典而不便,社会生活对典权并没有提出任何需求。有人说,有了典权就会有典关系,就会有社会需求。这是将生产刺激消费的经济理论搬到了立法,但立法绝非生产可以类比。对社会生活诸如网络虚拟财产之类的许多需求熟视无睹,却醉心于没有实际需求的典权,问题还是出在物权法与社会生活何者为本上。在一些人的眼里,“与国际接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意味着必须以台湾地区的物权规则“规范”中国的社会生活,按台湾地区的物权法标准,中国的社会生活很不规范——规范的生活怎能没有典?[10]然而,以七十多年前的物权法来规范今天的生活是极其幼稚的,这犹如命令中国人穿回长衫马褂。立法有权,可不顾一切颁布这样的物权法,这样的物权法也会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样的物权法最终会被生活抛弃,沦为法律货架上的一件摆设。我们的现行法律中,中看不中用的已经不少。任何法律都不是为了赏心悦目,而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实际矛盾。有用是法律的根本价值所在,在有用的前提下,增加点观赏性也是可以的,但决不能为了学者的美感而将法律整得没用或没多少用。同时,有用是因为生活中存在着需要解决的矛盾,如果矛盾不存在,法律不能先制造矛盾再解决矛盾以显示自己有用。法律有没有用,有多大的用,说到底,就是法律反映和满足社会生活需求的程度,集中体现在解决实际生活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国外和台湾地区很有用的法律常常在中国不怎么有用,通常是因为水土不服,而解决之道不可能是改变水土。因此,立法只能按照中国社会生活的需要选择和设计物权规则。

   物权立法讨论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分歧,最终都可归结到物权法如何反映和满足社会生活需要这一根本。物权法草案中,除了已基本解决的物权法调整对象和范围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在考量物权法的功能与价值。其中,物权客体和用益物权最有说明意义。

主流物权理论坚持物权客体是有体物或原则上是有体物,因为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就是这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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