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民法典编纂中的若干争论问题 ——对梁慧星教授若干意见的几点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1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17: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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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摘要】梁慧星教授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针对本人所提出的诸多批评意见,与事实不符,有必要澄清。就相应学术观点,做如下回应:其一,人格权独立成编与乌克兰民法典无任何关系,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首创,符合党中央部署民法典编纂的本意,有助于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其二,对自然人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的保护,意味着国家也不能非法侵犯自然人的生命安全,这也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自卫行为的法理依据之所在,但与人格权独立成编本身并无关联;其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导致法律适用中 出现所谓的“双重适用”问题,法官援引民事法律规范的多重性符合民法典体系化要求,与不完全法条的立法形式紧密相关,符合司法实务的实际情况;其四,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也不会贬损、肢解侵权责任法。此外,笔者作为较早主张所有权平等保护的学者,从未主张过要对国有财产予以特别保护。

   【关键词】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合法自卫;侵权责任法;双重适用;平等保护

  

   2020 年5月28 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审议并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新中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正式颁布。制订一部新中国的民法典是佟柔、王家福、谢怀栻、江平等几代民法学家的梦想。记得先师佟柔教授临终前,在病床上对我反复叮嘱,一定要努力奋斗,争取早日颁布中国自己的民法典。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民法典,终于可以告慰他老人家和其他先辈们的在天之灵。

   自 2015 年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以来,围绕着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些问题,我一直敬重的梁慧星教授发表了不少针对本人的严厉批评,相关批评与事实不符。5 年来,为了不影响、不妨碍民法典编纂大局,对于梁慧星教授的批评,我始终保持沉默,不置一词。现在,我国《民法典》已经颁布,不少人曾提醒我,保持沉默就意味着我默认那些并不真实的指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就这些批评加以说明、解释,以澄清事实。

  

   一、关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相关问题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定于2015 年 9 月 14 日 -9 月 16 日召集有关专家开会讨论民法总则的制定。在会议即将召开前,我突然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渠涛教授的来电,他受梁慧星教授委托,邀请我参加在杭州举办的中日民商法研究会第十四届会议,时间是 2015 年 9 月 12 日 -9 月 13 日。说实话,接到渠教授转达的梁慧星教授的邀请,我还是比较惊讶的。因为,此前梁老师担任会长的中日民商法研究会,从未邀请我参加过会议。渠涛教授在电话中说,梁老师特别希望我来参加会议,请我在会上讲一讲我对人格权法的想法。我觉得,既然梁老师如此盛情邀请,我自然不能辜负他的美意。故此,取消其他日程,专门赶到杭州参会。会上,梁慧星教授请我讲一讲人格权的几个问题。我专门谈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意义等几个问题。会后,我们共进晚餐,梁慧星教授对我专程参会表示感谢。

   参会的第二天,我就赶回北京,准备参加次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办的民法典编纂会议。这次会议邀请了 20 多位民法学教授,梁慧星教授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开始后,会议主持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主任的贾东明同志说,先请梁慧星和王利明两位民法学界的带头人发言。我作开场白后,接着是梁慧星教授发言,他上来就开始批评我说:“王利明主张制订民法典的人格权编,这究竟是什么意图?王利明说,制订人格权编可以保障人权,这完全是要迎合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做法……”,梁慧星教授这一言辞激烈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把原本非常融洽的会议气氛变得高度紧张。

   接着,梁慧星教授就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和指责,发言时,他情绪非常激动。我本人在场听着梁教授直接针对我本人的激烈批评,始终未发一言,也没有做任何回应。主持人看到出现这种完全偏离会议主旨的发言后,便将话题岔开。于是,大家开始讨论民法总则。会议中场休息期间,与会的一些同志对我说,你当时没有和梁老师直接发生争吵,很不容易,做得很好,否则,这个会议就开不下去了。

   第二天继续开会。下午我因有事晚到了一会儿。在路上,就有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梁慧星教授又在会上大批你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观点,并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说乌克兰民法典就是因为搞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才直接导致了颜色革命。中国有人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也就是想要学乌克兰,搞颜色革命。进入会场后,我明显感觉到会场气氛异常压抑。当时,正好杨立新教授在发言,他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与否和颜色革命毫无关系,这只是一个民法典立法技术的问题,中国不会因为制定民法典而发生颜色革命。

   在杨立新教授之后,我接着发言。我说了几点意思:第一,我们的民法典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早于乌克兰民法典的制定,早在2002年12月23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人格权就已经是独立的一编。乌克兰民法典是 2003 年才颁布的,怎么能够说我们学乌克兰民法典?第二,乌克兰民法典并没有采用“人格权”这个词,乌克兰民法典规定的是包括了公权和私权在内的、各类人身非财产权(Personal Non-Property Rights),并未专门规定独立成编的人格权(Personality Rights),甚至没有规定人格权的概念。第三,乌克兰民法典里面规定的游行集会、结社等大量政治权利,完全不属于人格权。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中根本就没有规定这些政治性权利。我们的民法典与乌克兰民法典的范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在我说完后,梁慧星教授立即做出了回应。他说,你王利明认为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不是引起颜色革命,那是你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接着,梁慧星教授的情绪又变得极为激动,继续展开对我的批评。

   会后,我赶紧联系了法学所的几位同志,希望他们能够转告梁老师:学者之间对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很正常,如果梁慧星教授对于人格权保护有更好的立法方案,对民法典编纂是好事,但争论归争论,千万不要因此影响民法典编纂的大局,“颜色革命”这种说法实在太重了,传出去影响不好。希望他们能帮助做做梁老师的工作。结果,没想到梁慧星教授把我这种息事宁人、大局为重的想法看作是我心虚的表现。他在文章中写道:“王利明教授当天晚上通过中间人跟我沟通,要求我一定不要到网络上讲乌克兰颜色革命。当然还有别的权威教授,讲中国的民法典规定人格权编不会发生任何政治问题……”

   在上述会议召开后的 2015 年 11 月 1 日,梁慧星教授在四川大学的公开讲座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就是要搞颜色革命的说法做了更大规模的宣传。网上铺天盖地,影响很大。他说:“我不赞成中国民法典模仿乌克兰民法典、步乌克兰的后尘 !”梁慧星教授在讲座中曾以乌克兰民法典第314 条的“结社自由权”和第 315 条的“集会自由权”为例,主张这些规定导致“乌克兰两次颜色革命,陷于长期社会动乱”,所以王利明教授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就是要搞颜色革命。此言一出,民法学界甚至整个法学界一片震惊,网络到处转载,没想到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这样一个纯学术或者说立法技术上的问题,竟然被梁慧星教授上升到如此的政治高度,成为了一个政治敏感问题。

   在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之争被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下,民法学界有的人更是提到“人格权”3个字都胆战心惊,后来我们组织了几次关于人格权法的讨论会,邀请的老师中有不少都表示不方便参加,以免沾上政治问题。我对他们的顾虑表示充分理解,也对学术问题争鸣被高度政治化的现象表示忧心。

   下面,我想就梁慧星教授在四川大学的公开讲座,从学术的角度,补充几点回应意见:

   第一,乌克兰民法典中有人格权概念吗?关于所谓乌克兰民法典的人格权独立成编问题,我 们组织了好几次中欧民法典研讨会。会上欧洲学者都明确指出,乌克兰民法典规定的不是真正的人格权,而是夹杂了很多的政治权利,就像一个国家的民法典有财产权编,不等同于就是承认和规定了物权编,这是两个概念。我查了 2 位乌克兰学者专门解释乌克兰民法典的说法,乌克兰民 法典之所以在人身非财产权中规定相关政治权利,主要是为了落实 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公约的要求,所以就公民所享有的财产权之外的各种私法上的和公法上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对于乌克兰的这一做法,许多欧洲法学家都认为混淆了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把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一并纳入民法典之中作出规定,这个意义上的民法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法典了,可以说是公私不分的混合体。所以,在乌克兰民法典中,根本没有使用“人格权(Personality Rights)”的概念,而使用的是“人身非财产权(Personal Non-Property Rights)”概念,因此,乌克兰民法典中的人身非财产权是一个综合性的权利,是一个包含了公法上的权利和私法权利在内的权利集合体。

   第二,我们是步乌克兰民法典的后尘吗?关于人格权法独立的问题,我和杨立新教授等其他学者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出了。例如,在我本人作为主编、徐明和杨立新教授作为副主编,1994 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格权法新论》一书中,我们就明确提出:“要完善我国人格权的民事法律制度,也应当采取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相结合的立法体例”,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设立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对各个具体人格权分别予以特别规定等建议,同时,我们还认为:“完善人格权立法的其他重要方式是制定人格权保护特别法,或者有关的立法中设立保护人格权的条款。”在我和杨立新教授共同主编的另一本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于 1995 年出版的著作《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我也详细阐述了人格权法相对独立的必要性。

   尤其是,在全国人大于 2001 年起草、2002 年 12 月 23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民法草案中,人格权就已经独立成编。当时,乌克兰民法典还没有制定,怎么能够说我们是步乌克兰民法典的后尘?这个草案梁慧星教授曾一直参与讨论,当时也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今天怎能提出如此吓人的观点?

   第三、我们采纳了乌克兰民法典的规则吗?梁慧星教授列举的乌克兰民法典规定的结社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等政治权利,没有哪一个民法学者认为这些是人格权,笔者也从未主张过要写入我们的民法典。事实上,立法机关在制定人格权编时,立法机关在草案的说明中也指出,“人格权编这一部分,主要是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2020 年 5 月 22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同志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中,也再次非常明确的指出:“草案第四编‘人格权’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怎么能够说我们是步乌克兰民法典的后尘?

   由于语言等原因,我承认我并不了解乌克兰这个国家,所以,从未敢对乌克兰政局作出任何判断。梁慧星教授反复强调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是其民法典尤其是其中所谓的人格权制度引起的,可是,从未提供任何学术文献佐证,令我十分困惑。

2016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应张文显教授的一再邀请,我参加了浙江大学法学院在杭州举办的“法治与改革国际高端论坛”。我记得原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同志、许多中外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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