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文革史学”的思想理论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2 次 更新时间:2018-01-28 20: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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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进入专栏)  

“文革史学”[①]的思想理论形态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认为其和姚文元的文章一样“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戚文批判的对象是历史学家翦伯赞。如果说此前史学界就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的理论讨论还具有某种学术意味的话,那么戚本禹的文章则对这场讨论做了完全政治化的结论。可以说,戚文是“文革史学”思想理论形态的代表作,值得我们稍加仔细地予以记载。

  

   戚文首先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除了阶级斗争别无其他: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继而把历史研究也说成是除了阶级斗争别无其他: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用戚文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中国历史,便得出了除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以外,其他人都不创造历史的结论: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藐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正是因为不同意那种除此别无其他的所谓“阶级观点”,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才提出“历史主义”的命题,对此戚文十分武断的大加批判,声称阶级观点就是历史主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戚文进一步用绝对化了的所谓阶级观点来批驳论敌和诠释历史: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抱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史学”在理论上虽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排斥其他的历史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却是抽象的概念,具体的概念是“伟大革命领袖人物”,从而为疯狂的“造神运动”留下空间。戚文在骂倒一切的同时,也强调“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显露出该文的政治意图:

  

   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

  

   “文革史学”实际上是一种阴谋史学,但它在理论述说上的突出特点却是冠冕堂皇,把自己打扮成“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然后大批特批所谓“超阶级”“纯客观”的历史研究主张,为其把史学当作政治斗争工具制造合理性。戚文最后这样说:

  

   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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