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契约抑或身份?——劳动法在20世纪美国的兴起与衰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18-01-25 2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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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  

  

【内容提要】以“契约”和“身份”作为理解美国劳动法的基础概念和认知框架,美国劳动法在20世纪呈现出“一个世纪,两段进程”的发展结构。通过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治斗争,以工人集体谈判权为核心机制的劳动法得以确立,大法官发现了现代工业体制内劳资权力的不平等,否定了此前坚守的契约自由学说,这是一段“从契约到身份”的过程。劳动法在世纪末的衰落,或者说由集体劳动法到个人就业法的转变,也在于保守派学者以法经济学为武器,主张工会集体谈判造成了工人工资的溢价,提出了回归基于合同的私法治理,因此是一段重新契约化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从契约到身份、集体劳动法、个人就业法、劳资关系、法经济学、司法审查

  

   1861年,英国法史巨匠梅因爵士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做如是宣告:“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一个半世纪后,作为一位法律史专家,梅因仍频频出现在法学的大众视野内,皆要拜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所赐。可以说,这个论断早已超出梅因在《古代法》中为其设定的语境,成为一个有关法律现代性的普遍命题。严格说来,法律史作品并不承担为法理学输送基本概念的功能。作为一种学科意义上的常规研究,法律史旨在展示法律的多面向以及法律在演化过程中的偶然和开放,就此而言,严肃的法律史作品反而会扮演理论破坏者的角色。[2]也正因此,梅因命题自提出后就呈现出一种悖谬的学术命运:太成功,终至于失败。“从身份到契约”的成功不言而喻,梅因优雅地完成了对原本纷繁复杂的法律史的去粗取精,自此后,“从身份到契约”就成为一个政治民族告别传统、迈向现代的法律进步运动,法律的演化也因此有了目的论的方向乃至可终结的历史。但问题在于,历史法学的命题从来都有其语境,是基于对一时一地之法律演化的观察而做出的论断,法律史的叙事一旦被“上升”为一种有关法律本质的理论,难免陷入概念延伸的误区。

   就以“从身份到契约”为例,法史命题一旦被法理化,成为我们观察和想象法律和生活秩序的立足点,那就一揽子遮蔽了太多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身份”,什么是“契约”?传统法中就没有“契约”,现代法中就没有“身份”了吗?进而言之,“从身份到契约”的整个过程,能否一蹴而就,还是必定会曲折迂回”?再者,“到契约”之后,法律的历史是不是就此终结了?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全面契约化就是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吗?这些并不是梅因的问题,但却是我们引用梅因来自我表达时必须自省的问题。本文从梅因命题开始讲起,但并不围绕着梅因命题而展开。之所以选择从梅因开始,是因为在思考美国劳动法在20世纪的变革时,“从身份到契约”的命题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百年外法史的基础概念和认知框架。必须承认,没有先在的概念框架,外国法律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往往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以内,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先入为主的框架内尽量保持叙事的开放性。就此而言,本文是同梅因一起思考,而不是思考梅因。

   在梅因的启发下,我们发现,在一个可称之为“短20世纪”的时段内,美国的劳动法呈现出了“一个世纪,两段进程”的发展结构:第一段进程从20世纪初直至二战后的民权时代,在这前半段的故事中,罗斯福新政是历史的分水岭,1937年,最高法院放弃了坚守长达30年的以契约自由为核心的洛克纳路线,转而全面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改革立法,自此后,以《全国劳资关系法》为代表的劳动法成为美国宪法秩序的关键部分。在本文看来,这段法律发展的进程恰恰是梅因命题的反向运动,是一种重新发现身份的过程。如果说第一段历史的关键在于确立新政的劳动法体制为正统,那么第二段历史则是反新政之道而行之,是一段由集体劳动法退回到个人就业法的返回。这场复辟以契约的再生为理论导向,关键推手是来自法学院的保守派,他们为法律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在上世纪80年代集中火力清理新政的劳动法遗产,用就业合同法取代了以工会集体谈判为核心机制的劳动法体制,通过这场“从身份到契约”的复辟,完成了对世纪初洛克纳主义的返回。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重温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梳理在新政前居于神坛的契约自由学说。第二部分聚焦于1937年的西滨旅社诉帕里什案,最高法院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判例中改弦更张,判词中表达出一种对现代工业劳资关系的新认识。没有这种对社会变迁的感知,新政劳动立法就不可能获得宪法正当性。第三部分将解析80年代由保守派学者所发起的“书斋里的革命”,他们高举法经济学的科学大旗,主张普通法重新归来以取代低效的集体谈判法。第四部分进一步思考美国劳动法在20世纪的变革故事对我们的启示。

  

一、“契约自由”的法理学

  

   关于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曾有学者这样写道:“如果你想在法官或法学者聚会时吸引众人目光,不妨试着表扬一下最高法院在1905年的这个判决。”[3]这句话道出了关于洛克纳案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主流法学界,洛克纳案的判决是作为一种“邪恶教义”(anti-canon)[4]而存在的,换言之,最高法院在洛克纳案中做出了错误的判决,这是已经由历史形成的结论,是我们理解美国20世纪宪法史的一个基本前提。

   案子的意义虽然重大,但案情并不复杂。原告洛克纳是纽约州一家面包坊的工场主,因违反纽约州议会在1897年制定的一部劳动法而受到处罚。按照纽约州的立法,面包坊工人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对于违法的事实,洛克纳供认不讳,但他认为这种设定最高工时的立法本身即是违宪的,违反了在1866年写入宪法的第十四条修正案:“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各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洛克纳一路上诉,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终以五比四的判决支持了洛克纳的诉求,判定纽约州调控最高工时的立法条款是对宪法保护的契约自由的恣意干预,是违宪无效的,由此开启了一个长达30年的洛克纳时代。[5]

   时年67岁的佩克汉姆执笔了代表五位大法官的多数意见,今天重读这篇高头讲章,我们不应因人因事而废言,而应当从佩克汉姆的字里行间里概括出一种以契约自由为时代精神的劳动法哲学,当然也包括法律人对劳资关系的认知和想象。意见书开篇,佩克汉姆明确了两个基本的前提:(1)自由订立劳动合约的权利,包括对工作时间的约定,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个人自由,因此纽约州的劳动立法构成了一种“干预”;(2)在普通法秩序内,各州拥有所谓的“治安权(police powers)”,可以基于公共的安全、健康、道德以及公序良俗而对个人的自由加以限制,这在地方政治的层面构成了非常广泛的管制。问题于是出现:一方面,契约自由固然神圣,但并不绝对,是可以基于治安权的正当行使而加以限制的;另一方面,治安权虽然是由各州主权所保留的,但也并不是无边际的。治安权的边际在哪里,也就是对自由的限制是否超出了某种适当的限度,本身即是一个宪法问题。说到底,纽约州的最高工时法是否合宪,是一个在契约自由和治安权之间平衡的问题。佩克汉姆大法官就这样写道:“问题必定会出现:纽约州的立法到底是一种对治安权的公正、合理和适宜的行使,还是一种对个体自由权利的不合理、非必要且任性专断的干预?”[6]

   纽约州主张,最高工时立法首先意在保护工人健康,因此是一部劳动法(labor law),其次可以保证产品质量并由此保护公众的食品安全,因此也构成一部健康法(health law),既然有了正当的公益目标,那么最高工时法作为一种推进目标的适当手段就是合宪的。但纽约州的立法到底是否越权,佩克汉姆在判词中讲的很清楚,是一个“必须由最高法院来回答”[7]的问题。根据佩克汉姆的意见,纽约州的辩护理由是否能采信,也即一州是否有权去管制面包工人的工作时间,取决于面包工人是否是一种危险职业。在这个问题上,佩克汉姆立场坚定:“可以稳妥地下结论,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会影响健康,区别只在于程度大小而已”;“诚然,面包工人这行业看起来不及一些行业健康,但它比另一些行业却不知道健康到哪里去了”。[8]换言之,任何工作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健康,面包坊并不是一种特别危险的工作环境,如果连面包工人都被划入危险职业,那么所有的职业也都是危险的,这就意味着立法权可以进入各行各业,成为佩克汉姆所讲的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all-pervading power)”,[9]而大法官作为宪法的守护者以及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就是要在合法的和非法的之间做出判断,如果大法官不能坚守立场,那么“我们所有人岂不是要听凭立法多数派的摆布?”[10]

   因此,“危险职业”构成了一个狭小的封闭范畴,只有在这一领域内,州才能通过行使治安权来调控劳动过程和条件,限定劳动合同的自由订立,一旦超越了这个领域,则劳动合约就是私人自治的事务,完全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佩克汉姆之所以给出这样的判决,归根到底还在于他认为,雇工和雇主是平等的,这里的平等就体现在双方都是“精致的成年人(grown and intelligent men)”。[11]成年工人有能力判断自身利益之所在,也可以妥当地主张自身权利,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国家的受监护人”,[12]因此契约自由就是对劳资双方权益的最佳保障。反过来说,公权力的干预,或者说政府的“保护臂膀”,纯属“对个人权利的多管闲事式的干预(meddlesome interference)”。[13]只有在可认定的危险职业内,公权力才能承担起监护人之职。一旦超出这一领域,干预立法往往就是多数派系凭借人数的优势将自我私利写入法律,也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多数人暴政,这种阶级立法是大法官在司法审查时要严防死守的,如前所言,立法是否合宪,应由解释宪法的司法机关说了算。

   如果把上述的宪法教义转化为一种简明的社会理论,那么洛克纳主义所确认的就是社会关系的全面契约化。人人生而平等,作为自主的成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处理自身事务,其中就包括付出劳动而换取报酬。这种私人自治的权利,就是由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未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自由。事关劳资双方的合同关系时,除了危险行业的领域之外,皆为立法权的禁区。只要洛克纳案的判决仍维持其正统的地位,那么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政府对私人自治的干预往往都被推定为佩克汉姆所说的“多管闲事”。我们也都知道,在前后长达30年的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正是基于这种契约自由学说来对抗作为民众声音之表达的社会经济立法,保护着这一整套以财产和契约为中心的普通法秩序。


二、来自共同体的立法保护

  

在今天谈洛克纳案,我们不应忘记,洛克纳的法律教义以及社会理论,在美国宪法史上是已经被翻过的一页。翻篇的时刻出现在1937年,那一年,在罗斯福总统挟民意以令司法的强大攻势下,此前一直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终于全盘崩溃,在这道历史分水岭之后,以新政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法秩序得以确立。罗斯福新政之为“新”,首先就是因为它是对以契约自由为核心的洛克纳旧学说的否定。在此意义上,美国20世纪宪法发展最关键的里程碑,究其根本就是对传统“契约自由”学说的颠覆,在此之后,洛克纳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契约自由也走下了神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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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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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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