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彤: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2020-05-06 08: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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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彤  

   随着近代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实业的发展, 到民国时期, 资方、雇主与工人或雇员的关系实际上已构成社会网络中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劳资共处同一经济/协作体中, 因经济利益不同而矛盾、冲突, 又因互利、共生而合作。劳资间矛盾与合作关系的表象背后实则有着复杂的问题域, 蕴含着社会走向的答案。举凡劳资关系虽然由与其直接相关的权、责、利左右, 但又往往牵涉其所处的外在环境, 劳动立法、金融政策、经济政策与状况、党政关系、社会网络、政治与经济地位、地域文化、工商管理, 甚至农村社会状况、全球经济等诸般因素, 均能影响劳资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劳资关系成为评价社会是否有序发展的重要指征。劳资关系是上述各要素的综合反映, 而劳资关系研究的本身则涵盖着上述各类问题。

   自1920年代起, 国内外研究者将劳资关系列为重点考察对象, 取得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 学术界对其总结与反思则与此并不相称。 (1) 为此, 有必要继续梳理已有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的学术生长点。

  

   一、1949年前研究状况

  

   1895年后, 由于外企与新式民族企业的快速发展, 劳资冲突范围因之扩大。随着“五四”前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 以及1920年代初民众运动的兴起, 劳资纠纷、罢工遍及中国各地, 演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出于不同动机, 开始广泛关注劳工的生存状态与劳资关系。学者大多以中性的“劳动问题”立论, 从劳动立法、劳资调解与仲裁、劳工团体、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 寻求改善工人群体生产与生活状况、消解劳资冲突的手段。一批社会学者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山大学经济调查所同人, 长期致力于社会调查与研究工作, 出版陈达《中国劳工问题》 (商务印书馆1929年) 、徐协华《铁路劳工问题》 (东方书局1931年) 、祝世康《劳工问题》 (商务印书馆1934年) 、冯华平《民国十六年至十七年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 (《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3期, 1932年9月)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商务印书馆1930年) 、陶孟和《中国劳工生活程度》 (中国太平洋学会1928年) 、吴半农《十六年一月至十八年六月河北省级平津两市劳资争议底分析》 (《社会科学季刊》第4卷第3、4期合刊, 1930年1月)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 (北平社会调查所1930年) 、方显廷《天津地毯工业》 (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0年) 、林颂河《塘沽工人调查》 (北平社会调查所1930年) 、余启中《广州劳资争议底分析:民十二—二十二年》 (国立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丛刊1934年) 、于恩德《北平工会调查》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0年) 、陈振鹭《现代劳工问题论丛》 (上海书报合作社1933年) 、樊国人等编《商务印书馆工会史》 (商务印书馆工会1929年) 等成果。王清彬、林颂河等编纂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 (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 与邢必信等编辑的《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 (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 , 对全国主要省市工人工时、工资、劳动强度、工业灾害、生活水平、国民党劳动运动方案、劳动组织、劳资争议、劳动法令、劳动行政、教育与卫生、失业救济、惠工设施通盘统计。

   劳动立法方面, 代表性论著为:李剑华《劳动问题与劳动法》 (太平洋书店1928年) 与《劳工法论》 (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 、曹剑光编《劳工法的研究》 (南华图书局1929年) 、方显廷《我国工厂法与纱厂业之关系》 (《大公报》1933年11月15日, 第3张第11版) 、刘巨壑《工厂检查概论》 (商务印书馆1934年) 、史太璞《我国工会法研究》 (正中书局1945年) 、谢扶民《中华民国立法史》 (正中书局1948年) 等。上述论著注重劳动立法对工人经济权益的保护。

   国民党民运系统介入劳动行政, 体现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立法原则, 但党政机关的权限并未有相应法规明确限定, 因此, 党、政之间时常摩擦, 各部门间遇事推诿, 管理失秩。米寅宾认为党政职权不明是党政机关“工作常常发生冲突及怠职的大原因”。 (1) 张廷灏《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研究》 (大东书局1930年)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 (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年) 、刘鸿万《工业化与中国劳工问题》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 , 则从较长时段分别对国民党劳动政策指导原则、方针、实施及劳工状况特点与变迁详加论述。

   此外, 鲁竹书编《失业问题》 (中央国书馆1927年) 、殷寿光《工会组织研究》 (世界书局1927年) 、刘晨星《劳工问题》 (大东书局1933年) 、何汉文《非常时期之工人》 (中华书局1937年) 、余长河编著《各国工会制度》 (正中书局1946年) 、阮子平编著《劳动问题研究》 (华北劳动出版社1947年) 等, 多从学理与国际通例方面, 论述工会与同盟罢工的合法性, 探寻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方法, 强调在“劳动保护”、救济工人的同时, 应培养工人的社会责任感。

   同时, 学者们还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中外经济周刊》、《国闻周报》、《独立评论》、《新中华》、《清华学报》、《时代公论》、《国立劳工大学月刊》、《社会科学杂志》、《社会学界》、《社会学杂志》、《大中国周报》、《现代评论》等主流杂志发表相关论文。

   基督教会在《女青年月刊》、《青年进步》、《上海青年》杂志上或开辟专栏, 或经常刊载有关劳资问题的文章, 探寻劳工生活出路。有基督教背景的学者出版《今日中国劳工问题》 (骆传华、洪达能著, 上海青年协会1933年) 、《中国劳工问题概要》 (邓裕志著,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 , 在一定程度上为劳工伸张经济权益。

   国民政府、国民党十分重视劳工问题, 目的主要为掌控民众运动、应对劳资冲突。国民政府劳工局、实业部劳工司, 在诸如实业部劳工司司长朱懋澄、李平衡等劳动问题专家 (1) 领导下, 编印《劳工月报》、《劳工月刊》、《实业部月刊》, 刊载官方公文、劳动立法、劳动界新闻、调查统计报告及相关学术性论文;出版《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 (工商部1930年) 、《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 (实业部编, 神州国光社1933年) 、《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 (实业部编, 正中书局1934年) 、《中国经济年鉴》 (实业部编, 商务印书馆1934年) , 详尽统计各地各行业劳动状况、工人团体、劳动运动、劳资争议、劳动法令与设施诸方面。铁道部总务司劳工科也曾于1934年编印《中华民国廿二年国有铁路劳工统计》。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普遍开展劳动调查。上海社会局在劳动问题专家蔡正雅局长指导下, 编制《上海特别市劳资纠纷统计

   (1929年) 》 (商务印书馆1931年) 、《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 (中华书局1933年) 、《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 (中华书局1934年) , 编印《社会月刊》、《农工商周刊》, 统计劳资争议。青岛社会局也逐年编制《劳动统计》, 采用表格形式直观显示劳资纠纷的资方国籍、涉及厂号、人数、原因、结果。各省、市政府在所编行的各省年鉴与发行的政府刊物中均有劳资纠纷的统计。如《湖北省年鉴》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37年编印) 、广州市政府的《新广州》杂志。

   国民党各级机关通过检讨劳资关系反思民众运动、工人运动之得失。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编印《民国二十一年各地劳资纠纷参考资料》 (无出版地和出版时间) 、《二十二年劳资纠纷调查报告》 (1934)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工作总报告》 (1935年编印) 、《二十三年劳资纠纷调查报告》 (1935) 、《中国国民党全国民众运动工作讨论会报告书》 (1934年编印) , 并于1934年与1935年先后编印287页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下之工人运动今昔观》与582页的《上海工人运动史》。前者详细描述上海工人群体的产生、发展与五卅运动、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1928年工人运动复兴、1929年上海工人运动持续发展的概况。后者着眼于全国工运、劳动立法、工会现状、劳资纠纷诸方面。一些国民党人也著书讨论劳动问题, 其代表为马超俊 (《中国劳工问题》, 民智书局1925年;《中国劳工运动史》, 商务印书馆1942年) 、邵元冲 (《劳动问题之发生经过及现代劳工事业之发展》, 民智书局1926年) 、陶百川 (《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 大东书局1931年) 、贺岳僧 (《中国罢工史》, 世界书局1927年) 、许闻天 (《中国劳工运动史》,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940年) 等。他们关心劳工工时、工资、生活状况与工会, 梳理与总结工人反帝与谋求经济利益的“奋斗史”。马超俊和余长河还系统比较欧美劳工组织、劳动政策、团体协约、劳动保护、劳工生活保障、劳资协调策略等方面, 提出三民主义的劳动政策的努力目标 (政府指导、增进劳工效率、国际劳工合作、发展工会组织、鼓励劳工参政、切实施行工会法、劳工分红与入股、劳工保险、工厂会议、强制仲裁等诸方面的统一整体) ;指出只要雇主切实奉行行政法令, 了解劳资协调真谛, 劳工努力提高知识与技能, 发展工会组织, 三民主义劳动政策即能实现。 (2)

   为消弭劳资冲突, 国民党、国民政府提倡“劳资合作”, 并试图建构其“大贫小贫”与殖民地经济的理论, 阎锡山却别开生面, 提出社会变革性的理论。他组织劳资合一研究会, 编印16万字的《劳资合一的理论与实施稿本》 (太原劳资合一研究会1930年) , 宣传平等、平均式的劳资合作理论, 谋求实现工人与资本家合一、农民与地主合一的“劳动者资本家化, 资本者劳动化”的“经济大同”社会;由此, “中产阶级必能逐渐普遍, 则经济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 必有逐渐减少以至于无, 而贫富无悬殊之象”。 (1)

   1930年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建立后, 出版《国际劳工消息》、《国际劳工通讯》、《国际劳工》等杂志, 刊登中外劳资争议、工运动向、学术论文、调查统计资料, 旨在促进劳资合作。该分局出版吴至信《最近四年之中国工会调查》 (1936) , 编印《中国劳工阶级生活费之分析》 (《国际劳工通讯》第5卷第11期) 、《近四年来上海的罢工停业》

   (1937) 、《上海的罢工停业 (民国二十六年) 》 (1938) 、《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 (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1939年) 等材料。前后两任局长陈宗城、程海峰素有专攻, 亲自从事大量社会调查工作。 (2)

   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劳动问题纳入阶级斗争范畴, 相关研究以总结工运经验教训为旨归。如邓中夏《省港罢工概观》 (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1926年)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 和赵一波《中国职工运动文献》第1卷 (十年出版社1946年) , 均缘此而作。李汉俊《工会的意义与工会法的目的》 (1923) 从法律角度探讨工会的合法性与工会的作用。作为社会学者与职业革命家的顾准, 系统调查上海各行业的工人来源、工时、薪酬、福利、工厂管理、劳动强度、家庭生活、文化水平、宗教信仰、工帮、革命意识, 化名朱邦兴等编辑《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1939年假托香港远东出版社出版) 一书。

上述研究尽管各具学术性、政治性、宗教性、国际性等色彩, 但有共同特点:一是具有极强的探寻解决劳资纠纷之道的现实目的性;二是以调查工人生产、生活状况与劳资冲突方面见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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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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