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新宾: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0-05-06 09: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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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新宾  

  

摘    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 劳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私营企业工人尽管经济上受剥削, 但在政治上却居领导地位。而资本家则是被改造的对象, 不过, 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又规定了其作为新政权的统战对象, 仍继续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劳资双方的这种迥异的政治经济际遇遂与中共劳资政策实践错综交织, 演绎着上海劳资关系格局由资方主导向劳方权势嬗变的复杂实态。从协商合作与阶级斗争两种理念交锋最终导致上海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创构陷入困境的事实中, 亦可知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而进行社会整合的艰辛与努力。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后; 上海; 劳资关系; 社会转型;

  

   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剧变时期。值此新旧交融之际, 能否整合好劳资关系, 则为中国共产党重构城市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那么, 这一时期劳资关系变动的实态如何?其动因是什么?劳资政策收效究竟怎样?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尤显不足1。本文拟以1949年至1953年的上海为例, 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来审视此社会背景下劳资双方与中共政权微妙而复杂的互动关联, 以丰富我们对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认知和评析, 进而透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某些重要面相。

  

   一、由紊乱至正轨:解放初期劳资关系的失衡及调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 劳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2。私营企业工人尽管经济上受剥削, 但在政治上却居领导地位。而资本家则是被改造与消灭的对象, 不过, 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又规定了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 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3。上海解放初期复杂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便是此诠释的真实写照。据当时对87个主要行业的调查, 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 开工的仅1/4左右4。因而, 如何动员工人团结资本家恢复生产, 正确执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劳资政策5, 这对首次主政上海的共产党而言, 无疑是当务之急。

   上海解放伊始, 为消弭资本家对新政权的惶恐而安心生产, 中共就颁布了工商业照常复工复业法令, 实行收购、贷款、供给燃料等措施, 鼓励私营企业复工生产, 但资本家并未积极响应。出于阶级利益与前途的考量, 此时大多数资本家对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将信将疑, 唯恐实行“共产”, 怕工人起来报复和清算。尤其6月24日国民党武力封锁港口后, 市场与原料来源受阻, 资本家更表现出“政治上的动摇”, 其经营生产的信心自然降至冰点, 停工关厂解雇的浪潮遂纷至沓来。6资本家的消极经营, 不但阻碍了上海经济的恢复,而且直接影响着工人的生计, 使劳资关系愈趋紧张。由于解放不久, 对中共“劳资两利”政策缺乏了解, 以及劳资双方长期形成的阶级恶感, 工人中曾普遍存有单纯的经济主义翻身观念与报复情绪。在此情势下, 资方的拖延复工、关厂解雇及减薪欠资, 就更易激起工人的不满。为了保障劳动权和生活来源, 劳方“不免有些过火行动”, 仍沿袭解放前的罢工、包围、疲劳谈判等办法逼使资本家就范。7

   解放初期上海劳资间的混乱紧张态势亦可从争议的频发及调处中得以印证。据1949年8月市军管会工商处报告, 上海6月份劳资争议为971件, 7月份则增至1230件, 劳资争议的迭起, 使资本家“常常感到自己的精神与地位受威胁”8。而这些争议的调处并无统一专管机构, 往往政出多门, 不仅军管会、市政府皆设有劳工处、工商处来负责, 总工会也“居于排难解纷的地位”9。综观这些机构的调处政策亦多向劳方倾斜,“在劳资纠纷方面工人可得到总工会劳工处帮助, 资方到工商处只得到诉苦的机会, 工商处也是同情工人的”10。际此境遇, 资本家只得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敷衍工人, “只要政府和总工会一句话, 我们便照办”, 试图将责任推给政府与工会11。不难发现, “这种处理劳资纠纷中的无政府状态, 是造成解决这个在目前具有头等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中发生各种偏向, 特别是左倾主义偏向的主要原因之一。结果, 不仅使资本家害怕、消极, 而且在工人群众中也发生不满, 形成目前恢复发展生产中的重大障碍。”12

   针对劳资问题的上述现状, 上海市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整合劳资关系的举措:

   其一, 注重贯彻“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这主要通过开设工人学校和报纸读者答问栏等渠道, 公开劳资双方所提问题解答, 或个别复函指导13, 使工人理解“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 克服漠视资方困难的经济主义偏向。经说服教育和普遍政治学习, 多数工人都能以实际行动帮助资本家共渡难关。如永安、新新、大新、先施等六大百货公司就是在店员的协助下改变经营方针, 将专销高档商品改为大众所需的日用品, 各公司的业务因而逐步好转。再如年终奖的处理, 劳方也具体照顾了资方的困难, 当时上海一般私营企业职工1949年所得年终奖要比1948年少30%至50%, 且大都分三至四期发放。所有这些, “使当时紧张复杂的劳资关系有了稳定, 私营工商业一时盛行的倒闭浪潮得以制止”14。

   其二, 统一规范劳资争议的调处程序。8月19日, 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和《关于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 这就使劳资争议的调处有了统一标准。如明确市劳动局为调解与仲裁劳资争议的机关, 规定发生争议先由劳资双方直接协商解决。协商无效, 任何一方得申请调解, 调解不成则依法仲裁。同时强调“在协商、调解、仲裁未成立前, 双方均应维持生产原状”, 另外, “资方为了生产或工作的需要有雇用与解雇职工之权利”15。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共“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基本理念, 有利于劳资双方贯彻民主精神平等协商, 确保争议得到公平合理解决, 杜绝了以往调处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自这两项文件以后, 上海一般的劳资关系, 基本上即逐渐由初期的过渡状态入于正常”16。

   其三, 广泛开展劳资集体合同签订工作。劳资集体合同是各业劳资团体组织按照平等自愿协商原则签订的有关双方权利义务的劳动契约, 它是“实行劳资两利的中心环节”17。为此, 上海市当局积极着手劳资集体合同的试点工作。9月8日, 劳资集体合同率先在照相业签订成功。随后针织、造纸、酒酱、毛纺等十几行业也相继效仿18。至12月底, 全市共有29个行业订立集体合同19。通过这些集体契约的酝酿、讨论与签订, 增强了劳资双方的政治认同与组织领导, 初步解决了部分劳资纠纷, 劳资关系亦随之趋向缓和。

   以上措施的推行, 为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铺设了道路。当然, 其之所以能取得明显的实效, 是与此时上海经济形势的好转分不开的。由于东北、华北老解放区的大力援助, 及解放区经济建设的积极进行, 刺激了上海的工业生产。而长沙、福州、广州的相继解放, 也拓展了上海工业品的销路。基此原因, 上海私营工商业在1949年10月份已大部恢复生产, 其劳资关系亦有“显著的进步”20。也正是以上诸因素的合力作用, 至1950年初, “上海的劳资关系已逐渐的走上正轨”21, “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22此时已在上海私营企业中初现端倪。

  

   二、再度紧张复趋常态:调整工商业前后劳资关系的新态势

  

   1950年2月6日, 国民党空军集中轰炸了杨树浦、闸北等电厂, 造成上海电力设施基本瘫痪, 工业生产被迫停顿, 此谓“二六”轰炸。后虽经抢修部分恢复电力, 但这次轰炸对上海工商业产生的间接破坏却是无法弥补的。在轰炸阴霾的笼罩下, 资本家人人自危, 无心维系生产。加之此时全国实现财经统一后, 物价平稳, 投机减少, 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 私营企业又负有1949年所得税汇总清缴的任务。于是, “ (上海) 私营工商业的缺点就全部暴露, 长期隐藏的痼疾和停电一齐并发, 以致遭到空前未有的严重困难”23。许多企业因此负债累累, 不得不停工减产。据估算, 至3月20日, 全上海私营企业负债就有6700亿元, 若加上利息数字会更大, 有很多工厂就是被利息拖倒的24。

   面对空前加剧的经济困境, 上海资本家消极悲观的疑惧心理也愈益滋长。不少人认为“困难是税收、公债造成的”, 是政府“要提早实行社会主义”有意制造的。与此同时, 在中共党内也有少数人产生了“趁机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25正是基于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要变了”的深度忧虑, 资本家对其阶级前途颇感迷茫,“到了山穷水尽于是停业, 关门逃跑, 自杀的悲剧便一幕一幕表演出来”26。

   资本家的停业和逃跑导致了大量工人失业, 加上因企业困难被解雇和遣散的, 至4月份上海失业工人已达20万。这些失业工人“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 同时也就发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27。据上海市长陈毅报告, 1950年三四月份, 上海市面曾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28。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工人的过左行动,“加剧了劳资关系紧张局面”29。而最能体现其紧张态势的则是因资方逃跑激起的劳方包围。如金融业过去是倚重投机及通货膨胀而生存, 但当经济稳定时就遭致大批淘汰, 以拆放为生的资方苦不堪言只能一跑了之。因而职工的解雇费便无着落, 遂引起其他职工的戒心, 预先对资方实行包围, 这又增加了资方的恐惧而及早逃跑, 其结果就造成双方思想上的紊乱而导致“普遍的逃跑与包围”, 此种情况在其他行业也广泛存在。崇信纱厂、新光内衣厂、新新百货公司发生的事例即是明证30。显然, “这种紧张混乱的劳资关系和僵持不下的劳资争议是不利于团结资本家共同克服困难, 维持生产, 也影响社会秩序不安, 使资本家增加了向工人进攻的政治资本”31。

   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及劳资关系的再度紧张, 亦引起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高度重视。4月23日,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 劳资关系, 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32这实际上为上海调整工商业筹谋经济好转指明了方向。而如何整合劳资关系, 便成为新政权调整工商业的基本内容, 这以劳资协商会议制度的推行最为要务。

为了进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 4月29日, 中央劳动部颁发《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究其旨趣就是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 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企业中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生产、业务与职工待遇等各项具体问题。33依据上述精神并结合实际, 30日, 上海市军管会正式颁布《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 明确规定劳资协商会议是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机关, 由双方选派等额代表组成, 主要分厂店和行业两种形式, 且有定期的会议制度, 每月至少开会两次34。随后劳资协商会议开始在全市私营企业中普遍建立。据1951年2月市劳动局的不完全统计, 上海已成立厂店劳资协商会议612家, 行业性的91个35。这些劳资协商会议的推行, 为劳资合作克服企业困难提供契机。如衣着、百货、酒菜、金融、五金、钟表、眼镜、中药、新药、烟皂烛箔、山海土产、进出口等业, 就是在劳资协商基础上, 采用减薪节约、疏散职工和增资的方法克服困难的3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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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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