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递刀者?替罪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8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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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上次说到北京城里悄然流传着政府将要驱逐甚至逮捕陈独秀、胡适的消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递刀者

  

   小说《荆生》由张厚载“投寄发表”,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不过一报还一报,林纾老先生借小说家言出了一口鸟气而已;张厚载代老师鞍前马后也不过尽点学生的责任,帮个小忙而已。不料,就在《荆生》在上海发表的同时,在北京城里悄然流传着政府将要驱逐甚至逮捕陈独秀、胡适的消息。2月26日,张厚载将这个消息发到上海:

   “近来北京学界忽盛传一种风说,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即将卸职,因有人在东海面前报告文科学长、教员等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东海即面谕教育总长傅沅叔令其核办,凡此种种风说果系属实,北京学界自不免有一番大变动也。”东海,即大总统徐世昌;傅沅叔,即傅增湘,教育总长。

   作为上海《神州日报》不定期栏目“半谷通信”的主持人,张厚载理论上说有权力将自己所获得消息向公众发布,只是此时中国政治发展略显诡异,学界的冲突伴随着政治冲突,各方似乎都在暗自用力。3月2日,《每周评论》第十一号“随感录”栏目发表“独应”即周作人的《旧党的罪恶》,强调“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就更卑劣无耻了。”周作人这里所暗示的,大约就是林纾、张厚载等人利用政府权势对所谓新知识人的“构陷”,尽管我们现在也知道林纾、张厚载等人与政府的关系并不如新知识猜想的那样密切。

   新知识人对林纾这些老辈敌视加恐惧,因而此后一段时间,以《每周评论》为中心的新派人物逐渐加大了对林纾的批评。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2号,几乎办成了批判林纾的专号,不仅破天荒转载“林琴南先生最近作”《荆生》,配发了编者按,而且集中发表了李大钊、周作人等人的文章,痛批林纾,并且不断暗示林纾是借用政府威权打压新文化的“递刀者”。《每周评论》编者为《荆生》加的按语说:

   “近来有一派学者主张用国语著作文学,本报也赞成这种主张的。但是国内一般古文家、骈文家,和那些古典派的诗人、词人都竭力反对这种国语文学的主张。我们仔细调查,却又寻不出什么有理由有根据的议论。甚至于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登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政策的,所以我们把他转抄在此,请大家鉴赏鉴赏这位古文家的论调。这一篇所说的人物,大约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还有那荆生自然是那‘技击余闻’的著者自己了。”

   这里明白指控林纾“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打压新文化,将新文化一派暗示为受到打压的弱者。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面回击《荆生》对陈独秀等人的讥讽,同样批评林纾不是使用正当的学术批评,而是采取“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李大钊词严义正地宣布: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若如果自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年轻的精神。”

   文化的新旧论争已不再重要,随着北京学界各种传言在1919年春天迅速传布,新知识人渐渐发现这些传言的主要发布者竟然为张厚载,而载体就是张厚载兼职的《神州日报》。胡适说:“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

   这个谣言愈传愈远,并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也给北大带来了极大困扰。在胡适等人看来,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胡适给张厚载写了一封信查询:

   “豂子君足下:你这两次给《神州日报》通信所说大学文科学长、教员更动的事,说的很像一件真事。不知这种消息你从何处得来?我们竟不知有这回事。此种全无根据的谣言,在外人或尚可说,你是大学的学生,何以竟不仔细调查一番?”

   胡适的信略有责备的意思,张厚载迅即回信作了解释:

   “适之先生:《神州》通信所说的话,是同学方面一般的传说。同班的陈达才君他也告诉我这话。而且政法专门学校里头,也有许多人这么说。我们无聊的通信,自然又要借口于‘有闻必录’把他写到报上去了。但是我最抱歉的,是当时我为什么不向先生处访问真相,然后再作通信?这实在是我的过失,要切实求先生原谅的。这些传说决非是我杜撰,也决不是《神州》报一家的通信有这话。前天上海老《申报》的电报里头,而且说‘陈独秀、胡适已逐出大学’。这种荒谬绝伦的新闻,那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而《时事新报》的匡僧君看了《申报》这个电报,又作了一篇不鸣,不晓得先生可曾看见没有?张厚载白七日晚。”

   张厚载将谣言传播的责任推给法科学生陈达才,胡适当即又找陈达才核实,陈达才否认了这一指控,胡适将这一消息交给《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发布:“

   日刊编辑主任鉴:昨日送登之张厚载君来信中曾说此次大学风潮之谣言乃由法科学生陈达才君告彼者。顷陈君来信并无此事,且有张君声明书为证,可否请将此书亦登日刊,以释群疑?胡适。”

   既然陈达才如此作证,张厚载不得不发布公开一份声明:

   “本校教员胡适、陈独秀被政府干涉之谣传,本属无稽之谈。当事同学纷纷言谈此事。同班陈达才君亦以此见询。盖陈君亦不知此事是否确事,想举以质疑,决非陈君将此事报告于弟。深恐外间误会,特将真相宣布,以释群疑。张厚载敬白。”

   1919年的春天,北京大学确实遇到了极大困扰,南北各地关于北大的各种各样的传言。陈独秀说:

   “迷顽可怜的国故党,看见《新青年》杂志里面有几篇大学教习的文章,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大学造了种种的谣言。其实连影儿也没有。这种种谣言传的很远,大家都信以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报,也就加了许多批评。”

   陈独秀在文章中摘录了上海《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等几个重要报刊的言论以为支持,比如上海《时事新报》:

   “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对于新思想存在的价值,和政府不当干涉言论思想的理由,南北各报的评论都有很好的论述,陈独秀对此颇感欣慰,但他笔锋一转,所要批评的不是政府,而是“国故党”,是旧文化阵营:

   “这感想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有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堂堂正正的争辩,总喜欢用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以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根性的表现。”

   据此分析,陈独秀直截了当将责任、罪责推给了林纾、张厚载师徒二人:

   “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

   至于张厚载,陈独秀认为主要是因为旧戏问题的争论与《新青年》结怨,旧戏问题

   “尽可从容辩论,不必借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见十日《北京大学日刊》)。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

   陈独秀强调《新青年》的正义,指责反对者如林纾、张厚载的阴暗,指责他们辩论不过《新青年》,就利用那“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手段。这个指责有多少根据,还值得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陈独秀与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思路一样,以最大的恶意推测林纾、张厚载。

   同期《每周评论》还发表一篇署名“二古”的《评林蝟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作者以为林纾《荆生》

   “唯以文论之,故不成其为文也。其结构之平直、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林先生号为能文章者,乃竟一至于斯耶。殊非鄙人梦想所料及者也。鄙人一中学教师也,今日适逢校中文科之期。诸生交来文卷,堆置盈案,鄙人研磨濡毫,方事改削。既读此篇小说,兴致未阑,见其有未安处,遂亦不禁信笔注之,以示诸生,俾明乎为文之法。”作者以中学教员身份逐段逐句索隐、点评,以为这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竭力贬低林纾尤其是这篇《荆生》。

   从“新青年”阵营反对声音,以及愤怒程度看,林纾这篇影射小说虽说如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戏”一样不可取,但其杀伤力确实不小。正如胡适曾说“反对就是注意的表示”,反对的越激烈,越说明文章可能击中了要害。因而,林纾对这些反对不仅不怒,反而窃喜,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林纾继《荆生》之后第二篇影射小说《妖梦》已经脱稿,并由张厚载经手寄往上海。

   《妖梦》继续抨击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作者开篇即明言作文主旨:“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小说讲述一个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梦见一个白胡子老人邀请他巡游阴曹地府,并告诉他在阴曹地府中,“凡不逞之徒,生而为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楹联一幅: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入第二门,有“毙孔堂”。堂前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即胡亥,显然影射胡适之。

   元绪、田恒、秦二世三人出来与郑思康相见,大骂孔丘,攻击伦常。郑思康愤怒不可遏制,问白胡老头:世言有阎罗,阎罗安在?白胡老头说:阳间无政府,阴间那得有阎罗?已而,田恒、秦二世诋毁伦常,盛赞白话文,元绪闻言点头称赞不已。

对于“鬼中三杰”,作者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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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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