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梁漱溟的“非常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3 次 更新时间:2018-07-27 23: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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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其影响力持续时间也最长。

   他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在新文化运动巅峰时期,以重评孔子、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反对新文化运动主流全盘反传统而暴得大名,以此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跻身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圈。

   稍后,梁漱溟离开北大,从事乡村建设,继而抗战爆发,梁漱溟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致力于抗战建国,用最大力量调解国共冲突,然而结果却是两边不讨好。

   1949年江山易主时,梁漱溟留在了大陆,原本应该像大多数“民国遗民”那样,安度晚年。

   而梁漱溟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几度成为政治的焦点,直至耄耋之年、望九之龄,依然大胆发声,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极言直谏”之士。

  

一 目睹坑焚


   就政治关系而言,梁漱溟之所以在1949年留在大陆,主要是因为他是毛泽东几十年的朋友。

   不论在北大的日子,还是在延安窑洞,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争论,但就其总体而言,相互还能接纳、包容。

   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互感觉,在梁漱溟与蒋介石之间完全不存在。这是梁漱溟没有像其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样退守台湾的根本原因。

   当然,梁漱溟的估计太乐观了。1953年,梁漱溟就与他这位老朋友翻脸。梁漱溟赢得“极言直谏”的美誉,也因此不得不沉默了很多年。

   当然,也像毛泽东“盛怒”时所表示的,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书照读,文照写。

   只是一如其他知识人一样,发表比较困难,甚至基本没有指望。梁漱溟或许应该在这样的心情、环境中读书、写作,了其残生。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无法预测。毛泽东随着国际形势变化,随着国内形势变化,几乎每一个年份都有重大政治运动发生。

   那时的中国知识人,已经习惯于“政治运动员”的生活,熟悉检讨、自我批评、相互批评的套路。

   当然,他们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更不曾想象自己会亲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坑焚”暴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12日结束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几天后,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宣布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第二天,8月18日,这是注定要记入历史的一个特殊日子。

   这一天,毛泽东身穿解放军的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以表达他对几个月来各地红卫兵“破四旧”造反精神、实践的支持。

   一时间,各地红卫兵用时髦政治词汇给街道、工厂、商店、学校改名。

   散在民间的字画、藏书,以及一切有点年头的收藏品,均被视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而予以清除、毁掉。

   那一年,我十二岁,在安徽北部一个落后集镇,有机会目睹红卫兵小将大义凛然的“破四旧”行动,也曾为之叫好。

   我相信那时不会有多少日怀疑“破四旧”的正当性,即便思想通达,年过古稀的梁漱溟也不过如此。

   8月24日,居住在西城区德胜门积水潭小铜井胡同一号一个单独的小四合院的梁漱溟,忽闻一阵噪杂声、敲门声。问是谁,只敲不答,来势汹汹。

   梁漱溟只得赶紧去开门,一大群十多岁的“红卫兵小将”蜂拥而入,原来是不远处北京第123中学,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就近造反。

   梁漱溟见状立即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红卫兵闻言一脸大怒,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

   梁漱溟便在院中站住,答曰,既然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

   接着,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一个角落。红卫兵把所有的书籍,除了几本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的书籍,其他的书则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看,便又查抄运走。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边撕,一边大骂“封建主义玩艺儿”。

   “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组、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子里付之一炬。

   在当时,我心里是不同意这些做法的。但我却自嘲自解:许多珍本古籍,本来用处不大,至于名人字画,我本来反对附庸风雅,不感兴趣,多年来都不曾挂出。

   因此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场不可理解的‘革命’的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

   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

   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

   因为这两部书是布面精装,又很厚,一时烧不着,便挑出来一页页撕着烧……

   我站在旁边,心中十分难过,心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是我无法物归原主,铸成终生的遗憾呢?”(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25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对于红卫兵小将的跋扈,梁漱溟没有更多的抗争,但他太太陈树棻眼见着那些珍贵的收藏迅即化为灰烬,极为痛苦,略有怨言,立即招来红卫兵的严惩,罚其跪在地上吃生丝瓜。

   梁漱溟见状说了一句:“她这么大年纪了(约七十岁),不要折磨她了。”于是,红卫兵喝令梁漱溟也跪下。(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28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但据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回忆,挨斗的那天,继母陈树棻还被人打出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梁漱溟的“文革”生活:用儒家功夫应付红卫兵》,《东方早报》2014年8月16日)

   据梁漱溟当天日记,“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梁漱溟全集》卷八,724页)

   更具体的细节,梁漱溟没有记录。仍据其子梁培恕多年后回忆:

   “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

   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九十点开始的。

   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

   院子很乱,没有下脚的地方,被褥、衣服、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有地方走路。

   “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梁漱溟),向他喊‘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

   我父亲(梁漱溟)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比如红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

   其实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态度。”(《东方早报》2014年8月16日)

   梁漱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权利意识早在年轻时代就深植于其意识中。记得1919年五四大游行时,梁漱溟并不反对学生的爱国举动。

   但对青年学生游行时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章宗祥等行为则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建议这些触犯法律的学生主动接受司法审判,遵判服罪。

   因为不如此,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仅没有带给中国积极的进步,反而是对司法体制的破坏,是对人权的侵害。

   “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

   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

   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全集卷四,271页)

   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制意识反而不如北洋时期?为什么梁漱溟反而不敢像当年那样说一句硬话呢?

   亲历了“焚书”,也目睹了“坑儒”。历史已经记录,这个“红八月”,恐怖、滴血。梁家的遭遇,只是无数家庭遭遇的一个缩影,而且并不是最严重的。

   那一个,像老舍那样投湖、悬梁,用各种方式自杀的,像师大附中校长卞仲云那样被活活打死的,至今都没有确切统计。

   年逾古稀的梁漱溟遭遇红色风暴,他所能做处的反应,除了逃避,还能怎样呢?

  

二 补划右派


   中国知识人没有自由表达的传统,先秦百家争鸣,清末民初那个短暂时期百花齐放,均属于中国历史的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

   中国知识人呼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实是说中国知识人在很多时候,在面对政治高压时,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尊重本能,尊重生命。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身之不存,如何兼济天下?

   因此,中国知识人两千年专制主义体制下的生存原则,就是委屈地活着,屈辱地活着,苟且地活着,活着成为唯一的目的,活着或许能等来一个短暂的清明。

   梁漱溟在遭遇了“红八月”受辱之后,所能做的反应就是屈辱地活着。由于梁家的许多用品被打碎,许多书籍文稿文物被拉走。

   因而当天晚上,梁漱溟老两口开始住在“南屋中间一间,因光线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梁漱溟表现出超强的涵养,不怒,不气,不争。

第二天(25日),抄家、批斗的事情并没有结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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