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6 次 更新时间:2017-04-02 2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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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林纾看来,前有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己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汹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

  

  

   作为早期北大的教员,林纾当初的热情投入,中间的突遭解聘①,后期的积怨成仇,都有深厚的教育史及思想史背景,而不仅仅是偶发事件。本文从“大学教员”的角度,讨论林纾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个人恩怨以及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希望借此凸显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及教育的艰难转型。

  

一 “至死必伸其说”

   离开北大教席六年之后,林纾以一篇备受争议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而“名扬青史”——日后凡谈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靶子。此文的中心论点,第一,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第二,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强调“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②。其实,此类不合时宜的卫道之语,进入民国以后,林纾经常提及。被解聘前不久,林纾为北大第一届文科毕业生写序,已在感叹欧风东渐,“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因而导致“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日渐暗淡,呼吁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③。至于1917年在天津《大公报》及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态度依然很好:“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④你谈你的新文化,我爱我的旧道德,本可以相安无事的。即便《新青年》上的《复王敬轩书》有所冒犯,也不是特别严重。直到这篇《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以及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出现,林纾与新文化人的冲突才全面升级。因蔡元培的辩驳有理有据,不愠不火,且提出了日后广为传扬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⑤,这两封立场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于是格外有名,任何一位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校史或“大学精神”的学者,都不会轻易放过。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五天后,又在同一个报纸刊出“劝孝白话道情”。只见老道挟鼓板上,说唱起《闵子骞芦花故事》,引言部分乃夫子自道:

   报界纷纷骂老林,说他泥古不通今。谁知劝孝歌儿出,能尽人间孝子心。咳!倒霉一个蠡叟,替孔子声明,却像犯了十恶大罪;又替伦常辩护,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报界诸君,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骂骂咧咧,报阑中却没有材料,要是支支节节答应,我倒没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着一副厚脸皮,两个聋耳朵,以半年工夫,听汝讨战,只挑上免战牌,汝总有没趣时候。⑥

   真是好谐谑的老顽童,值此论战的关键时刻,还有心思开这样的玩笑。民国初年,林纾曾在《平报》上连载《讽谕新乐府》,讥时事,骂政府,痛快淋漓⑦;那时既无人认领,也没人干涉。可这回不一样,林纾明显低估了此次论战的严重性,即便你高挂“免战牌”,其后续影响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消解的。

   但到此为止,还是君子之争,无伤大雅。林纾的失策之处在于,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撰写并发表影射小说《荆生》与《妖梦》。如此授人以柄,难怪日后谈及这段历史,林纾明显落了下风——还不是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是新学理直气壮,而是此等指桑骂槐的“小动作”,不入高人眼。小说的事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这位好谐谑的老先生,为何这个时候要跳出来,让正感到寂寞的新文化人有一个鲜活的靶子,可以畅快淋漓地集中火力猛攻?

   如此提问,是因当初中国政界、学界及文坛,比林纾位子高、资格老、名气大的还有好多,怎么会轮到林纾来独挑重任,替“旧文化”出头呢?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称:

   然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持古文,以与倡今文学之胡适争;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殆所谓“俗士可与虑常”者耶?⑧

   这句“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很能说明林纾的性格。文化立场与林纾接近的严复⑨,虽也看不上北大陈、胡“文白合一”的主张,但懒得跟他们争。因为,在他看来:

   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⑩

   让见多识广的严复跌破眼镜的是,陈、胡之说并没有如春鸟秋虫自鸣自止,日后竟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论述。虽然判断不准,但严复深藏不露,不与后生争锋,避免成为新文化人的论敌,乃明智之举。至于另一位老友姚永概,也对林纾的“好辩”不以为然,故林纾《惜宜轩文集序》才有“吾友桐城姚君叔节恒以余为任气而好辩”的说法(11)。别人对新文化不以为然,只是腹诽或私下议论,为何独独林纾跳出来叫阵?除了《冷红生传》所说的林纾性格“木强多怒”(12),以及《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所说的“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林纾之“拼我残年,极力卫道”(13),应该还有别的缘故。

   这里最为关键的,还是六年前被北大解聘的心结尚未解开。相对于陈、胡等后生小子,他是北大的老前辈,在这所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有其自尊与自信。基于自家的政治及文化立场,林纾对北京大学另有想象与期待。也正因此,当听到社会上不少关于这所大学的风言风语时,林纾自以为有责任替北大“纠偏”,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私兼顾,说了一些情绪性的话。这一心情,给蔡元培写第一信时已有表露,而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中说得更清楚:

   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14)

   检讨自己因听信谣传而“孟浪进言”,但辩说初心是爱护北大名誉。这样的申辩,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就连一贯激进的陈独秀,也称林纾的公开道歉了不起,值得佩服(15)。只是林纾撰文时,离开北大只有六年,而不是九年;另外,那篇刊于《公言报》的《致蔡鹤卿书》,收入《畏庐三集》时,改题《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隐约还能见其对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感情。

  

二 从《荆生》《妖梦》到《续辨奸论》

   林、蔡之争,单就《公言报》和《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公开信而言,双方都不失风度,基本上都在说理,即便有挖苦的味道,仍相对委婉,给对方留足了面子(16)。但小说《荆生》《妖梦》就不一样了(17),明显带人身攻击。尤其不智的是,林纾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你可以说“好谐谑”乃其天性,再加上小说既然“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自然没什么好话;但辩称《蠡叟丛谈》的文字“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那是说不过去的。《荆生》里的“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胡适,不必考证,当初的读者一眼就能认出,这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至于《妖梦》里被“罗睺罗阿修罗王”全部吃掉的白话学堂的人,包括那位“谦谦一书生也”、见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毁谤伦常、提倡白话,竟然“点首称赞不已”的“校长元绪”,不是蔡元培又能是谁呢?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蔡元培复张厚载函,并附有张的来函,后者对林纾影射蔡元培一事并未隐瞒:

   《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不甚介意也。

   蔡元培怎么能不介意呢?如此北大学生,挑拨师长是非,且在报上传播诸多不利于学校的风言风语,说轻了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记者”风格。校方将其开除,处罚虽稍重,却也不无道理(18)。至于蔡元培的回信,显得很有风度:

   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19)

   无论新派、老派,读这两段文字,都会觉得林纾骂人不对,蔡元培修养很好。这一局,林纾输得很惨。

   至于传闻林纾写《荆生》是在怂恿手握兵权的弟子徐树铮动用武力来消灭新文化人,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旁证材料,大概属于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张厚载说的没错,那只是林纾一时兴起的“游戏笔墨”,偶有杀伐之声,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想想林纾本人自幼学剑,且“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20),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伟丈夫”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21)。只是三人成虎,日后史家也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军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派定了。

   林纾在新旧文化论战中发表“游戏笔墨”的《荆生》与《妖梦》,确实不太妥当,起码是有失大家风度。可这也说不上多大的罪过。新文化人因没有对手,太寂寞了,演起双簧戏,在《新青年》上刊出钱玄同代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轩书》,不也是一种假托与戏弄?这与林纾写小说骂陈、胡,不过是五十与百步的差别。

   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抗中,后者批评前者“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22)。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年代,很难真的像胡先骕所设想的,“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学衡》上的文章,论及新文化时,同样充满怒气与怨气;但胡君最后提出的“勿谩骂”戒律,还是发人深省(23)。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同人中,对“骂人”公开表示不妥的,只有胡适一人(24)。而且,就连胡适本人,后来也承认陈独秀之“不容他人之匡正”自有其道理。在叙述文学革命进程的《逼上梁山》中,胡适引述了他与陈独秀关于是否允许批评的通信,然后加了个按语:“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25)只讲运动效果,不问手段是否正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此百无禁忌的“革命”,不无深入反省的必要(26)。

林纾致蔡元培信,前一封开篇叙旧,后一封又有“与公交好二十年”的说法(27)。这可不是胡乱攀附,读蔡元培1901年下半年日记,五处提及与林纾同席或晤谈(28);此前两年,日记中甚至有:“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入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29)早年友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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