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 :怨咨之声与盛满之气

——林纾论诗人与改革者的风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 次 更新时间:2015-07-11 13: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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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纾曾回忆,他祖母要他像祖父那样“畏天而循分”。心存敬畏,才能对自己有所约束。1924年,他自书春联贴于门上:“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过难。”衰年病老,他对世态是有点悲观的,但是他哪怕在心情恶劣的场合下依旧不忘责己。他在1882年中举时已经三十一岁,其后多次赴京考进士,均不第而归,但是陈宝琛称他“授徒奉母,充然自得”,可见他不为个人的际遇作愤激之词。对那些傲藐尘埃、自鸣不平的失意者,他十分警惕,生怕自己因“不遇”染上同样的毛病。传统文人好说生不逢辰,虽有满腹经纶,报国无门,仿佛朝廷委以重任,做了宰相,世界才是公道的,自己才有机会施展抱负。其实读书人从事一业,惠及百姓和地方,也是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林纾就把教书、翻译当成他的事业。正因为他自己有过屡试不中的经历,对落第者要求更高。他在《伊索寓言》中“狐狸吃不到葡萄”的故事后如此评点:“落第者恒以新贵为不通,惟其有甚欲得之心,而卒不得,造言自慰,往往而有。故听言者,必察其发言之端与进言之由。”他在《贾谊、董仲舒、刘向赞各一首并序》写道:

   三子均不遇于汉,而贾生、刘向语尤愤激,吾则以为少过矣。夫董子两事骄主,身贱而道不行。今读其所为书若未尝有憾焉者,岂其所挟持不如二子之大耶?抑其气不胜耶?亦以儒者之进退,天也。忧世之不治,可也;愤世之不吾用,不可也。吾观贾生王佐之才,竟侘傺以死;刘向抗言,数对狱吏,其气为不可及矣。皆济之以董子之养,则庶几乎君子之道矣。

   “君子之道”背后是一种自尊:“男子处困,首贵养气。一涉怨望,易生乞怜之心。”林纾积极入世,反对老庄无为之说,主张人尽其才,不必“槁死于无人之墟”,但是他在个人的进退上听其自然,没有宦情,也不以此自我标榜,这在传统文人中是不多见的。对他来说,在所学与个人进退之间,前者为重,后者为轻。传统读书人往往被功名心所左右,个人的野心稍稍受挫就愤愤然,金榜题名则忘乎所以,或悲或喜,皆出于主我的考虑。林纾契友高凤岐的弟弟高梦旦考秀才不中,林纾在《赠高梦旦序》如此称赞他:“其艺不售,退居一楼,读书不辍,其所为类有道者。夫士之战艺于有司,屡试而辄北者,其艺果皆可信,又果皆有司之不明耶?耻其不得,而忮人之得,遂发为牢骚侘傺,以自托于贾生、刘向者,妄也。……然旦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怡然理其旧业,竟日对之无倦容,而谓不贤者能之乎?”高梦旦比他年少,但是他要“用旦以自治”。高梦旦后来长期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茅盾任《小说月报》主编,都是他的功劳,胡适称他有“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读书人无法通达对待考场失败,要扭转千百年来形成的功利主义读书观,实在太难了。

   1919年2、3月间,林纾与新派人物公开交恶,他的《荆生》和《妖梦》经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张厚载之手在《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发表。3月底,北大校方以莫须有的传播谣言、损坏校誉的罪名将张开除,张不得已准备南归,与林纾告辞。林纾在《赠张生厚载序》称赞他“其容充然,若无所戚戚于其中者”。他接着写道,能否毕业,不取决于一己;至于求学,则永无毕业之时:“君子之立身也,当不随人为俯仰。古之处变而安者,宁尽泯其怨咨之声,顾有命在不可幸而免也。” “不随人为俯仰”意味着独立思考。《新青年》同人全盘否定中国旧戏的时候,张厚载站出来与老师们辩论,恰是自由精神的体现。

   中国诗歌有“言志”的传统,但是 “言志”也会蜕变为抒发怨咨之言。酸呻苦吟的害处就是诗人将更加关注自我,抑制同情心(或移情的能力)的健康发育。因此林纾对诗人也多怨言。魏瀚在林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闽中新乐府》的序言中交代,作者“畏庐子”自称“不善为诗”,又“不乐为诗人”,无意发表这些仿白居易讽喻诗而作的白话诗,是他“强取而授之梓人”。诗集是用笔名出版的,而当时的“畏庐”还没有文名。林纾在自序中也说,“目不知诗,亦不愿垂老冒为诗人也,故并其姓名佚之。”可见诗人的雅号林纾并不羡慕。

   在作于1922年的《畏庐诗存•序》上,林纾谈到自己为什么对诗人有恶感:“余恒谓诗人多恃人而不自恃。不得宰相之宠,则发己牢骚;莫用伧父之钱,则憾人卑啬。迹其用心,直以诗为市耳,乃绝意不为诗。”实际上他早在1880年代就加入过诗社,可见诗人也不是都想“得宰相之宠”,“用伧父之钱”。但是他确实对文人的恶习有深刻体会,还利用翻译美国作家欧文著作《旅行述异》的机会,狠狠挖苦、抨击一番。欧文这本随笔发表于1824年,远不像《见闻札记》那样受读者欢迎,但却因书中第二部分关于文坛和戏台边边角角的十个故事,深得林纾之心。小说叙述者“我”通过一位名为“白克宋”的失意者走进伦敦的街巷,见到种种文艺误人的景象,而“白克宋”本人的沉浮是这一部分的精华。欧文作品里的那些人物只是在社会边缘挣扎,(自以为)有点文才,但是既非名士,亦非诗人。林纾为此书写的两篇短文却以名士和诗人为讽刺的对象,更多着意于中国文学。他在《序》中指出,有的文人属于“自蔽者”一类,他们缺少常人的生活能力,以自我为中心,多虚枵之气,而那一套套的故意作态,简直让人作呕:

   名人立身托业之始,亦何尝用以哕人,顾以不善治生之故,而又傲兀凌轹,自穷其求生之途;又非诸葛公所谓澹泊明志者,衣服饮食,一一希于安饱,无以异于恒人,而独其治生者,力与恒人矫,则宜乎颠沛穷蹙,以诗鸣号,上怨天而下尤人。初未尝反躬而责实,此则自蔽者之流弊也。……且名士者,多幽忧隐憾,散发呼嚣,歌哭不恒,陵诋无上,则浑良夫之叫天也,殆有鬼之气矣。文干当路,书诋故人,茹忮鸣高,嬺欲表洁,无能事事,待人而食,稍不加利,动肆丑诋,则兰陵老人之怒尹也,殆有盗之气矣。且自窖其诗,已不类于窖藏,而日欲冀人之歆,则为计愈左。

   写到此处,林纾笔锋一转,自顾一生中“未敢怨犷不平,咆哮以恣吾愤,又蒙耻自托于豪贵”。

   《旅行述异》第二部分总题是“文家生活”,在《画徴》篇之后,林纾写了一篇神采飞扬的识语,格调非常新鲜。他先就中西习俗不同一说发问,这在只认“夷夏之辨”的年代是有点出格的,然后以诙谐恣肆的笔法讨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来的“穷而后工”:

   西俗之于吾俗,将毋同乎?吾人之言曰:人穷而后诗工。岂诗之能穷人哉?诗人固有自穷之道,尤以诗为导穷之途;入其途弥深,则其穷也弥酷。盖诗者,高超拔俗,驾清风,抱明月,若无与于人事者。心思既旷,见地亦高,傲藐尘壒,恒视人事为淀浊,而漫不屑意,望簪组如桎梏,而鄙不欲加,宜若仙仙而飘举哉。顾妻子之须食,如常人也;衣食之求温饱,亦如常人也;而诗道之去治生,则又悬绝如霄壤。一旦忽悟及吾妻吾子,宜衣食也,妻子衣食,亦宜饱暖如恒人,乃大悔恨。吾负此高世之才,而竟幻此寒相。仰首四盼,则峨冠而长绶者,不能为诗也;硕腹而拥资者,又不能为诗者也。不能诗而忽富贵,而吾学实冠天下,乃不得一饱,于是郁伊淋漓,日迁怒于富贵者,斥为浊物,作诗寓怀,实皆媢嫉怨望之音吐也。间有富贵者偶加以颜色,则又大喜,以为旷世之知己。但观八哀之诗,冥报之语,足知古人如靖节、少陵,犹复不免,矧时辈哉!

   诗人又互相鄙薄,好分门别类,“矜其识力,张其坛坫”。他们往往以地域为界,自高其高:“必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为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所必不至者也。不善治生,又好齮龁其同类,孤行其意气,则取穷之道,又宁咎人?且诗人者,又乞儿之穷相者也。”林纾也看到这类诗人可以点缀世界,并以新奇的西洋发明(留声机)来比喻诗人失意之状:“诗人之诗,殆类留声之机器。人既渺矣,而声响尚存;受抑虽在一身,而能诉其冤抑于千载之下,令人生其惋惜。脱令躬接其人,观彼傲兀之状,又足生厌。”

   自我怜悯、无病呻吟乃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大病。这种病态的自我关注,削弱了诗人的移情和认知能力,需要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现实原则”加以制约和纠正。林纾的诗人观是民主平等的,非浪漫主义的,与摩罗诗人观异趣。他并不相信诗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人类的楷模或立法者,反之,诗人应该是社会里普通的一员,没有什么想当然的特权,也得学会谋生的本领,养家糊口。《伤逝》里的涓生还得想想他自己是不是踏上了“导穷之途”,为什么治生非得是子君的责任、而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抱怨荤菜太少?林纾读了李拔可的诗之后,希望他像杜甫、元结那样做“可信之诗人”。这样的诗人能超越小我,“其以所鸣号者,固大有益于其国众也”。

   林纾好谐谑,甚至自比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喜欢调皮捣蛋的“拍克”,上面两段引文,语言夸张,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妙笔。文人反躬自省,非常可贵。想他人所想,感他人之感,才是真正艰难的。这就是说,诗人更应走出小我的樊笼,进入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进入包罗万象的“人事”(可以是社会活动,也可以是兴趣爱好的追求),乐于一业,心地自宽。这就是为什么林纾为明代的杨继盛自制乐器所感动:“畏庐幼时读杨椒山(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年谱,则自闭空房而哭。然吾父母仁爱,兄弟和睦,所遇不如椒山之蹇。吾胡哭也?……椒山少而见屏于父兄,分家时,但得米豆数斗。……后此椒山忠节,可勿代言。然其治乐时,能自购胶漆刀锯之属,躬制乐器,此亦留心实业者也。” 林纾欣赏归有光的原因之一是他关心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小问题。“震川之文,多关心时政。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及三途并用议,语语切实,不类文人之言。其最足动人者,无过言情之作。……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

   正是出于对自鸣不幸之病的警觉,对自我的警觉,林纾在给儿子信上要他警惕“盛满之气”。林纾子林珪任顺天大城县知县,他驰书示居官之道:“患尔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为盛满之气所中,临大事行以简易,处小事视犹弁髦。” 法国革命的批评者埃德蒙•伯克说,立法者必须如履如临,是同样的道理。他说,我们处置无生命的事物时尚且不能漫不经心,“当我们破与立的对象不是砖木、而是有感觉的生灵时,慎重与细心更成了责任心的一部分。突然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条件和习惯,无数人可能陷入惨境。”因此,一位合格的改革者或“真正的立法者”应有敏感的心,“他应该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而戒惧他自己。”林纾写《示儿书》的时间是1908年。十年前的康党为盛满之气所中;十年后的激进知识分子也染上文人恶习,在盛满之气驱使下以偏概全,排斥异己,好走捷径,热爱自由而不明群己权界,行事方式依然专制。

   戊戌变法的结局与个别人物的自负狂妄有必然的联系。他们议论公事,言论偏于险绝,很难取平正的立场。谭嗣同的《晨登衡岳祝融封二篇》(之一):“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论艺绝句六篇》(之二)气势雄大,诗人甚至自比唤醒世界的春雷:“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康有为1884年就因马江战役之败上书请变法,他在作于当年的七律《感事》中云:“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原来他自比贾谊,等候汉文帝超迁,授以大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这样的变法,主次易位,君主乃至整个国家反而沦为改革者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翌年他在《出都留别诸公》中又有豪壮语:“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行。”这是戊戌之前所作,何等傲慢!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的一段话最能表达康有为的盛满之气:“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一位身居要津的改革者气势豪迈到这等田地,自然想发动政变。康有为的很多举动莫不表明,“皇权”、“衣带诏”都是他的借口而已。

一位怀国家之想的改革者必须学会自制,才能真正无私。林纾在《畏庐记》自警:“持虚枵之气,矫高厉之节,时命适称,其人亦可以权为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后,乡党誉之,朋友信之,终其身无闻过之日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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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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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9月26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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