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认识之重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 次 更新时间:2019-06-21 20: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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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摘 要]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的特殊性在于他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解释能力,因而从他出道直至生命晚年,梁漱溟从来不愿附和别人,而是提出一套新颖别致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一定都对,其价值在于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在他那些最具个性的理论建构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无疑最具理论意义,是其一整套理论的基石。几十年过去了,重新思考梁漱溟的这些讨论,依然可以感到其思想的敏锐及魅力。

  

   [关键词] 梁漱溟;中国传统社会;职业分途;伦理本位

  

   1950年底,对新政权一度持怀疑态度的梁漱溟故地重游,考察了自己多年为之献出心血和年华的山东、河南各地的情形之后回到北京,他的思想认识为之一变,即由先前对新政权的怀疑,转而默认,转而支持,“不由暗中点头承认:这确实一新中国的开始!”“国内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开始。”[注]于是,他虽然此后一个时期继续表示不愿“加盟”新政权,但他在内心深处却由衷佩服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及其革命方略,并由此而发自内心愿为之效力和鼓吹。他在此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此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之战胜美帝侵略军,第一自是我军奋勇敢死之故,而第二则为我兵员之多。我军之所以奋勇自是政治觉悟高,人人懂得为什么而战,其战斗精神从内心发出,与被动地来送死者大不相同。”[注]这虽然可能没有说准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之所以胜利的根本原因,但其欲为新政权重大举措进行哲学证立和文化学论证的心迹则是再明白不过了。

  

   然而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因此文得到应有的回报,相反却因此而遭到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围攻。批评者或斥其为唯心论,或责其连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故而得出“极端错误的”结论。[注]总归一句话,由于梁漱溟坚持他几十年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错误”分析、“错误”见解,故而才得出如此浅薄、荒唐的结论,既曲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找到今日中国成功的关键。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对梁漱溟的第一次批判,首先触及的便是他对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稀奇古怪”的分析与认识。

  

一、阶级分野与职业分途


   中国传统社会,即秦汉以来迄于清中叶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究竟为何?这一貌似纯学术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特殊政治背景下,几乎从一开始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就不是那么的简单。它不独触及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基本评估,而且在实际上构成各个政治派别、思想派别从事政治活动、思想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前提。”[注]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对其他党派又何尝不如此。

  

   按理说,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既为已经消逝的过去,便具有不易变化的性质,人们于此应该建立共识,并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引发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然而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背景毕竟过于复杂,各家各派不是先对相对不变的社会性质建立共识,然后再引发各目的政治理念,而是以各自的政治理念为指导去认识中国社会。于是乎,相对不变的社会性质在各家各派的眼里便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的论战,便很容易明白此言不诬。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上,梁漱溟的看法素来比较特殊,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及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梁漱溟的看法就不仅仅是特殊或标新立异,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及其“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前提”明显相左,故而他尽管可以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挚友,但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互不信任与信服便必不可免。由此,梁漱溟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围剿,也便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在后来与梁漱溟发生冲突时曾明白地说:“我同他(梁漱溟)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注]

  

   梁漱溟的一生是否在帮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从梁漱溟的思想实际看,他确实从来不相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点所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即使在他遭到共产党舆论界的严厉批评之后,他仍然坚信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尤其是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他说:“我向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句话,点出秦汉后中国社会结构之特殊。在此结构中,阶级对立的形势被隐没,被缓和,被分散;因而我一向强调中国缺乏阶级。但我的话仍然从两面而来说的,试检旧著便知。旧著中说缺乏阶级自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阶级之形成于社会间则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从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但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历史。特殊性与一般性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这几句话现在看去仍不失于正确。”[注]也就是说,梁漱溟并不否认阶级社会存在的一般性,但在涉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时,他则断然拒绝和反对阶级性及封建性的判断。显而易见,如果依据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必然失去“基本的前提”,沦为一种无的放矢的运动。

  

   无需讳言,梁漱溟确实相当长时期地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基本论据之一便是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完全的阶级社会。他说:“我们便要看像共产党所凭借的那种准机械的力量,在中国社会有没有?照马克思所设想,共产革命应以近代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为其革命的基础力量。——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是无产阶级。因此中国的革命家亦常喜欢谈他们自家的基础问题。本来要摹拟共产党的手法办党来革命,这自是根本的必要啊!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哪里没有阶级基础的革命党?总要比拟着寻个根据才是。然而如近世的产业在中国又有几何?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其于全社会的比例当然微乎其微,简直可以回答没有那种准机械力量可资凭藉。好在中国革命家原不过窃取其义,亦不须拘执如此。”[注]这便不是单单否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而且因为是从阶级基础上抽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故而这些话也自然显得有失“雅量”,过于刻薄。

  

   不过,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一个幼稚的小党,它更不会因为有人对其行为、主张说三道四而自动放弃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中国共产党,就在于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观察社会,以阶级斗争手段求得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不要说梁漱溟以这种刻薄的文字加以讥讽无法改变共产党人的信念,即便是他当面与毛泽东争的面红耳赤,毛泽东也不可能接受梁漱溟的观点。[注]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梁漱溟正在论证阶级斗争必然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可能凭借阶级斗争这种手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经过二十八年奋斗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全国胜利,建立了新政权,面对这一既成事实,梁漱溟又要作何感想与解释呢?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确曾使梁漱溟一度感到尴尬,也确曾使他一度怀疑自己先前的理论可能是有什么不周或错误之处。但从根本上,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所取得的胜利固为不移的事实,然他先前关于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判断似乎依然没有错。他指出:“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尤不习于阶级观点(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与其社会之缺乏阶级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亦是迭互为影响的。并且二千年的老社会亦就是藉着这样而过日子。但是从前是需要的,是只能如此的;在求着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的今天,便恰恰不适用了。中国共产党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说过我所一直不同意于他的那一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注]如果我们理解不错的话,梁漱溟的这段话反过来似乎也合他的本意,即中国社会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以阶级观点来把握,但中国社会之缺乏阶级则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故而在他一再表白自己的思想已经或即将转变到中共方面来的时候,中共的舆论宣传依然认为他这种转变并不彻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梁漱溟的认识问题。当时一篇署名文章说,梁漱溟虽然表示承认阶级观点,但他只是主张以阶级观点去对待“缺乏阶级”的中国社会,“这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所以,这不但不是什么唯物观点,相反的,恰是不折不扣的唯心观点。”[注]

  

   诚哉斯言。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转变确实只是极表面的东西,他对中国社会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因为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在阶级、阶级斗争方面,他的所谓部分地承认中国社会阶级之存在,但在根本点上,他对中国社会阶级分野的估计仍未超出他多年来的一贯判断。他重申:“阶级的本质在这一部分人占有那部分人的劳动,即剥削那部分人,但剥削必藉一种秩序以行,而这种秩序却没有不依靠一大强制力的;此即所谓国家阶级在各地方均有其程度差异,亦许是的,只怕没有像中国这样不像一个国家而只像一社会的地方。我常说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其义非一言可尽。在前曾有‘旧中国在封建社会的门里门外打转’的话;在此又可说它是在‘国家’的门里门外打转转。离国家而有阶级,如果不易想象,那么,中国之阶级问题之不同乎一般,亦就可以知道了。”[注]于此问题可见,梁漱溟是如何地固守他的一贯信仰、观念。

  

   就其思想本质而言,梁漱溟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一生中几次重要的思想变化,不仅迅即,而且彻底。唯一的条件是,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与理由必须充分,必须与其内在追求与困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假如你的理由足以说服梁漱溟,他也会点头称是,尽弃其学而学焉。否则,便是他后来曾宣称的那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由此反观梁漱溟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之所以迟迟不愿向中共的分析点头称是,建立认同,唯一的原因与背景是中共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辨析中国社会,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足以解开他所认定的中国之“谜”。易言之,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家还不足以驳倒他对中国社会的素来判断。

  

梁漱溟认为,阶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一般现象,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任何社会都能得出一般性的规律性的认识,由此分析中国社会也是如此。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如果只认识一般性,而不认识其特殊性,就无法区分此社会与彼社会的差别。如同“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例如他是成年人),你只说他是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例如他是个学问家),就等于没有说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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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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