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文化新与旧——张厚载、林纾与胡适等人的冲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 次 更新时间:2018-01-17 20: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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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昨天我们讲到陈独秀、胡适几人督促张厚载就旧戏详细说一说,于是张厚载就写了一篇专论《我的中国旧戏观》,系统阐释自己的戏剧主张。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胡适等人是否赞同张厚载的中国旧戏观。

  

文化新与旧


   张厚载对旧戏的造诣,论辩的能力,实事求是说应该是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中很不错的。不过,或许因为不错,因为具有很强的论辩能力,因而在1917-1918年关于旧戏争论中,张厚载以一人敌新文化运动诸位主将,除了胡适比较温和地与张厚载讨论问题外,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几乎全部站在张厚载的对立面,假以辞色,毫不客气斥责这位北大学生。张厚载与新文化主流阵容的冲突,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这场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假如张厚载仅仅停留在与新文化主流争辩中国旧戏的意义与价值,不论胜负,张厚载都是一个重要人物,具有积极意义。毕竟他的讨论,也不是无根之谈,更不是故意强辩。

   遗憾的是,进入1919年,张厚载不幸介入政治味渐浓的所谓新旧冲突,且被新派阵容抓住了把柄,因而沦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旧冲突的牺牲品,是五四时期少有的几位“反面人物”之一。

   张厚载的牺牲与其言行有关,也与其恩师林纾与新文化主流严重不合有着直接因果关联。理论上说,林纾并非新文化的对立面,他不仅是新文化的参与者,而且属于前辈。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林纾就用白居易讽喻诗写法创作《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描写大转折时代社会面相。

   林纾的时代,中国不得不接受甲午战争的后果,同意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同意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自由办厂。外国资本的特权引起了统治者恐慌,然而结果却是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大举进入后获得了空前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破土而出。资本主义的发生,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有知识的劳动者,农业文明状态下少数人使用的“雅言”无法满足工业化需求,白话文运动并不是近代知识人生造的一个运动,而是生活变迁对文化变革的呼唤。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林纾那代人为什么尝试用白话作文。

   白话文兴起需要一种理论上的解释。1917年初,胡适应约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理论上阐释白话文的方向、原则。对于胡适的理论,不善言理论的林纾表示认同,惟有一点保留与蔡元培、梅光迪、任鸿隽等相似,即新文化应该推广白话文以造就大量有知识的劳动者以满足工业化需求,但还应给中国古典文明留下继续存在、发展的空间,提倡白话,使用白话,同时不废文言,不让古典文明因语言转换而中断。

   从后来的观点看,林纾等人的看法算是先见之明,可惜历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期待而发展。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真理在握不容商量的霸道态度,自信“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自然让许多想讨论的人无法讨论,或不屑于讨论;钱玄同等一批饱学之士尽管骂人不用脏字,但其粗鲁的表达依然让许多有身份的读书人不愿接话。一场原本可以从容讨论、审慎进行的文化革新运动遂因这些原因而加速。

   历史的巧合还在于,当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同一天(1917年2月1日),林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强调自己虽然赞成使用白话文,但不以废除古文为前提,以为“文无所谓古,也无所谓今,文有优劣,有高下,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文字魅力”。林纾指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举“八事”,并不构成文言必废的足够理由。用文言作文,会有一些作品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不讲文法、滥用套语。用白话作文,同样也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不是文言、白话的本质区别。文言、白话,只是工具,并不表明这些工具必然言之有物,不作套语,讲究文法。基于这样的认识,林纾主张中国文学改革应当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一方面推崇世俗文化(活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国的拉丁文”(“死文学”)留下一点存在的空间:

   “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然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欧、柳,亦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此嗜古者之痼也。”

   仅就理论而言,林纾存古不废今的立场是一种温和的保守主义态度,假如新文化的领袖们能适度考虑这层建议,历史或许将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因林纾“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的诚实态度,竟然群起嘲弄,将原本应该讨论的问题置诸脑后。4月9日,胡适致信陈独秀:

   “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

   忠厚如胡适亦极端刻薄举出“不合文法”的文言例句。这封信稍后在《新青年》三卷三号(5月1日)发表,这对如日中天,久负盛名且已六十六岁的林纾无疑极为尴尬,他虽然没有对胡适的言辞给予直接反驳,但绝不意味着他对胡适的刻薄毫不介意。

   一场原本可以从容讨论的文化变革演变成了新旧冲突、人际纠纷。

   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更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发表“王敬轩双簧信”:钱玄同假托“王敬轩”,以旧派文人口吻致信《新青年》,褒扬林纾:

   “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及。”

   “王敬轩”的来信只是为刘半农实名反驳提供了依据,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身份答复王敬轩,逐一驳斥王敬轩对林纾的吹捧: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作书名。果然如此,则刁刘氏在天之灵免不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吗?”

   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以及《新青年》极端激进的言辞,在南北知识界引发激烈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六号在“通信栏”发表了一组来信,大致可见舆论反响之一斑。一位大致赞同钱玄同主张的人,也对其激进、轻浮不满:

   “余所望于钱君者,不赞成则可,谩骂则失之。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不免无涵蓄,非所以训导我青年者。愿先生忠告钱君,青年幸甚。”

   另一封具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来信或许是《新青年》记者捉刀代笔,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舆论倾向:

   “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闳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是乎?”

   7月15日,《新青年》五卷一号又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对《新青年》的狂妄给予严厉谴责:

   “《新青年》诸君鉴:大志以灌输青年智识为前提,无任钦佩。列‘通信’一门,以为辩难学术,发抒意见之用,更属难得。尚有一事,请为诸君言之:通信既以辩论为宗,则非辩论之言,自当一切吐弃。乃诸君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乱语,时见于字里行间,去其宗旨远矣。诸君此种行为,已屡屡矣,而以四卷三号半农君复王敬轩君之书,则尤为狂妄。夫王君所言,发抒意见而已,本为贵志特许,若以其言为谬,记者以学理证明之可也;而大昌厥词,肆意而骂之,何哉?考其事虽出王君之反动,亦足见记者度量之隘矣。窃以为骂与诸君辩驳之人且不可,而况不与诸君辩驳者乎?若曾国藩则沉埋地下,不知几年矣,与诸君何忤,而亦以‘顽固’加之?诸君之自视何尊?视人何卑?无乃肆无忌惮乎?是则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颜之厚矣。愿诸君此后稍杀其锋,能不河汉吾言,则幸甚。戴主一上。”

   陈独秀并不认为《新青年》不可以骂人,他在四卷六号答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讨论学理之自由权》中说:

   “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论精到,足以正社会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一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辨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

   理论上说,陈独秀的这个辩解固然有理,但其文化独断、真理在握的倾向太过明显。这是革命家的风范,但从后来实践看,文化独断主义与政治上的独裁并没有本质区别。陈独秀的这些看法激励了《新青年》读者的偏激,以致有读者认为刘半农骂得好:“贵记者对于此间的谬论,驳得清楚,骂得爽快;尚且有糊涂的崇拜王敬轩者等出现,实在奇怪得很。愿你们再加努力,使这种人不再做梦。——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

   对于这样的言辞,当事人刘半农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对骂人缘起的解释是:

   “先有王敬轩,后有崇拜王敬轩者及戴主一之流,正是中国的‘脸谱’上注定的常事,何尝有什么奇怪?我们把他驳,把他骂,正是一般人心目中视为最奇怪的‘捣乱分子’。至于钱玄同先生,诚然是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但是本志各记者对于文学革新的事业,都抱定了各就所能,各尽厥职的宗旨,所以从这一面看上去是《新青年》中少不了一个钱玄同,从那一面看去,却不必要《新青年》的记者,人人都变了钱玄同。”

   骂人并不意味着真理就在自己手里,而且极易引起读者恶感、疑惑。有读者投书说:

“自从三卷一号到五卷二号,……每号中几乎必有几句骂人的话。我读了,心中实在疑惑得很。《新青年》是提倡新道德——伦理改革;新文学——文学革命;和新思想——改良国民思想——的。难道骂人是新道德、新文学和新思想中所应有的吗?《新青年》所讨论之四大事项中,最末一项曰改良国民思想。可见先生等已承认,现在国民思想的不良。然而先生等遇见了不良思想的人,每每要痛骂,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恐怕与改良国民思想有些相反吧?先生不赞成中国戏的乱打,说他是‘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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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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