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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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1940年,马寅初年近六旬,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及该院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银行顾问,他所任实职则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据说,国民政府尚在南京时,蒋介石还请他教过经济学。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在政学两界皆有影响的人物,却也因言罹祸,盖因所言为当政者所深忌。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广大国土沦陷,人民流离失所,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前方战士浴血奋战,而后方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却利用手中的权力,政商勾结,大发国难财。一方面是金瓯残破,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则是贪腐无餍,纸醉金迷。马寅初先生痛恨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疯狂聚敛财富的权贵巨宦,提出开征临时财产税的战时经济主张。他在香港《工商日报》著文,痛切陈言:“现在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对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征收半数之资产税,岂尚有所顾惜耶?中国今日发国难财者,除商人外,尚有利用政治力量而发财者,此种行为本非官吏所应有,故欲实行资本税,必须先自发国难财之大官始。……此事固属财政部所应为者,惟恐力量不足,难以胜任,不能不期望于全国一致拥护之蒋委员长毅然施行,其裨益于抗战前途者正不下于前方战士之忠勇也!”不久,他又在香港《大公报》再次撰文,重申他的征收财产税的主张,其言曰:“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全国知识阶级应从速一致团结,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外敌入侵,倒霉的是普通百姓,很多被奸杀掳掠,死于非命,更多的则是庐舍不保,财产荡尽,而有权有势的达官显宦不仅可以避开敌人的凶焰,跑到大西南的陪都依然作威作福,还乘战时经济秩序混乱之机,弄权贪贿,上下其手,大发横财。马寅初先生痛感政治之黑暗,民族之危亡,人民之苦难,提出对发国难财的权贵征收财产税的主张,以补战时经济之困窘。马先生的主张更多的在于道义方面,它实际上的窒碍难行大约自己也是清楚的。在第一篇文章中,他提出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征收一半的财产税。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又要求政府把发国难财权贵们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一半”还是“全部”,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权贵们是一群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他们对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并不放在心上,关心的只是如何掠夺得更多,积蓄得更多,以满足自己和家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所以,对权贵征税,无疑与虎谋皮,马先生自己也并不抱有信心。按说征税之事,应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职权范围内的事,但是征这种税,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是断然难以实行的。于是他将了国民党最高党魁一军,提出由受到“全国一致拥护之蒋委员长毅然施行”。

   蒋介石是否能够“毅然施行”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并不是说蒋介石和那些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是一丘之貉。客观的说,蒋介石是个政治人物,他要领导国家,抗击外敌,希望能将国家带出危亡之境。他当然希望大小官吏都能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使国家机器能够有效运转。但是,这在实际上难以做到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的政府是个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不仅人民没有监督政府的民主权利,在政府内部,也没有权力制衡的机制。官吏们似乎都在为党负责,为领袖负责,大小官吏在所执掌的部门中,都有说一不二的权力。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一旦官吏们阳奉阴违,贪腐成势,劣币驱逐良币,清廉的官吏难以自存,腐败大面积蔓延,即使最高执政者想治理,传统的手段也难以奏效。专制政权是腐败的沃土,贪官如其上滋生的野草,有顽强的再生能力,所谓“前腐后继”,是杀不尽的。其次,蒋介石也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实行民主政治。虽然在外敌猖獗,民族危亡的关头,民主政治成为知识界及朝野进步人士的共识,但蒋介石对此是应付和消极的。1939年9月9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各界代表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法治的宪政议案,表面上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但作为最高的专制统治者,他是不愿意被“关进笼子里去”的,他的大小臣僚们自然更不愿意。当年所谓的宪政运动,命运多舛,到底无疾而终。实行宪政,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统治者开明通达,认清大势,为历史负责,自愿走进笼子里去;二是人民起来革命,鞭子悬在头顶,统治者被鞭子驱赶进笼子里去。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美国有华盛顿,但中国只见袁世凯。第二种极其危险,因为“黑手高悬霸主鞭” 的执鞭者极有可能成为”霸主”之后,把人民关进笼子,自己无法无天,实行更严酷的独裁。所以,驯服专制统治者是最难的。再次,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从皇帝到地方大员,有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为政不得罪巨室”。这不仅因为豪门巨室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根本一旦动摇,自己也危乎殆哉。更重要的是,豪门权贵是得罪不起的。权贵的形成,多靠父祖政治的荫庇,代际相袭,靠特权积累起庞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其掌门人或仍在高位,或虽退而余威仍在,有广泛的人脉和政治影响力。这样的“门阀世家”一旦坐大,盘根错节,凶焰弥天,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他们既是维系制度的狼犬,也是啃啮制度的毒虫,若有人触动它的领地,危及它的生存,它就会凶狂反噬,拼死抵抗。所以,除非下决心实行制度变革,否则,当政者是很难和豪门权贵切割的。让蒋介石抄起刀子去割权贵们的肉,“毅然施行”临时财产税,他是决然不肯的。

   马寅初特立独行,视权贵如粪土,即使声威煊赫的当权大员他也并不放在眼里。1938年,中国经济学社在重庆召开年会,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以一般社员的身份参会,社长马寅初主持会议,致开幕辞后,即向孔祥熙发难道:“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于百忙之中,来此参加。孔先生是财政经济学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政经济情况和政策,给我们做一指导。”事出突然,孔祥熙毫无准备,又窘又恼,但又不好发作,只好站起来,用官话和套话敷衍一番。但马寅初并不想放过他,孔刚说完,马寅初直指要害,质问道:“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不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造成财政大混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是何用意,要请部长指教。”孔祥熙张口结舌,马寅初穷追不舍:“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还通过种种办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大发国难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孔祥熙羞恼尴尬,进退失据,被赶入了死胡同。孔祥熙居政府要职,他本人就是一个千夫所指贪渎聚敛的国之大蠹。马寅初的做法有如西方民主国家国会议员对行政官员的公然质询,专制的中国哪里见得了这个?此时有人建议休会十分钟,孔祥熙方悻悻而去。按照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的伦理,马寅初的做法几乎等同“犯上作乱”。蒋介石十分恼火,他想用官位把这个口无遮拦的“刺头儿”安抚下来。中国专制官场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因为利益一致,大小官吏除非因派系相争,偶发残酷的权斗,一般情况下,官吏为固权位,结网络,寻靠山,都彼此相安。即便发现黑脏,也会三缄其口,少数清者选择洁身自好,恶浊之辈是你黑,我比你更黑,如不危及自己,轻易不会抓破脸皮,大打出手。所以蒋介石想把马寅初拉进这个圈子,授以实职,使其同化,不再“撒野发飙”。他通过陈布雷找到马寅初在哥大的同学王正廷,由王捎话给马,说委员长欲派马赴美考察经济,如果成行,将委任驻美全权大使,或出任财政部次长。可惜马寅初偏不吃这一套,竟拍案而起,怒道:“不就是说了几句真心话,写了几篇文章吗?请问,这触犯了哪条国法?要赶我走,没门!要以高官厚禄收买我,休想!”然后奋笔疾书一 “严正声明”,说:“(我马某人)不搞投机买卖,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斥权奸于禁闼,发直声于士林,非马寅初。谁能为也?

   1940年的一天,马寅初在重庆对陆军大学将官做《抗战财政问题》的讲演,慨言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国难财。呼吁撤孔、宋的职,将他们搜刮的不义之财,充作抗日经费。其言直指国民党上层的贪腐集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祸国残民之贼,人人痛恨!这正义愤怒的狮子之吼,博得台下爱国军人的阵阵掌声。马寅初在立法院援引英美两国之例,提请国家征收“临时财产税”,其目的是在贪腐的权贵头上开刀。这种权贵,虽是少数,却都是势焰熏天的庞然大物,马寅初藐之如蛆蝇,恨之如狼豺,所以出言凌厉,挞伐不留情面。经济,乃国家之命脉,人民财货衣食之所寄,视人民若草芥,攘国权为禁脔的独裁者或者无法无天,专横独行,造成户皆赤贫,人尽贱隶,野无青草,饿殍遍地的惨剧;或者权多大财多大,以权敛财,贪渎掳掠,代际相袭,不知餍足,造成中华之物力尽成富可敌国富可卖国的几家几族之私产的权贵经济。马寅初言人所欲言,人所不敢言,奋身搏击权贵,真有以身饲虎之大勇也!

马寅初抗声直言,声讨权贵,最后,戟指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1940年11月10 日,在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星期讲座”上,马寅初登台劈头就说:“兄弟今天把儿子女儿都带来了,我今天的讲话,就算给他们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文人言死,难道有必死之厄吗?果然,他声讨的是蒋介石:“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充其量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在场的警察宪兵先生,你们要逮捕我吗?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蒋介石尽管没设所谓“恶攻”罪,但一个独裁者是不会容忍这种犯上言论的。独裁者的尊严就是那个政权的尊严,因为他本人就等同于那个政权。一个独裁者稍感不快,惹他不快那个人就要倒霉,轻者有牢狱之灾,重者有性命之虞。马寅初知道这一点,才有开场的决绝之言,他是不怕做烈士的。果然,这次演讲后的不久,1940年12月6日,一个连的宪兵进入重庆大学,捕走了马先生。尽管实行了“强制措施”,但马先生既没有被戴手铐,也没有坐班房,因为蒋介石深知,对马先生这样的人物,还是要“投鼠忌器”的。曹操当年也没有杀祢衡嘛,要杀也送给别人去杀,蒋介石不比曹操傻。第二天,由宪兵押回学校,迫令其辞去商学院院长之职。重庆大学的学生们挥泪相送,宪兵押解出校,从此杳无音信。马先生究竟去了哪里,官方给出的回答是:“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情况,业已首途。”这是刊于官方报纸的假新闻,以掩人耳目。到哪个“前方”?调查什么“经济”,世人茫然不知,马先生玩起了失踪,家人也无法和他取得联系。记者采访他的女儿,女儿回答说:“我们给爸爸去信由侍从室第二科转,收到没有就不知道了”。马寅初先是被投进贵州息烽集中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押在“特监部”。“特监”者,应属软禁重犯之地,大约既不刑讯,也不戴刑具。对付一个劝戒无效而又暂时杀不得的人,又无法堂而皇之地给他定罪,隔绝他与外界的联系,限制他的自由,是蒋介石喜欢用的法子。软禁虽然不是坐牢,但形同坐牢,且漫漫无期,又不必经过司法程序,所以专制统治者都喜欢用它整治对手。马寅初后被转至江西上饶集中营。蒋介石大约觉得马寅初毕竟是个文人,又是国民党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既非敌党,亦非“恶攻”,只能算“犯颜直谏”吧,所以,1942年8月,让他回到了重庆家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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