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马寅初事件始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7 次 更新时间:2011-11-21 09: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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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  

  

  我的《马寅初事件始末》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第5期上发表以后,11月2日,我的在读博士生王永华在网上荡出台湾政治大学徐文路先生2008年写作的博士论文《马寅初事件的多重解读》,并将其介绍给我。应该说,徐文路先生的论文是此前所有关于马寅初的论著中最有水准的文章。因为,徐文路叙述的论文多少还是站在拥有的一些资料的前提下所做的研究,而此前几十年几乎所有大陆有关马寅初的文章却都是按照1979年建议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那位记者的文章口径不断增加的溢美之词,少有搜集资料并根据一手资料进行相关的研究。徐文首先肯定了马寅初开始讲人口问题的时候,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提出实行避孕和节育这一基本事实。其次,徐文还指出毛泽东在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以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第三,批判马寅初是与刚刚过去的反右无关的事情。仅这样几点,站在大陆以外的徐先生就比所有内地的作者都要高明。但是,徐先生还是没有识破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陆塑造的马寅初这尊神的本质,相反受其影响认为马寅初是从自己的经济学原理出发提出“新人口论”从而受到了共产党的批判。这样,作者就把马寅初当作一位严谨的学者,还是按照共产党、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这样的思路演绎了下来。这不是事实。理解马寅初事件的枢纽在于马寅初从共和国诞生时开始就已经和共产党融合在了一起,时时处处在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宣传。因为马寅初从来就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过批评意见,党和政府也就从未批判过马寅初。无论是1955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浙江小组会议的争论,还是1958至1960年光明日报挑起的批判,都主要是由与马寅初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邀请的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发起的。在批判马寅初的那些民主人士看来,马寅初的错误是思想和立场问题,而与他的学术主张无关。在这些批判活动中,党和政府不仅没有参与,反而对马寅初还有政治担当。必须强调的是,党和政府对马寅初的担当是终身性质的。马寅初的家属曾经向传记作者叙述周恩来对马寅初的关照,特别是1972年马寅初直肠癌手术是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的。1975年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有资格赴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陈云似乎对马寅初也有关照。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补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马寅初发去贺电,陈云还曾回复感谢。这些情况也都说明,马寅初受到的批判并非来自于共产党。应该说,这一基本事实无论是马寅初还是共产党,本来彼此都是十分清楚的。否则,在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里,马寅初如果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发生丝毫不愉快的芥蒂,不仅周恩来、陈云不会与马寅初再有往来,马寅初也不会主动示好。这是认识和理解共产党政治生态的起码常识。

  过去人们仅仅关注党和政府领导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实,知识分子之间、民主人士之间的批判是那个时代同一画面上的又一道格外别致的风景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龚祥瑞曾在反右斗争中积极揭发批判他的恩师钱端升和同事楼邦彦、王铁崖等,后面几位在运动中都被打成了右派。龚祥瑞在9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谈及这段往事时是这样说的:

  我对陈体强、钱俊瑞、王铁崖、楼邦彦等同时的批判,在开始时,是“批评与反批评”,并无“反右派”一说。如果按后来的标准衡量,乃是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按我们道德观来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行为,不是像有的人所说,是“出卖朋友”的不道德行为,……对我们个人来说,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

  在研究马寅初事件的过程中,笔者就对这位法律系教授的表现很感兴趣。在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青年干部学校副教育长的龚祥瑞竟然能够历经知识分子改造和“三反”、“五反”,“反右”、“双反”运动,一次次安全过关。如果知道龚教授任职的国民党青年干部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蒋经国,他的副教育长的角色和重担,以及与蒋氏父子的关系,都是不言而喻的。龚祥瑞是如何过关的?我在写作马寅初在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师生的批判时,就对照了龚祥瑞。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开始后,龚祥瑞教授说:

  过去我一直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立场、思想、作风上所存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最初自己还大吃一惊,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资产阶级旧法学的宣扬者和执行人,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里作过官,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团结教育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在历次运动中也保护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没有自觉革命的认识。现在道路摆在眼前,不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分家,就不能做社会主义的工作。

  龚祥瑞因为曾经指导过李克强而在去世10多年后出了名。在4个月前刚刚出版的回忆录里,龚祥瑞剖析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理活动和表现,更为深刻。他写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像自己这样从旧社会过来并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自然会想到是很难过关的了。“我预见到自己在这场狂风骤雨中有灭顶之灾,自己已经预感到它的严重性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选择了‘造反有理’的策略。”

  同时我也想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必遭受群众的打击。我自知1957年过了关,有的人就很不满意,这次我相信一定有人要打击报复。与其等着挨批挨打(根据我几十年来的经验)不如先发制人,主动站出来,大胆揭露本单位的问题,将来受到别人的揭露也可以使自己思想与心理的平衡。“我可以揭你,你当然也可以揭我”,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怨气了。经过这样认真思考,我就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贴满了四院的围墙。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远离那个时代以后对自己当时心灵的剖析。难道马寅初就比龚祥瑞更纯洁和神圣?当然不是。马寅初很识趣,知道党和政府使用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并且总能做得恰到好处。他任职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那是为正在解放全中国的前线筹款的机构,按照钱昌照的说法,马寅初从不去到任;也任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却不曾像饶漱石、陈毅、曾山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样真的去做事。在北京大学1951年6月1日举办的欢迎马寅初就职校长的典礼上,马寅初讲:

  今天在此讲话,诸位同学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同学失望。我以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校长只有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任务,所以我今天不谈方针。

  有的时候,马寅初表现得比毛泽东还毛泽东。根据《毛泽东传》,1957年初春,毛泽东基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考,一度曾经有让在位的民主人士有职有权的想法。

  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

  “过去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样?”

  马寅初回答:

  “是不够。”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讲的很委婉。便直接了当地把问题挑明: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问题。”

  与绝大多数人最近几十年的印象相反,马寅初其实是很会做人和做事。不仅如此,马寅初总是希望用自己经济学家的身份来影响社会,为党和政府服务。所以,党和政府每每出台新的方针政策,他都会出面宣传一通,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共同纲领》,写新民主主义经济,写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写知识分子改造、双百方针,写土改运动、抗美援朝、反对右派,写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和农业八字宪法,甚至于应相关部门的领导的要求去写政府为什么发行公债、收支预算,以及为物价上涨作辩护,等等。徐文路先生的博士论文按照严谨的学者的学术思想推导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形成,问题恰恰在于马寅初的这些文章不是自己学术观点的自然结果,而是直接出自于现实的需要。为了需要,都可以编造出没有过的事情。譬如,从各个方面的情况判断,马寅初并未就人口问题作过调查。但是,1957年3月1日,马寅初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回应毛泽东前两天的讲话中提出的计划生育的观点,随口就可以说自己就这个问题有过多次的、专门的调查。他说:

  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两次视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乡村我都去了,好的、坏的、中等的都去过。每次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有多少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这么多。到处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了上海,弄堂里也到处都是小孩,洋车都进不去。这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回来以后写了个提案,但在浙江小组里一讨论,赞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还有几位科学家,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另有科学家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

  这样的话在几个月后发表的《新人口论》中又说了一遍。但是,不仅没有人看见过他的所谓“提案”,在这一时期他的几个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答记者问和《新人口论》中,都没有发现所谓在浙江等地方调查人口状况譬如某省某县某乡某村某年人口生育、死亡等等的具体材料。还有,根据竺可桢当天的日记,1955年浙江小组会议上的人口问题的争议首先是由邵力子提出,马寅初和竺可桢附和支持的,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等人的面,马寅初改说为是他先提出来,而邵力子、竺可桢等科学家是支持他的。马寅初作为政治人物,要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如何还能保障严谨的科学?

  正是因为马寅初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总能做得很好、很到位,所以,党和政府不仅从没有批判过他,而且对其始终都有所担当。但是,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却不放过他。马寅初事件实际上是民主人士对马寅初的批判。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回过头来审视那次对马寅初的批判和马寅初的反批判,不过是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人士之间的一场口水战,如龚祥瑞所说,本来就“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过,在1979年前后那个特定环境下,不惜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批判马寅初歪曲为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把马寅初塑造成比党和毛泽东还要正确、并且敢于和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毛泽东抗争的政治英雄,其意图就是要为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强制为特征的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服务的。“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决定指出‘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都曾是人民日报的大字黑体标题。“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也是那个时代传播最广泛的话题。有关部门借助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舆论宣传,进一步把“一胎化”生育政策和当年“四人帮”在上海实行的根据人口计划把节育措施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有条件生育的育龄妇女身上的极左作法扩展到全国,使得“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公权随意侵犯私权的做法发展到了极致。所以,还原马寅初事件的原貌,揭露马寅初平反问题的真相,乃是纠正错误的现行计划生育制度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201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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