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重温私学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 次 更新时间:2017-11-21 17: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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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中国之所以成为风格独特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文明史上摇曳多姿,追本溯源,很大程度在于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依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中国文明存留了氏族社会血缘宗亲的遗风,日久天长成为一种心理积淀,有效地联结家族文化和朝廷体制。这种联结,从文化上看,需要中介,担当中国古典社会“大传统”和“小传统”(李亦园先生语)之间中介的,便是士人。“士”在中国古典社会有着重大的担当。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第一轴心时代”(第二轴心时代,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轴心时代指的是清末民初),孔子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慢慢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圣人。依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属于“预流”,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生态平衡。这是否表明中华文化非常注重教化?回眸中国哲学史,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冯友兰,哪一位不是中国教育史上震铄古今的人物呢?不妨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注重教化的文化,自古就有“中和位育”的理念,使得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历经沧桑,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中的“教化”,引人向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有人说,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古希腊文化是一种“求真”的文化——“爱智”,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善”的文化,秉持的理念是见贤思齐。从浅表来说,似乎也能说通,再深一层,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由于独特的地缘优势,古希腊人吸吮着亚洲和非洲的文化乳汁,进而推陈出新,脱胎换骨。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一旦说到文化类型,总有些人固执己见,以为从文明开始的那一天,希腊与中国就截然不同。更有甚者,丧失文化自信,还没有把中国和希腊放在一起,从心里面就已经矮人三分。现在言必称希腊的人并不多,但言必称欧美,怕是不少吧?

   西方的哲人,认识事物可以完全离开人自身,越抽象越好,最好建构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中国哲学在路径上变成“向善”的,毋宁说是伦理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规划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文化结构,并且由于孔子门人和再传弟子坚韧不拔的努力,也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大一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十九世纪一位德国人说过,中国社会是一袋马铃薯。中国是一袋马铃薯的话,那么文明的曙光就不会较早地在东方升起。中国自古以来,文化的中心区域集中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从中心区域向周围延展。这是多年以前的说法,现在看来,其实未必。中国发明了差序格局和弹性结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也不一定是“中心”区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着广阔的空间,入中国则中国之,入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况味,当深长思之。

   欧洲文明的中心地带,近代之前,依傍地中海。近代之后,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欧洲文明是一种“海洋文明”,这里的“海”,指的是地中海,这里的“洋”,指的是大西洋。

   欧洲文明在中世纪的漫长时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宗教的整合,离开了宗教欧洲似乎什么都干不了。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国古代不会有那么广大区域的,即使有了,怕也难以巩固。中国得以巩固,所依靠的恰恰是具有弹性的差序格局,以及富有凝聚力的教化。

   中国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现代公民,需要的是具有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理念的公民。有人以为,这中间的艰难曲折充分证明,跨越历史的三峡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障碍多来自文化的深层结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自治的“契约”,学界以为中国古典社会恰恰是“身份”,梁治平先生指出:由“身份”到“契约”,便是中国的现代化。

   时贤指出,欧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深厚的传统资源,诸如希腊自然法、罗马私法。意思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水到渠成。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似乎中国古典社会没有任何促进现代化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如此已经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套子里面了。如果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那么中国实现现代化,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有机构成,同时也是中国文明的更新和调试。这个过程,一方面既充分世界化,另一方面也充分中国化。充分世界化,也是充分中国化。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2003年4月5日,《百年中国大学史》选修课上,有位学友非常肯定:欧洲和美国就是现代社会的中心,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改变,有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思。现代化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也不会仅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多元一体。再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丰富的古典文化资源,也不是一句话就能扔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地球村和全球化的时代,对待各种文化,应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各美其美”就是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有一个自觉,深切认识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体悟地方性知识,并与普世价值相贯通。

   通过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的梳理,可以看到中国具有深厚的私学传统。这种私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大的担当,为古代中国文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孔子、朱熹、武训是中国私学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中,私学传统在新的时代焕发了风采和神韵,张伯苓和陈嘉庚便是私学的经典代表,为中国贡献了两所著名学府——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

   陈嘉庚先生是富而好礼的代表人物。陈嘉庚先生为什么能够倾其所有进行厦门大学的建设呢?私学传统对他有强烈的触动,这个“私”,绝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自私”,而是以一己之力,勇敢担当社会责任。民国时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官家无力承担国民教育。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企业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做出了捐资助学的义举,这种行动的背后,未必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信念:“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

   张伯苓先生(1876—1951年)出身北洋水师,目睹时艰,对作育人才有一种自觉。张伯苓校长在纪念敬业中学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欧洲自十八世纪后人民有大觉悟,于是有种种之发明,物质文明日益进步。现中国亦承受此种潮流而改革未已,本校之创立,亦即期以教育人材为目的,期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

   张伯苓与严修先生联袂进行现代新教育的探索,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创立了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相对私立中学、私立小学而言,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近代中国,许多事情没有上轨道,但是,报馆、书局、大学还是非常出彩。具体来说,《大公报》、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启迪民众智慧,推动社会进步,厥功至伟。

   张伯苓先生没有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便降格以求,而是见贤思齐,止于至善。张先生和严修老先生对此有着高度的默契,从事的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为中国培育人才。目光远大、视野宽广、理念纯正、操守忠贞。张伯苓先生自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尽瘁教育,淡泊一生。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张伯苓先生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波,时有所获,便投入南开的建设。

   张校长手握巨资,安于陋室,两袖清风。张学良为答谢张伯苓先生帮助整理东北大学,前往天津张宅拜望,依照张学良的想象,张伯苓校长家无论如何也不会过于寒酸。张学良来到天津张寓,映入眼帘的是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锦衣玉食的张学良还以为走错了门,这种地方竟是张校长的住所!事后张学良叹曰:“偌大的大学校长竟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敬佩。”张伯苓先生可以称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圣人,与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一起,成为百年中国史上具有一流境界的大学校长。

   时序进入1950年代,随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流传久远的中国私学传统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残酷的对待,到了1956年,私人所举办的一切事业,被扫除净尽,代之而起的是公办事业单位。

   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初步形成的市民社会夭折了,而且也是对“学在民间”文化传统的涤荡。中国政府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都纳入了全控主义的轨道,这种安排的结果便是政党逾越政府、国家逾越社会。

   中国所实行的一套制度安排,从表层看是学习苏联,从深层看也是取法中国传统。只不过这种所取法的传统,在文化传统中属于一种极端的办法。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这套制度安排所遵循的理念,还是“乡土中国”的路子。只不过血缘宗亲的不平等,转换成了城乡不平等、工农不平等。中国进入了“大公无私”的时代。

   所幸1978年历史开始回到正常的轨道,私人领域得到允许并开始扩展。经过长时间的脱臼、断裂,穿越时空隧道,一夜之间好像回到了从前。但从前无论如何是再也回不去了。昨日重现,昔日重来,也许在梦中。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而立。这一段时间,说长也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中国有深厚的史学传统,总应该有史家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哪个领域率先允许民间进入,这个领域的改革就比较深入并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风云人物竞相驰骋,争奇斗艳,各领风骚。

   中国农村诞生那么多杰出的事业家,内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一旦挣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枷锁,农民获得的是解放和自由。想当年,主事者下决心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司忧心忡忡:农民会不会分地呀?要不要先进行培训?这种脑袋在农村就是被驴踢了!1949年——1979年,中国农民的智慧被严重低估。在如此不平等的情形下,农民事业家扎根在这片热土,坚强地挺过来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自强不息!

   一个理性的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体系的监督者,绝对不应该是市场中与民争利者。大学里聚集了那么多人才,有些学者还是智多星,为改革出谋划策。春风得意的经济学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无奈,这些智多星所生活的大学,死气沉沉,散发着暮气。大学变成了官场和市场的双重奴仆,大学精神在悄悄地哭泣。

   一个健全的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之间有着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经济领域,私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生长。但并不是说政府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多么宽松的环境,而是私营企业突破重重关锁,一跃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点都不错的。私营企业家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还不知道把钱花在什么地方。私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社会必然展示自己的关怀,有公心的企业家担当社会责任,这是早晚的问题,也是企业家成熟的标志。

   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不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捐资助学,才能保持长久的声望。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私立教育也得到了恢复和初步发展。但是这些学校,从一开始就被逼着走上了一条扭曲的道路。私立学校的创设人,多少有些情怀,愿意把学校当做事业去做。

   但是,有关部门不仅不去往公益方面引导,而且还玉成了不少“利税大户”。这里是中国,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办理的再不济,也不能输给私立医院、私立学校。由于信息不对称,也由于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关系,私立医院、私立学校所处的媒体环境,与公立医院、公立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当代中国的私立教育,一开始便采取营业的模式,这是非常可怕的。私立学校从一开始,路径就走错了,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在主事者看来,只有这样办,才能避免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品牌大学的出现。

   中国的私立高等学校,几乎都是职业学校,首先确立学校的使用价值,这样,才能办下去。在和一位私立高等学校的主事者交流时,这位执行校长念念不忘培养高级技工。也不能怪这位校长,中国私立学校所处的生态,适销不对路,一天都办不下去。

   中国是世界教育资源大国,学生的来源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私立大学校长应该具有教育家情怀,而不是企业家头脑,因为《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奇怪的是,中国大陆的私立大学与《教育法》的规定背道而驰,这么多私立学校进行“违法”活动,政府不仅不追究,还有意让私立学校成为利税大户,相对落后地区,私立学校的校长甚至成为“明星企业家”。该有多么扭曲的逻辑,才能解释的通啊!当代中国,不要说理论是灰色的,就是法律都是可以虚置的,不得不说生活之树常青。

   其实仔细考量,公立学校在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人文关怀早已被摒弃了,1992年以后奔向市场经济主战场,伴随着合校、扩招和新校区,中国大学一路走来,魂不守舍,失魂落魄,上气不接下气。

   这时候,反过头来,让私立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近乎儿戏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认同或者支持私立学校营利,而是前面有公立学校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张伯苓、陈嘉庚先生再生,大概也只能徒呼奈何!

   费孝通先生就社会学的际遇,不无沉痛地说: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但不能招之即来。百年中国史,如此灿烂辉煌的私立学校传统,通过批判《武训传》已经挥之即去,一个国家有多少精神资源可供如此浪费?可以犯多少次致命的颠覆性错误?

   魂兮归来!

  

   (《叩问大学》,香江出版社2017年11月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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