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治:安徽“水鬼毛人”谣言的意识形态化及地方政府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2 次 更新时间:2017-10-12 15:08:02

进入专题: 安徽省   水鬼毛人   意识形态化   地方政府   地方督责政治  

黄文治  

   本文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发表时有删节。

  

  

   【摘要】上个世纪的1953至1954年间,在安徽省的淮河及长江水网地区发生大规模“水鬼毛人”谣言,并造成颇多群体性事件。但安徽省这次“水鬼毛人”谣言并非本地内生,是从邻省江苏传入,由东向西,多在水网密布地区爆发与蔓延。该谣言在安徽波及范围非常之广,达三十余县。谣言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走向意识形态化。“刑事犯罪分子”、“不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两类人是促使谣言走向意识形态化的制造者与煽动者。由于较早受到邻省江苏的警示,安徽省地方政府早在谣言大面积爆发之前即自上而下地应对,但处理过程中依然造成颇多干群冲突及乱果。在一些市县爆发尖锐的干群冲突之后,这种应对更是强力作为。其最大特点即采取“争取教育”、“严厉镇压”双管齐下的方式,通过组织、干部及意识形态化处理,逐实现督责式政治解决。应该说,社会治安领域里这种“地方督责政治”模式运转过程中,确实能够带来实效,却又暗含两难政治困境。

   【关键词】安徽省;水鬼毛人;意识形态化;地方政府;地方督责政治

  

  

  

  

   在上个世纪的1953至1954年间,中国的苏、皖、鲁等地区爆发大规模的“水鬼毛人”谣言,并造成颇多群体性事件,是20世纪中国最大谣言事件之一。该谣言在安徽多被称为“水鬼毛人”,但个别地方也被称为“毛人水鬼”、“毛人小鬼”、“毛人水怪”,名称有别,内容却相当一致。其发生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本质上是社会群体对外界怪力、乱神的恐惧,但又暗含太多政治寓意及隐情。此种谣言特性反映了民众传统的信仰体系与中共建国初强力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直接对抗,并且这种对抗又因建国初历次政治运动而被不断强化。

   目前学界李若建、马俊亚两位学者做过开拓性研究。[1] 他们两人的研究,一方面都肯定了“水鬼毛人”谣言是社会变动与社会心理互应产物;另一方面也对地方政府的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式,持谨慎保留态度。不过,两位学者的研究只是轻描淡写地点到地方政府此种应对方式,并未细致梳理与深入挖掘。

    与他们相比,本文则不同。本文主要从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公安史资料及地方县志、文史资料的解读出发,选定1953至1954年间的安徽作为特定的地域,从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角度分析安徽“水鬼毛人”谣言的传入、分布、意识形态化及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应对的实况,进而透视出建国初社会治安领域里“地方督责政治”运转背后的实效及暗含的两难政治困境问题。某种程度而言,此项关于安徽“水鬼毛人”谣言事件发生的背景、地方政府应对策略及政治实践逻辑的透视、研究,仍不失为继续挖掘的尝试。

  

  

  

  

    一、“水鬼毛人”谣言的传入与分布

  

  

  

  

   在全国解放前,安徽即有“水鬼毛人”谣言流传。1949年7月,在蚌埠市域的新船塘、纬四路、大马路、二马路、小蚌埠一带,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陆云兴等3人装扮成“水鬼毛人”,深夜恐吓群众。群众因受恐吓,惊起吆喝,乱跑乱叫,每处少则百十人,多则四五百人,闹得人心惶惶。后经地方政府介入,事态方得平息。[2] 至于陆云兴等人制造“水鬼毛人”谣言的内容与原因,记载并不详细,但其它史料却有很好的补充。解放前的这起谣言系陆云兴制造,谣传“淮水涨,有水怪上来,拖人小孩,挖人眼睛”,目的是为“恐吓群众,乘机盗窃”。[3] 这次谣言带有内生性特征。

     不过,解放初的1953至1954年,“水鬼毛人”谣言又起,却是从邻省江苏传入的,在安徽的淮河与长江流域地区流传。大概1953年7、8月间,“由船民及来往群众自江苏蒋坝传入盱眙(当时属于安徽,后划江苏)境内。9月,蔓延至炳辉(今天长县——引者注)、嘉山(今明光市——引者注)、滁县、来安等县。10月以后,泗洪(当时属于安徽,后划江苏——引者注)、五河、定远、凤阳、全椒、肥东、肥西、和县、含山、巢县、无为、庐江及阜阳专区的凤台、蒙城、颍上、涡阳等五县,六安专区的一些县区,乃至合肥、淮南两市均有‘水鬼毛人’谣言流传”。[4] 这是安徽省公安志里的记载,但就分布地区而言,其所载并不全面。当时,宿州专区的宿县,六安专区的霍邱、金寨县,安庆专区的桐城、枞阳、岳西县,蚌埠专区的怀远县,芜湖专区的芜湖县,合肥专区的长丰县 (1965年由寿县、定远、肥东、肥西四县边缘结合部划并而成——引者注)等地区,“水鬼毛人”谣言都有流传。[5]

    1956年7月2日,安徽“水鬼毛人”谣言被平息之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到“水鬼毛人”谣言的流传范围,“几个月内即蔓延三十二个县的范围”。[6] 此说符合历史事实。

   可见,安徽这次“水鬼毛人”谣言从邻省江苏传入,由东向西,多在水网密布地区爆发与蔓延。虽非本地内生,其波及范围却非常之广。毫无疑问,“水鬼毛人”谣言流传的过程,即是一个源于特殊社会背景而被激活并被重新建构的集体恐惧记忆。就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而言,李若建认为有四个方面因素值得重视,一是两年中的大水灾,二是治淮工程建设,三是农业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四是建国初历次政治运动。[7] 这四个特殊的社会背景,累积并增加了民间的恐惧与不满,而这些恐惧与不满反过来又会增加谣言流布的速度与广度。

  

  

  

  

    二、“水鬼毛人”谣言的意识形态化

  

  

  

  

    解放前夕,安徽“水鬼毛人”谣言就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并在政府部门未证实情况下流传,只是当时注意不够。在这起谣言中,“水鬼毛人”一般被描绘成一种源于水中的怪物,这种怪物,浑身是毛,水涨上岸,拖小孩,挖眼睛。1953至1954年的“水鬼毛人”谣言,内容与建国前的大体一致。在全椒县,“水鬼毛人”是“青面獠牙、专割男性生殖器和女性乳房”。[8] 在合肥市,“毛人”是“毛手毛脚,手、脚一伸就是火,刀枪不入,见人挖眼、割蛋、割奶头”。[9] 在枞阳县,“毛人小鬼、昼伏夜出”,“专割女人奶头、男人卵子”。[10] 在金寨县,“毛人水鬼”的“身体能大能小,大时身长数丈,脚有一尺多长,身穿白大褂,披散着很长的白头发,白发缝中隐现着青面獠牙。两只大如电灯的眼睛能射红绿亮光,两只手指甲长如利刃喜抓食生物。遇到女人就把乳房抓去,遇到男子就把睾丸捏走,人就别想活了。它要想进入屋时,就变的很小,能从窗缝中钻进去”。[11] 等等。从这些地方志与文史资料来看,建国前后,安徽“水鬼毛人”谣言在一定地域的流布与传播,恐怖与神秘色彩浓厚。

     但如果仔细比较解放前后两次“水鬼毛人”谣言,其内容却有所变异,流传过程中泛起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即谣言内容本身体现的思想意识及行为实践逐渐意识形态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谣言直指党、政府及干部,二是破坏中苏友好关系。反共产党政权与反苏联是谣言的核心政治倾向。因此,在谣言传播过程中,这两点不断被强化,并导致颇多激化群体性事件。

    据安徽省公安志记载:“水鬼毛人”谣言“传遍皖北各地。说什么‘美、英、法等5国进攻苏联,苏要制造原子弹以对付5国进攻,要中国提供女人奶头、男孩生殖器作为原子弹原料’等等。谣言愈传愈烈,有的添枝加叶,说得‘逼真’,如说某村某妇女奶头已被割走,某地某村已被‘水鬼毛人’杀死多人。如此等等”。[12]

    在滁州市,1953年8月中旬,“水鬼毛人”从苏北传入本区,10至11月,全区大部分地方流传“毛人”谣言,“谣言破坏中苏友好和党群关系”。[13] 在炳辉县,1953年9月,“水鬼毛人”谣言从“盱眙县传入,并很快风行全县。谣言称:毛人白天变成干部,晚上变成毛人,走路飞快,割男人的生殖器、女人的乳房,剖孕妇的肚子,还挖人的眼睛去做原子弹”。[14] 在肥东县,1953年10月,从定远传来“水鬼毛人”谣言,传言“水鬼毛人神通广大,割妇女乳房和男孩生殖器给苏联造秘密试器,政府干部为其做内线”。[15] 在含山县,1953年12月下旬,“县内发生‘毛人水怪’谣言,传‘毛人水怪’是苏联派来的,割女人乳、小孩睾丸,只伤群众,不伤干部”。[16] 在安庆地区,1953年底,“水鬼毛人”谣言“以桐城县大关、岳西头陀最为严重”,谣传“政府放出毛人”,“要人眼、人心、奶头、卵蛋”,“送苏联造原子弹”。[17] 在霍邱县,1954年2月,“水鬼毛人”谣言“主要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战争恐怖,造成社会动乱”。[18] 在无为县,“水鬼毛人”谣言主要是说政府“要挖妇女的奶头、胎儿和男人的生殖器、眼球共250吨,作为制造原子弹的材料,所以政府训练了大批‘毛人’下乡来搜集”,并且谣传“水鬼毛人”是“政府派下来的,规定有‘三不挖’——军烈属不挖,党团员不挖,干部不挖”。[19] 等等。

   如此,1953至1954年“水鬼毛人”谣言走向意识形态化主要体现在:“水鬼毛人”是苏联及中国政府放出来,专割中国人的身体器官,为苏联制造原子弹提供原料。在一些县乡地区,这类意识形态化的谣言往往发生在国家权力强势侵入的社会变革时期,并以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作为势单力薄无力反抗之民众的象征,反映了民众对国家权力打乱并重新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排斥,以及因无力应对而产生的极度恐惧,这种情绪使得民众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来国家力量的侵扰与侵袭。如此,意识形态化的谣言特意把社会人建构为两个分裂性的区隔群体,在谣言中,党员、团员、干部是阴谋活动的内应,且被排除在受攻击范围之外,而民众则被建构为受攻击的对象。如此,谣言激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党员、团员、干部即被妖魔化,并成为受到现实攻击的对象。

  

  

  

  

    三、谣言意识形态化的制造者与煽动者

  

  

  

  

    1953至1954年安徽“水鬼毛人”谣言的传播走向意识形态化的制造者与煽动者,一般被称为“刑事犯罪分子”、“不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据安徽省政党志记载:“水鬼毛人”谣言所到之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利用谣言,组织骚乱、抢粮、殴打干部等,锋芒直指党和政府”。[20] 李若建把这两类人称为“普通越轨者”与“变革中的受冲击者”。[21] 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普通越轨者”,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变革中的受冲击者”。

 其一、 关于“刑事犯罪分子”、“不法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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