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治:“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

——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9 次 更新时间:2013-07-29 21: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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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间。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关键词:鄂豫皖苏区 动员 婚姻自由 性散漫 阶级革命

  

  妇女,赶快要觉醒。汇入工农兵,参加闹革命。争自由,谋解放,还得靠自身,团体要结紧,万众一条心。推翻旧礼教,废除包办婚,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建立新家庭。

  姐妹,你再听分明:脱掉自身苦,还得想他人。齐努力,尽所能,解放天下人。政治都有权,法律都平等,经济能过问,教育也有份。新的社会,新的制度,当家作主人。

  ——大别山地区革命歌谣《妇女赶快要觉醒》

  

  一、置入阶级观念: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转向

  

  当中国历史转入近代,剧烈变局使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深信,我们“民族久患偏废”、“男女未能平均负责”,乃中国“积弱之原因”。①于是,他们大力倡导、推展、践行妇女解放运动的试验。应该说,这股妇女解放潮流主要目标是将妇女从传统宗法共同体夫权、父权、族权三权中解放出来。它凸显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恢复妇女社会权利,以实现女性作为社会人的价值而进行社会革命,目的是促使广大妇女脱离宗法共同体的樊笼,重新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又十足表明妇女个体及群体的身体与国家的命运已相互勾连,且受国家权威主宰。正是在提倡国族至上原则的主导下,20世纪之前及进入20世纪之初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女性人格独立、男女教育平等、男女社交公开、女子经济独立、女子婚姻自由、女子家庭变革、女子参政、女子生育节制、废娼、儿童公育等女权方面做了颇多努力。据陈谭秋观察,20世纪20年代,“妇女运动”已经成为“社会运动中很重要的运动”。②不过,随着激进民族主义及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期间中国启蒙解放路径已从人文主义的个人自由主义式启蒙转向了唤醒大众政治、激发阶级和民族意识式的集体主义启蒙。胡适1933年曾在日记中记载,这种启蒙转向大体可以1923年为界,分两期:前一期“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解放”;后一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③因此,随着这种启蒙思潮的流徙、转向,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表现为一种新趋向,开始注重群性,忽视自主个性,这包括置入阶级性。这种阶级性,按照马列主义观点,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反映了本阶级的特殊要求及利益。

  1922年元月,李大钊在上海《民国日报》发文,认为:“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④基本来说,自那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置入阶级观念。妇女群体应该作为被剥削阶级去联合争取自身解放:

  女子从古就是劳动者,先前做家庭中的无报酬的劳动者,现在做资本家的工钱劳动者。我们女子有女子的历史的使命。这历史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依据阶级的觉悟为阶级的结合去推倒资本制度。⑤

  既然妇女已经被划入被压迫阶级地位,那么妇女自身就应该努力参与国民运动,并且自觉救赎、解放与改造自己。1923年后,国共走向合作,妇女作为被压迫阶级推倒压迫制度,女权运动当然就应该与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勾连起来。向警予在鼓吹妇女解放运动时就说:

  必须乘着国民运动的长风才有日进万里的可能,所以真正热心妇女运动,真正了解妇女运动的妇女,必须在每次国民运动中表示妇女的态度,提出妇女的要求,显现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这样一来,事实上证明了妇女的国民的权能,而同时这个权能又就是妇女本身利益的担保。故真正热心妇女运动了解妇女运动的妇女,对于国民运动必热烈的参加,而且要做其中的劲旅。⑥

  这种犀利言辞,无疑已透露出:妇女是被压迫阶级,妇女应该本着救赎自身利益而参与国民运动,并成为其中的劲旅分子。这样,妇女解放运动即被纳入国民运动,其目标既注意妇女群体利益的维护,同时也极为关照政党革命策略、理念与目标。

  有关国民党改组前应对妇女解放新思潮历史情况,吕芳上在其《革命之再起》一书中辟有专节翔实论述,⑦本文因侧重点在中共,故在此不再赘述。

  中共在妇女解放语境下,一直扮演着欲将中国妇女从种种枷锁及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角色。它既带有“五四”色度,同时亦深染苏俄色彩。国共合作前,中共受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启发,认为先前“五四”式的女权运动基本都是不成功的。换言之,中国的“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能完全实现”,是“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⑧因此,劳动妇女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才具有重要性和意义。于是,中共在革命践行中,开始成立妇女委员会,集合女权运动党员,出版专门刊物,系统地指导全国妇女日常生活及妇女运动,提升一般性的妇女运动宣传口号,如“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继承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等,而增加了“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口号的宣传更是响彻有力。⑨国共合作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也表现为国共合作态势。不过,此时的中共基本是挂着国民党招牌从事妇女运动,就不免与国民党发生“争权”及重视上层不重视下层工作趋向,这当然招致中共上层的不满,因此践行中中共上层基本都是具体工作的实际指导与强调:要注重妇女群众,避免“机关运动”;要注重“各阶级妇女及各妇女团体间的联合战线”;要注重“劳动妇女和女学生”;要注重“妇女出版物的妇女群众化”;要注重完善妇女机构;要注重“发展党员和养成妇女运动人才”等。⑩最为重要的是,须努力使:

  一般妇女团结,觉悟起来,自动的扑灭潜在他们生活中的封建势力——旧礼教的一切束缚人思想的风俗和习惯。

  与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1

  即便如此要求,实际地方妇女工作还是不尽如人意地被忽视,这个后文会提到。国共分裂后,中共六大《妇女运动决议》又回到国共合作前的表述基础,对过往妇女运动提出了批评,认为以往“工作上多偏重于资产阶级妇女与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缺乏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并说那种“离开政治,离开革命以和平的方法和宣传以解放妇女”,“完全是空想”,现在,“中国革命的阶级分化反映到妇女运动的分裂”,“党的妇女运动应群众化与无产阶级化”,应该使广大妇女明白“只有苏维埃政府,是能实现他们的利益而能解放他们的政府”,“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12这无疑表明,在中共的理论视域里,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已幻化成为实现妇女解放伟大图景的根本途径。由此,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在内的中共群众运动,就被周佛海等人批为彻头彻尾的“工具主义”。13

  这样,在原先国族至上原则继续主宰下,追求女权解放的妇女运动,在阶级观念置入过程中,已悄无声息地转变为唤醒被压迫阶级妇女群众为自身解放而投入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事业,至此,新国家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连属目标成为妇女解放依据的精神已表露无遗。

  那么,“娜拉走后怎样”?14接下来笔者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进行深入的质问与检讨。

  

  二、“娜拉走后怎样”:鄂豫皖苏区一瞥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大地的多个角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而鄂豫皖苏区就是其中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就鄂豫皖苏区革命根据地而言,它是中共推展苏维埃革命的产物。其持续的时间段大概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不利不得不远走他乡为止。其主导地域空间主要是大别山区,但演变极为频繁。它最初是在中共领导下,先后由黄麻暴动、商南暴动、六霍暴动烈火燎原而成的一块优越地带的革命根据地,战争状态下,其大小变化不定。直到1931年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由河口迁入新集,定新集为省会,包括光山、罗山、商城、新县、固始、六安、霍山、霍邱、金寨、英山、黄安、麻城、黄陂、罗田、孝感、黄冈、黄梅、广济、蕲春、蕲水等县,全区行政区划共有二十余县,苏区四周各县均为不完整地区,各县城曾被红军占领过,有七个县全境为苏区中心巩固的根据地。15

  随着鄂豫皖苏区的不断形成,中共的妇女解放事业也在此不断得到践行。不过,相较“五四”年代的女权运动内容而言,其妇女解放运动工具主义色彩更浓,主要包括男女平等、妇女婚姻自由、妇女生产、妇女救护、妇女宣传、妇女侦察、妇女参政、妇女参军、妇女拥红、废娼及儿童公育等方面。

  当时,关于乡村“妇女解放”口号的宣讲确实与“打倒土豪劣绅”口号的宣讲频率相差无几,这内在的缘由是,中共进行的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革命运动,但是妇女在革命运动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那些与“地主妇女们”相对应的群体——“农民妇女们”。他们在激烈的革命运动中,并未脱离权力支配的路轨,反而是更为巧妙地被纳入苏维埃政权及权力支配的党政军群体系中。

  中共在建立、维系扩张性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确实努力化解旧传统对妇女个体及群体的垄断及支配,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赋予了妇女许多新的政治使命,即试图通过妇女来动员民众革命,使不断政治化、使命化及工具化的妇女身体,在苏区动员上发挥效力。实事求是地说,妇女在这个不断政治化、使命化及工具化的过程中,自身也并不全然只觉压抑与愤懑,他们同时亦感受到过去所没有的欣喜、欢悦,而这一切又都没有逃出革命所带来的权力更替轨道。这样,妇女从一种枷锁中被解放出来,没等自由、自治的品性养成,又很快进入了另一种体制。至此,妇女革命运动逐渐抑制、压倒甚至颠覆妇女启蒙运动,这两者的牴牾、拮抗及对流过程,增加了历史运行的复杂维度。

  但是,鄂豫皖苏区妇女运动,起初开展得并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甚至取消了妇女运动。如何玉琳1929年9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就称鄂东北特委“党是一般的不注意妇女运动”。16在皖西,直到1931年4月, “有许多地方取消了妇女工作”。17这些地方为何取消、忽视妇女运动?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是“以为妇女没有什么大作用,而且又要多费工夫去做”;另一方面是容易“发生奸情引起群众反感”, 所以“忽视妇女运动”。18但在中共上层的不断教育、纠正及施压下,后来苏区的妇女运动才逐渐改观。1930年4月,湖北省委认为“广大劳动妇女群众已成为革命运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者”。191930年12月,鄂豫边特委也说:

  妇女斗争每一发动,即表现异常积极,时常走上了农民的前线,农民反而落后了。同时也因为这种关系,农民感觉妇女斗争过于激烈,常有不满意的表现,但妇女却还是毫不顾忌的。20

  就其成果而言,这与中共及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要求及命令是分不开的,而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妇女,就其革命时期承担的工作来说,又都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保卫有关。

  比如生产方面,在残酷战争环境下,解救粮荒及军用物品补充一直是苏区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战争年代,因绝大部分男性农民参加红军而减少了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枪械”与“锄头”、革命权与劳动权就不免发生冲突。为克服困境,与男子一样分到土地的妇女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要求下,就勇敢地走出家门,承担起发展农业及军用物品生产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称“反对粮食恐慌,是革命中重大任务之一”,所以必须号召妇女“应用尽可能的力量参加耕田,特别是要复种瓜菜杂粮,以及短期间可以收获的食物,如热水萝卜等,进行生产比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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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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