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北伐之前的国民党与民众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 次 更新时间:2017-08-15 08: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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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领导人,对民众运动作用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北伐之前即开始大力从事民众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一时期,国民党开展的民众运动已具有一定声势,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可说成效最为显著,青年运动也不乏影响,其缺陷主要是呈现出分裂现象,妇女运动则处于萌芽时期,商民运动的发展最为薄弱,主要仅限于广东一地。尽管如此,国民党致力于开展民众运动的举措,对于促进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  国民党  民众运动

  

   多年来,由于各方面原因所致,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论著,大都认为国民党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并不反映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也较少论述国民党从事民众运动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作用与影响已有新的认识,并且在北伐之前即开始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商民运动,对于促进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即对北伐之前国民党对民众运动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国民党开展民众运动的具体情况,作一简略论述。

  

   一、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新认识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从清季开始致力于中国革命已经多年,但在革命的实践中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即使是自清末到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革命事业虽屡屡遭受挫折,革命党内除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仍一直未充分认识到没有发动民众的缺陷。有学者认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显示出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乃至工人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仍然“坚持革命领导阶层的精英主义,并不认为有动员年轻知识分子的必要,动员群众更是不用谈了。这在他于1919年10月组织中国国民党来取代自1916年即已无作用的中华革命党时至为明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中山“失去了一次令他的党派重新获得人民支持的机会,因此,到1923年,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国民党还未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1)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山先生之奔走革命,所到之处,无不以宣传主义,组织团体,为其唤起民众之方法。故民众运动实与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以俱来。尤其自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国民革命与民众运动,显已进入一个紧密结合之新时代。”(2)另有学者也曾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已曾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过反思,并体认到政治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之重要。如戴季陶提出“改革政治之成功与否,则诉诸多数人之自觉而已”;朱执信指出“今日吾人所当致力者,在促进人民之觉醒”。(3)1919年10月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而成立中国国民党之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意识到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特别是五四运动对国民党改变以往不重视学生和群众的传统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运动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对学运情势和群众力量的体认,更是国民党改组后走向群众路线的重要因素。”(4)

  

   应该承认在前此革命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革命党内部确曾有少数人认识到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认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革命党人认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似乎太过于绝对。但是,如果强调此时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均已认识到发动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因此而改变了以往不重视发动民众的缺陷,恐怕也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论证。另外,即使承认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对民众的重要作用已有体认,但似乎也还只是停留在主观认识阶段,并没有马上使其真正成为国民党在革命实践中的行动方针。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在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过去的方法,主要依靠握有广东地方军权的陈炯明给予的有限支持,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政府,并准备北伐。但不久之后陈炯明即公开反叛,1922年孙中山又被迫逃离广东,革命事业再次遭遇挫折。在面临一连串的严重挫折之后,痛定思痛的孙中山不得不探索新的革命路径,同时与刚刚发生“十月革命”不久的苏俄派来的代表进一步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在此之前,苏俄和共产国际已开始关注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使者来华与各方人士联络,包括与孙中山见面。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当面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例如1921年底马林在广东与孙中山多次交谈,反复强调必须运动学生、农民、工人。他还指出国民党在宣传及组织上太弱,缺乏基本武力,并向孙中山建议:联合各阶级,尤其是农、工及无产阶级,形成完善政党;建立革命武力,创设军校作为革命武力的基础;国共合作。但当时的孙中山尚未确定联俄政策,也没有接受马林的建议,只是对“十月革命”和建立军校表示了浓厚兴趣。(5)

  

   1922年在广东的又一次受挫,使孙中山颇受刺激。此时,苏俄又进一步采取了各种方式劝导国民党注重工农民众运动,希望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不要只是单纯地开展军事斗争。后来担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更是多次直接向孙中山阐明民众运动的重要意义。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孙中山意识到不动员民众而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革命将难以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民众也积极主动地向孙中山表达了愿作革命之后援的态度。例如孙中山在广州受挫后抵上海,商学各界民众团体举行欢迎会并致词表示:“先生之战也,为民众而战,无论成功或失败,胥与民众共之,民众苟不甘于失败,先生岂无成功之时。愿先生从此以主义作地盘,以精神作炮台,其牢将不可破;以文化作先锋,以民众作后援,其勇将不可敌。以国民的心理为地盘,以群众的舆论为枪弹,正义终胜强权,水到自然成渠。”(6)这对面临挫折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鼓舞。随后,孙中山即越来越重视民众与革命的紧密联系。他在1923年元旦发表的国民党宣言中阐明:“夫革命之内容既异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同。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瘏口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7)类似这样特别强调民众对革命的影响与作用,在孙中山以往的论述中并不多见。

  

   此外,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对孙中山认识民众运动之重要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大钊较早即与孙中山有过接触,1919年他曾通过林柏渠向孙中山介绍十月革命和俄共情况,1921年底又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见面。1922年8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避居上海,李大钊专程前往见面畅谈,相互之间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交往也更加频繁。在此过程中李大钊多次提及应重视民众运动,并曾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全面论述国民革命的成功需依赖于民众的力量,国民党在这方面应改变策略,大力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在该文中赞扬了孙中山国民党的革命一面,但同时也指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李大钊还诚恳地说明:“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8)

  

   与此同时,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经过多次讨论协商,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与苏俄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毅然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新政策,重新改组国民党。这一重大举措,对国民党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也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开始致力于动员民众从事国民革命的重要转变。正如有学者所曾指出的那样:“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一直到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以少数知识精英为集合体,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生关系。……孙中山周旋于南北各派军阀之间,致力于合纵连横之谋略,迷恋于单纯军事斗争,忽视群众革命力量。直到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才由一个被视为隐秘的、封闭的、个人领导的‘暴民’党,发展为一个开放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政治动员能力的现代型政党。”(9)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使国民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出现,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革命。有台湾学者虽然说孙中山先前即重视民众运动,但同样也承认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推动影响,认为孙中山“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更将此关切民众利害为本之革命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而把革命事业之成败,直接寄托于民众力量之上”(10)。1923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也曾专门对此进行说明:“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11)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已更甚于军阀武装。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宣言及其他重要议案,正式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而国民党改组之后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正式确认将动员民众作为今后的革命方针。国民党“一大”宣言即明确指出:“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持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智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12)不难看出,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已将广泛动员民众的积极参与,作为决定国民革命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大陆学者一般都认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这是他晚年思想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反映。台湾学者则坚决否认有所谓三大政策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孙中山始终并未亲自提及过“三大政策”,而是北伐期间共产党人出于某种目的杜撰的一种说法,后来则在大陆一直沿用至今(13)。针对这种观点,一部分大陆学者则回应说在当时孙中山的著作和国民党“一大”文献中,确实没有直接提到过“三大政策”,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14)。即使有此争议,但应该并不影响海峡两岸的学者肯定“一大”之后国民党确定民众运动方略及其对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连当时的国民党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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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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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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