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分别个人价值观与公共理性的界限

———— 在两难困境中守护最高原则的理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 次 更新时间:2017-07-27 10: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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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人们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希望对他不喜欢的东西进行检查控制。在这种辩论中是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赢家的,因为观众一般都为支持自己一方而来,带着现成的观念。所以,公正性是对所有问题一视同仁的对待。

          

                                                                                                 —— 艾伦·德肖微茨

  

  

  

   本文试图通过评述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以下主题:在公共两难困境中,尽可能不讲大道理,超脱多元文化观念对立的束缚,在就事论事中区分个人价值观与公共理性的界限,守护最高原则的理智。

  

   在公共社会参政议政,常见的问题是:各方面执着地以自我价值观为依据发表意见,而没有愿望去寻找公共理性的共享基础。由于各派、各方面的立场、利益而且道理系统都无法沟通,各说各理,不同的观念所依据的道理都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互相之间的意见不能接受。故胶着而没有回旋余地。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争执和斗争,都是基于对立各方过度执着于自我价值观立场的冲突;而所有的问题解决,也都是因为冲突各方从自己的价值观立场往后退,寻找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之共享原则而得到妥协的。

  

   当代社会的基本现实是:在一个过度自我中心的后现代社会里,人人之个人价值观得到了过分的张扬。诸多不可兼容和不可调和的信念和学说,包括宗教信仰、政治哲学、社会治理观和道德正义感,多元化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构架之内。社会被各种相互冲突而不可沟通的主张所分裂。因此民主制度耗费了效率和成果于意气用事的对立争执之僵局。当今西方社会的分裂即如是。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和保罗·罗伯茨的《冲动的社会》两书充分地表述了这种找不到出路的“民主化困境”之种种标本。

  

   这是一个悖论:多元文化主义者挟持着政治正确的强大正义性,与西方固有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市场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突;各种个人的、族群的和社团的价值观凌驾于公共理性之上。在所有公共问题上,总是出现纠缠不休的对立困局;各执己见的争论和不可合作的观念对抗造成了公共社会的分裂,成为了西方政治与社会治理失效的僵局常态。

  

   这种状况称为“无法求取共同善且无法互相讲道理”的两难困境。“一旦没有了对知识的共同标准,就不可能对任何事情形成共同的标准。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的词汇表,无法沟通来讨论之间的不同点了。”(【美】保罗·罗伯茨:《冲动的社会》,P220,鲁冬旭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2)

  

   “现在,我们文化中的分歧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价值观的分歧,甚至面对事实的认知都产生了分歧。对于‘如何获得事实’,以及‘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被视为一种事实’,我们同他们都无法统一。”(同上)

  

   精神分析学区别过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是“有指向的或智力的思维”,它是自觉的,即它追求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在思维者的心里,它是理智的,即它适应于现实并试图影响现实,它严格地受到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的支配;第二种是“无指向的潜意识的我向的思维”,“我向的思维”是潜意识的,直觉的,即它所追求的目的和试求解答的问题并不在意识之内,它是混沌的,不适应于现实,而为自己创造一个想象的梦想世界,它不寻求真理而只求满足欲望、感觉和感情,而且它严格保持私人的特性,主要不是与人沟通的,社会性较低的,是自我中心的思维,是自我信仰的一种价值判断,而不倾向于沟通的思维。我向的思维主要是儿童的思维。(参考让·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第一章,第十二节,傅统先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10)

  

   在公共社会纯粹以个人价值观为坚持理据,而不肯沟通的争执,体现的就是在后现代社会中逐渐上升为主导思维的“我向的思维”,像儿童一样的自我中心,只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望和感情。

  

   解构信念和价值观分裂的办法,可能在于超越对对方陈述自己道理之模式,就事论事足矣。然后寻求满足公共理性的底线。所以,特别需要抑制自己的理直气壮,分别个人价值观与公共理性的界限。解决问题是共同善的目的。

  

   讲道理已经不是民主社会有效的方式,需要的是,在什么时候才有必要讲道理,该讲的是什么道理,和遵循什么规则讲道理;而且更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有必要的合作,无须对他人陈述你的道理,不要想说服别人,不要宣传你的想法,不要希冀改变任何人,你不可能让任何人接受你的思想。更高一层的境界是:无需讨论道理,在默契中每个人遵循公共道理的方式和规则。

  

   真正的大道理不多,是非常精要的一些原则,而且不应该抽象地循环论证地推导,而必须在特殊情境和具体问题上合情合理地“讲贯彻着大道理原则的解决难题的小道理”。真正的讲道理是就事论事和找出解决问题的重叠共识。凡是反反复复讲大道理的,都是废话,因为表明没有获得对这个大道理的共同理解和共识,也不准备在实践中去实行。这种讲道理只是一种表态,而且表示这是一种思想权力的制裁。

  

   但是在行动中就事论事地讲经验主义的道理却是重要的讲道理的有效方式。就事论事是为了行动的效果和推进事情的发展。下面将解释一个经典案例。

  

   这个案例发生在1970-80年代:《为黄色淫秽电影辩护及与原教旨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分子之争:“深喉”案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作者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刑法学教授、纽约私人执业律师艾伦·德肖微茨,这个案子是德肖微茨参与辩护的著名案例。故事虽然旧,其价值却历久弥新。

  

   1972年的时候,美国发行了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部黄色淫秽电影《深喉》,曾经是撼动世界的性革命A片的象征,今天成了A片的经典。当年它大受欢迎连演不衰,于是引起了正统教派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愤怒,一位纯粹的教友、年轻的律师、政府检察官拉里·帕里什在1974年提起公诉参与制作这部电影的117人,包括男主演,技术人员,发行人,舞台设计,广告公司等等,帕里什将这个起诉安排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这是美国中西部和南部正统派教徒的接合部,是上演一场现代道德伦理戏剧最理想的地点。本来这部电影是在纽约发行,可是要在纽约这样过度开放的城市起诉一部黄色淫秽电影,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案子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这个案子的最后解决很复杂,涉及到司法部、新闻界和之前的同类案例,最后以撤诉结束。

  

   与本文有关的是80年《深喉》这部电影在哈佛大学引起的辩论风波。曾经作为这个案子和继续参与一系列有关黄色淫秽电影案件辩护律师的哈佛大学刑法学教授艾伦·德肖微茨,在哈佛大学与当时的保守派代言人、专栏作家威廉·巴克利,还有女权主义分子,哈佛大学的女生进行了一系列的辩论。

  

   当时人们一致认为这一系列辩论是两个派别之争:一派是鼓吹对言论自由不加丝毫限制的传统自由派,另一派是主张保护道德风尚而需要施加某种程度的检查限制的保守派。

  

   专栏作家威廉·巴克利认为,我们作为人民大众,不能允许放弃对我们自己和后代的责任心,作为这种责任心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万众一心协力抵制某些堕落的表现。任何人看了《深喉》以后都不能同意个人的神圣权利在这种堕落的情况下能够有什么存在的可能,这是全民的损失。

  

女权主义者认为黄色淫秽品鼓励对妇女使用暴力,把妇女当作性玩物。当时在各大学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在考试期间放映《深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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