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平庸之恶”的过度批判与“无思”的默认设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20 次 更新时间:2022-03-01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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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

                             ——《路西法效应》



本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釋“恶的庸俗性”及其“无思”的现实真实性,庸俗性及其无思会以默认设置的心理机制生成于我們的大脑里。唯一出路只有制度情境与人性的互动建构,据此不作过多的价值判断。


一.阿伦特对“恶的庸俗性”之过度批判


自从汉娜٠阿伦特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1963)之后,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阿伦特变得众叛亲离。但“平庸之恶”这一概念却成了著名定谳。

“平庸之恶”这一概念使芸芸众生惴惴不安,这个概念的重心落在“恶”上,意味着平庸本身就是原罪。它表达了厌憎的感情,倾向于过度的批判。

阿伦特有另一个较合适的概念“恶的庸俗性”,其重心在“庸俗性”,可以理解为一部分庸俗性倾向于恶的可能性。但人们喜欢“平庸之恶”的说法。

阿伦特对“恶的庸俗性”没有严格定义和确认范围。

其一,艾希曼式反人类罪的“恶”行,无疑必须追究罪责;

其二,多数德国人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庸俗性”,对此严厉批判使判断复杂化了。

阿伦特提出“恶的庸俗性”有四点依据:

1.最早屈服于纳粹体制的是那些正派体面阶层的成员,他们在纳粹时代早期并没有被知识和道德的剧变所触动,简单地用这一套价值体系替换了那一套价值体系。

2.人们与纳粹政权的合作不是产生于恐惧和虚伪,而是产生于那种不愿错过历史列车的急切态度,那种诚实的一夜之间的改头换面,它轻而易举地降临到各行各业及各种文化程度的绝大多数公共人物头上。

3.在普通人那里,道德瓦解为一套孤立的风格、习俗、传统,只要道德标准被社会普遍接受,对于被教导要信仰的东西,他们绝不会表示怀疑。而当历史宣告纳粹失败,那些纳粹教条就在德国人民那里消失,道德就立刻被颠倒过来,两次颠覆和迅速回复到常态,见证了道德秩序的彻底崩溃。

4. 人们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同伴都挺好,这种相当平常的冷漠在道德和政治上是最危险的。危险稍小的是另一种非常普遍的现代现象,即那种完全拒绝判断的广泛倾向。从那种不愿或不能选择自己的典范和自己的同伴、不愿或不能通过判断力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情况中,产生了真正的绊脚石,存在着恐怖,同时,也存在着恶的平庸性。(《反抗“平庸之恶”》)

阿伦特提出的“德国問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难题。

对“恶的庸俗性”需要有社会学的定位定性分析。阿伦特的問題是,將庸俗性等同于恶。

除了屠杀这类极端邪恶之事外,大量的“恶的庸俗性”行为实际上属于界限不清、在当时不可能有公正的评价,很多都属于执行公权力或者机构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机会对所有的行为严格定性其为善或为恶。如果把參與的事情归属于宏大叙事的事业,手段和具体结果可能都比较难看,但当事人以及公共社会却评价其为有杰出贡献者,并非属于“恶的庸俗性”。

在纳粹政权还没有表现出疯狂的反人类战争行为之时,在很多不是直接参与极权暴力的工作系统中,在种种服务于当时国家整体事业的工作情境中,人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个邪恶的系统工程。当战争发生之后,在敌我思维状态下,普通人只有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国家的一面,如何思考“恶的庸俗性”?

人性论承认人性是善恶融合的复杂体。“恶”的范围很广大,很多小恶介乎非善的边缘。阿伦特仅仅用哲学批判来解决社会学、政治学的难题,这是理想主义脱离现实情境的过度思考,确实无助于人们准确认知問題的歧途。

阿伦特將“恶的庸俗性”的根源判断为“无思”,她的批判以正面立论的方式完成,以康德哲学和苏格拉底理论为出发点,表明道德是绝对命令,苏格拉底说的“

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堅持独在、向自己的良知交代,并始终与历史上和現在的典范思想为伴,拒绝“恶的庸俗性”。

尤为重要的是:批判结论都是在“事后认知”背景下做出的。

阿伦特并非没有注意到独裁统治系统促生“恶的庸俗性”的作用,她说:

“人易使而难劝。与劝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方式行动,看起来要容易得多;从经验中学习就意味着开始去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去应用那些范畴和公式,这些范畴和公式深植于我们的心灵,但其经验基础久已湮灭,并且其表面的合理性在于它们理性上的一致性,而不在于能够充分解釋实际事件。”(《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

阿伦特只是提出“为什么服从和支持?”之问。她匆匆地解釋为“无思”的“合作”。显然,她没有详细全面地讨论和分析纳粹德国当时的社会情境和普遍的社会心理。

阿伦特已經接触到“价值观改头换面的心理学問題”,但她没有重点追究下去,而立即全面转入道德哲学的正面阐释。

根据一本对第三帝国期间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不妨看看当时德国人心中的德国社会是怎样的:

在一位兢兢业业、不问政治、无党无派的诚实的德国人心目中,1936年是个美好的年份。他亲眼看到之前社民党反动派对外丧权辱国、对内腐败堕落,把德国的货币弄到连卫生纸的价值都不如,让英国失业者都住得起德国的豪华宾馆,让日耳曼的纯洁少女卖笑养家、伤残军人流落街头。

在纳粹政权时代,所有愿意工作的德国人无不丰衣足食。即使普通工人都能享受希特勒的福利住房和福利汽车。可耻的条约化为废纸,德国恢复了她应有的尊严。党卫军就是地道德国式官僚精英文化的胜利。党卫军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子弟,体面、稳重、文明,以社会声望而非物质待遇为主要报酬。牧师和工业家的女儿嫁给党卫军军官,丝毫不会感到丢脸。

经过了数十年大风大浪的折腾,大多数德国人都想安定下来。纳粹党能保证他们安定下来。只有纳粹党才能使德国和世界走上正路。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内,成熟的人不会反对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新秩序,即使其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俾斯麦帝国的贵族、军官和官僚早就教会这些中下阶级人们:只要不问政治、盲目服从,长官就会保证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祖辈的经验告诉他们:上级讨厌民主和平等的胡言乱语,却并不缺乏荣誉感和责任感,更不缺乏聪明才智。闹事对国家和自己都没有好处。一个人只要诚实、勤奋、听话,该有的东西早晚都会有。他们并不想要民主,事实上他们真心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他们真正害怕的乃是没有秩序。

新秩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解除了一切个人责任。融入体制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仅仅怀疑就足以使人感到寒冷、孤独。在大多数情况下,镇压是多余的。最后,一切都太晚了。战争一旦爆发,政府就可以做任何“必需”的事情。德国爱国者害怕抱怨、抗议、抵制会导致战争失败,戈培尔博士的聪明才智完全懂得怎样利用这种感情。他一面许诺“胜利的狂欢”,一面恐吓“叛逆的失败主义”。事情走到这一步,你只能选择一边倒。要么完全接受纳粹歪曲的逻辑,强迫自己永远保持信心,发明更多的借口协助戈培尔博士欺骗自己,希望胜利最终能解决一切问题;要么把赌注押在德国战败上,长期承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事实证明:在劳动阶级当中,没有多少人敢下后一种赌注。(《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

作者米尔顿·迈耶说:

“小人物是不会从原则上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 “如果你想从开始就抵制,你就必须有能力预见结局。普通人怎么可能清楚而肯定地洞烛先机,知道应该做什么?”

希特勒非常了解人民的性格和需要。纳粹党的全方位服务周到又体贴,远不像斯大林那样粗暴而残酷。从少年队到退休金,德国劳动阶级很少需要自己动脑筋和负责任。“独裁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大多数人原本就不想思考。”他们“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没有完全看清楚。看清事实需要更大的政治洞察力,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培养判断力。每一个步骤都微不足道,似乎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要么理由充分,要么事出偶然。没有一个德国爱国者会反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步骤,正如你不可能从田里的青苗看出收成的模样”。

这份社会学报告值得所有人反反复复地阅读。


二. 制度性权力、系统情境与人的庸俗性


何为庸俗性?庸俗性即人性的世俗性:唯利是图,贪欲及贪小便宜心理,见异思迁,投机取巧,精于计算,忘恩负义,撒谎,造假,利用别人达到目的,功名心,结果论道理,虚荣心,狭隘心理和气概之争,偏爱,偏见,本能,情绪,好色,懒惰,软弱,享受愿望,控制欲和权力欲,过度行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傲慢,自尊,任性…

甚至责任伦理。

庸俗性总是转化成一种处境,即紧密融合着人性本能的社会情境。它依据现实功利原则、本能原则、习惯原则、文化原则和共同体原则,不断暗示人们苟且和投机,停止无谓的思考,依附給你安排的路径,融入整体。

在阿伦特的批判之后,社会心理学不动声息地具体研究了“恶的庸俗性”的难题。它们研究的是問題,不是主义。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比哲学批判的优势在于它把問題指向严格地落实在明确的范围和状态中。

社会系统是现实的,情境是具体的,动机是直接的,思考是复杂的,判断和决策是多角度和充满条件限制的。

而人是现实关系制约并受情境动机主导的社会性动物。

系统无比强大,个人非常渺小。无数的个人聚合在公共社会,成为无思的乌合之众。当系统组织起个人,情境直接制约着具体的人,个人就成为系统-情境中的螺丝钉,身不由己,追随着系统运行,被动地合作。

在什么情境中,你就会成为什么人。

一个著名的实验是1971年菲利普٠津巴多教授团队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让一批人担任狱卒,另一批人担任囚犯,通过一段时间的现实情境运行,根据严格周全的监督、观察和详细记录,基本结论是:

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的社会情境中,本性会出現戏剧性的变化。原本单纯善良的大学生,或者成为了穷凶极恶狡诈狠毒的狱卒,或者沦为了卑躬屈膝麻木浑噩的囚犯。

津巴多教授称之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原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光之守护者,后来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天使投身地狱,变成撒旦。

津巴多指出,心理学的事实是:善与恶的分界模糊不清而且互相渗透;天使可以变成魔鬼,魔鬼也可以变成天使。

在制度性暴力机制下,人性恶会以合理化角色的掩护堂而皇之地任意表现出来。

情境由系统创造。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组织,还包括制度权力、规范的力量、意识形态和标准运作的程序。

社会情境包括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間的关系潜规则和心理、行动互动性,角色意识和角色责任。信念创造了期望,期望变成了自证式预言,期望拥有双重力量:主导者的信念和期待,与被压迫、被期望的受体对象。这是现实中互动的社会情境建构。

社会情境影响、促进、塑造、改变着我們的心理性格朝着规定的方向发展。它们形塑我們的价值观、思想方式和潜意识,使你自动合作甚至成为积极参与的献身者。

这个研究可以看作是对阿伦特批判“恶的庸俗性”之一个回答。

津巴多教授写道:

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路西法效应》,P270)

要承认人在面对各种系统情境力量時的脆弱性。情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对他者施与“归因的慈悲”,不可轻放过情境使人为恶的原因。(P367)

无论执行者高尚或者平庸,在制度已經确认何为正义何为罪错的前提下,他被剥夺了区别和决定何为合理和公义的权利;在其位谋其政是一个社会铁律,不以个人观念和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一关键决定了他“放弃思考”。

只要主体确定自己是在执行公务,完成一种社会责任,并且有合法化的制度赋权,他就有无可怀疑的认知定性和运用手段的权力:驱逐阻差办公者,监控普通人,侵犯个人私隐,惩戒不服从者。因为正常的法治制度也会惩治犯法者,在此情境中并不认为是没有人性。在界限模糊地带无思。

今日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或者管理严密的机构内,系统情境下“恶的庸俗性”表现得更充分:

在某地发现“锁链女”的事件中,民间人士介入调查,发现問題很严重而普遍,但奇怪的事出現了:

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者根据上级口径和纪律,集体沉默;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集体沉默;

体制内的执法人员根据系统组织动力,封锁問題源地,禁锢信息传播,以官方发布的报告定论。

以上三种社会精英,在关注社会问题和对問題结构性根源的思考方面,都自动趋向于高度统一观念的中心,通过注意力聚焦,对禁议的問題视而不见。

当组织确定了某类行为是有罪的、或犯法的,或危害国家社会的,那么有这类行为的人都被标签为“坏人”、“需要镇压的人”,例如“上访者”。整个组织的成员都会以对付敌对者最有力的打击手段置之于被镇压的境地。至于镇压的行为是否合法有理,组织采取的行动是否合法得当,都不是执行者需要考虑的。他们不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人道和善良,一切只以达到目的为目的,例如奉命处理张志新。

在一个金字塔权力操控下的现代化规训系统里,你只是一枚螺丝钉。人们的思想、知识、信息都被有效地設計、灌输、加强、清理而一致,连思维模式都高度统一而互相模仿。

他们大概率在独立、自由思想方面是弱态直至空白,即处于“无思”状态,即使“有思”,必然“无言”。

社会学家周雪光从组织学中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解釋“平庸之恶”。指出社会学家莫顿1940年就已經提出了“官僚人格”这一概念。官僚体制的压力要求官员们“按部就班、谨慎和遵守纪律”,以期实现高程度的行为可靠性和顺从性。必须培养其对工作责任的高度认同,对自己权威和能力局限性的敏锐意识和对日常工作按部就班的执行。因此,遵守规则这一机制转变成为组织目标,出現“工具价值成为终极价值”的替代现象。把人们锻造为官僚机器上忠于职守的一个个部件,这正是组织过程的逻辑结果。

正式组织的稳定结构和程序塑造了特定的官僚人格。“平庸的恶”是一种特殊的、非人格化的罪恶,可以说是一种组织之恶。(爱思想,2019.10)

从启蒙运动提出的现代性方案到韦伯论述的现代科层制社会,都明确表达了人类现代性蕴涵的唯理主义的规划:追求统一、和谐的理性社会秩序和使现代人成为“快乐的机器人”。启蒙思想在“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下,主张对人性进行重新設計和清除,对不合理想的族群不惜采取除草式的减法。(冯婷:《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社会》2012.1)

现代政治的发展是一个趋向工具化的过程。随着物质主义文化普泛和技术官僚层级管理的深度发展,以财富为目的的社会已经窃据了“公共领域”,从根本上將人形塑为组织的工具。

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当现代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作为适应这种理性化潮流不断推进的结果,个人却日益丧失了运用理性的能力和意志,丧失了作为一个自由人行动的机会和能力,以至于“继续根据人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单纯地假设在人作为人的深层本质中,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理性的意志已没有多少意义。”

伦敦城市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安德烈٠斯派塞这样论述“平庸的组织,是靠愚蠢运营的”:

绝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平庸的机构。任何组织机构,一旦整个架构建立起来后,一套成熟的制度就是持续赚钱或稳定发展的保障。这套工作方法已經被证明是好使的,市场和社会已經接受了,一切已成慣例,那么愚蠢化也就是效率的保障。愚蠢化是整个组织以及每一个成员有意为之的。公司的制度形成了固定的流程和条例,并不需要创新来打破它。

每一个成员在一个平庸化的组织里只有三种出路:变得真的愚蠢了;假装愚蠢;如果不遵从这个模式,就会被赶出这个组织。作者对平庸化组织里的成员之建议是: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用各种专业术语把别人搞晕;如果要做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就事先告訴所有同事;见好就收;少下功夫干活,多下功夫做PPT。

结论是:从短期利益来讲,愚蠢是有好处的。愚蠢化的真正问题在于长期,平庸和愚蠢会一直发展到遇到危机为止。(《愚蠢化:为什么组织会供奉愚蠢和奖励雇员不带脑子》,Aeon杂志,转引自万维钢《高手》)


三.遵从心理和遵从人格


1963年,斯坦利٠米尔格拉姆发表了一项关于“破坏性服从”的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他发现,各种各样的被试在实验時都会向一个陌生人实施极度痛苦并可能致命的电击,前提是有一个“为该事负责”的实验者敦促被试这么做。且受害者和被试之間的物理距离较远。这个实验是在问:我們与纳粹主义者有什么相似之处?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优于其他人的回答。

米尔格拉姆在耶鲁大学的这个实验反复进行了18次,后来在许多国家反复进行,结果都是一样。

后续研究证明了“平庸之恶”是当时的社会情境导致了普通人做出非常残忍的(或英勇的)行为。

结论是:当我们成为集团或者组织中的一员時,我們会改变关注的重点:

“他对于道德的关注現在转向了考虑如何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负下达命令一方对他的期待。战争期间,士兵不会过问轰炸一个村庄是善是恶,他也不会因为摧毁一个村庄而感到羞耻或产生负罪感,反而会根据完成分派任务的程度感到骄傲或羞愧。”

问题的根本在于“关注重心的转移”。我們如此专注于命令和事功的成败,一心一意追求成绩和发展,满足于自己的事情点点滴滴的进步,以至于我們对其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它意味着我們看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或者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

这个問題涉及“注意力零和博弈”理论和“脑力局限性”理论。1999年,哈佛大学丹尼尔٠西蒙发表了著名的实验报告“我们中间的大猩猩”,结论是:我們只是去关注别人要我們关注的,或我們正在尋找的,或注意我們已經知道的。自上而下的因素对驱动注意力有巨大的作用。我們所看到的极其有限。

10年之后,西蒙进一步得出结论说:

我們只会看到期待要看到的,对未期待的则视而不见。对于在任一给定的時間内,我們能注意到多少有绝对的硬性限制。对于人类大脑来说,注意力是一个零和博弈:如果我們对某个地方、物体或事情给予更多的关注,我們必须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关注。

注意力有限的特点表明人的脑力处于有限开发的状态,即我們获得的养分大部分供给了大脑,最聪明的爱因斯坦其大脑才开发出5%的储备能量,普通人仅仅开发出2%的储备力。

当大脑负载于一个认知紧张和重要压力时,我們首先失去的脑力是我們最需要的,即辨别是非、做出理性判断的能力。这时候心理学家称为“资源枯竭”。

哈佛心理学家丹尼尔٠吉尔伯特认为:

怀疑似乎不仅是最后出現,也好象是最先消失。因为相信所费的脑力要比怀疑少,当我們很累或者分心時就容易轻信,因为我們都带有偏见,偏见来得迅速而毫不费力,精疲力竭趋向于让我們宁愿选择已知和感到舒服的信息。(《盲目心理学》)

米尔格拉姆进行的是“遵从人格”的研究,他对服从和遵从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服从包含了遵照执行一个正式权威者的命令。

遵从是指某人接受同类人的习惯、慣例和语言,这些人没有特别的权力可以控制他的行为。

遵从人格隐藏在我們社会人群中间,其程度视乎其文化的独立自由开放度。

体制文化、企业文化和知识共同体文化的意识就是:要么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要么离开这个组织。独自对抗群体,会产生悲痛的情绪,拥有独立的心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竞争性的文化很容易煽动起人们的遵从人格。

米尔格拉姆是著名的从众研究心理学家所罗门٠阿施的学生,他们曾经在50年代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个体会毫不犹豫地遵从于一个群体。

遵从行为是隐性的、自愿的。人们容易遵从地位较高的人和追随成功的典范,当人们发现自己是异类時更有可能随大流。男性比女性遵从的可能性更大。遵从者更相信运气、机会和命运这样的因素。

2005年,神经系统科学家格利高里٠伯恩斯和一组研究人员在埃默里大学进行了一项遵从行为研究,通过磁共振成像扫描发现,当人们做出遵从反应時,前额叶皮层没有活跃,即大脑当时没有做出有意识的决定,大脑活动主要集中在负责知觉行为的区域,即,知道了群体成员的看法后,同时改变了受试者的看法,他们对差异的存在变成了视而不见。

结论是:大脑中负责知觉的区域被社会影响改变了。我們所看到的取决于别人所看到的。知道了群体的决定减轻了受试者的心理负担,当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时候,自己就不怎么思考了。(无思)

当问及受试者如何解釋自己遵从性的错误時,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遵从的选择,遵从性的决定并没有被自己感觉到,它是完全隐性的。

伯恩斯还发现,青少年对和圈子里的人的品味不一致時,会产生焦虑心理,这是一个大的决定性因素。

心理学家欧文٠贾尼斯假设,遵从心理导致缺乏警惕和过分冒险属于“群体精神错乱”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存在于任何一类型的群体中。在一个群体内保持一致的压力会导致人们减少思考,“选择性偏倚”使群体不会考虑来自事实信息、传媒、专家和外界批评的障碍,不会制定应急计划。群体思维的規則使他们一团和气、具有团队精神,取消了独立批判性思维,而容易针对群体外的人采取非理性和非人道的行为。

“道德思维”并不是我們大脑里的默认设置。(《盲目心理学》)

上述对遵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二战时代整个德国族群的无思状态主要不是道德伦理的丧失,他们被遵从文化和遵从心理控制了而已。

遵从的情形是复杂的。我們首先会將自己对自己的良心交代之“个体自我”转变成对整体负责的“社会自我”。何况很多人并没有对自己交代的心理修养。普通人的“个体自我”感很渺小,能够做到有责任心和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而已,而“社会自我”则不属于自己控制的角色。角色意识是一个重点。

遵从人格从属于遵从慣例,遵从慣例从属于从众机制,从众机制和遵从慣例从属于制度权力和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包括共同体的利益、集体荣誉、组织規則和集体心理意识等等。

把实现一个组织的道德目标作为己任,人们就会变得很顺从。

服从和遵从是互动融合的,人在系统情境中的实际状态,不是需不需要思考的問題,有一种无形的强大的影响力,从你所处的情境外部和你的大脑内部迫使你盲目自动地运行着。在服从过程中渗透着遵从慣例,在遵从慣例中隐现着系统文化和当时情境的制约力。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周密实验研究,我們对自己的大脑神经系统和心理构造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

当人们进入一个系统情境的时候,已經將自己的个人自我独立性交出去了,而被一个社会自我控制着,这个社会自我与这个系统的制度文化和情境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社会自我包含着竞争性心理、成就动机、合作精神、责任感、集体无意识等等,而这时候角色主体的意识和潜意识已經充满着当前工作任务具体的细节内容(关注重点确立)。情境设置同时完成了角色主体的大脑设置。

完整的情境力量包括哪些呢?

压力、暗示力、诱导力、号召力、规约力…

同侪一致行动或默认或默契的潜规则之压力,情境暗示和默认的意向,权威机构宣传和反复渲染的社会期待,制度化强化的情境,训练、奖励、处罚、机密性、优越感和特殊权利等等。情境力量的关键特质是“规定的力量”。在长时间的执行过程中,規則具有了自己的生命,拥有了合法的权威。

在系统-情境下的角色,被需要的是不容怀疑的责任伦理,而不需要道义伦理。由此涉及“目的与手段之間的紧张关系”。当事人对自己的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排斥道义伦理的干预,二者不可共存。(韦伯)

情境力量对角色主体施加的动力得到了角色主体高度合作性的动机性推理配合。

在所有大型机构里,充满着锐意进取的企业文化或组织文化,每一个员工的潜意识和意识里都是权威的荣誉。由于这些机构代表着国家或人类伟大事业的地位,无论其事业是否有争议性,其成员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事业的道德正义問題,不会有邪恶的意识感觉、不会停下来认真思考是否还要参与或继续的問題。

权威、荣誉、代表性、地位级别、事业的神秘性和成就感等等,赋予了道德合法性,使命感变成了正义性,使参与者丧失掉一切怀疑的动机和能力,使人盲目而视而不见。

只要为他们设定一个目标:我們的事业是为了使国家获得至高无上的力量,以战胜我們的敌人,所有人民的安危和国家的前景都决定于我們这些人的工作成就,那么他们就会將敌我思维结合进工作成就感中。敌我思维是一个调动手段-工具理性以达到目的之合理性动机设置。换言之,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是获得胜利的前提,它將排斥道德-正义的价值理性。


四.“无思”是一种默认设置


回顾阿伦特批判“平庸之恶”的四点依据,阿伦特自己已經证明了“无思”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常态,尤其是在系统-情境中。


1.首先要給“思考”和“无思”定位定性。有四类思考状态:

①充分(系统化和透彻)而前后一致的思考;

②不充分的局部的理智思考,只考虑了突出的可能性和概率,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③结合直觉判断、情感(绪)思维和实用理性(明智)的思考;

④完全非理性的直觉反应:无思。

在现实社会中,最常见的思考状态包括第②、③、④种。

理性思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①.详细准确理解和表征需要决策的情境:情境中包含什么?哪些需要排除在外?量化不确定因素和价值;推断他人如何评估决策情境;

②. 运用分析性系统,系统化和透彻、前后一致地进行探索。


2.宽泛地归为“无思”的非理性选择模式,是人们常用的决策程序,它们与理性标准没有直接关联,包括:

①.习惯,选择之前选过的选项;

②.一致性,选自己认为大多数人会选的、或模仿成功人物所做的选择;

③.基于自己理解的宗教原则或文化背景进行选择。

“影响力教父”罗伯特٠西奥迪尼概括了人们丧失思考力的原因,包括六种:互惠、承诺和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稀缺。

简要而言,影响人们思考的主要因素有:

不确定性;情境压力;情绪(感);偏好(价值观);可得性启发法(锚定、记忆、代表性、想象和相似性);惯性和文化;损失规避心理;因果解释模型;期望效用…


3.注意几个要点:

①.思考是一种高级的脑神经活动,它需经过专业训练并养成习惯,才能有效地使用分析性系统(系统2);

②.思考需要冷静、清醒的心理状态,独立自由的思想立场,排除认知紧张和认知放松的状态;

③.思考需要经历一系列完整详尽的探索过程,包括详细搜证验证、排除错误的无关的不可验证的依据,假设每一种可能,证伪不可能的,精细地分析,有条有理地解釋,按严格的逻辑規則定义和推理,按概率来比较归纳,批判和反思,它耗时费力;

④.人们习惯运用系统1的直觉反应或情感想法,根据可得性启发的念头、证据、经验法则,追随多数人或权威的意见而匆匆得出结论,人们并不觉得这是无思;

⑤.思考遇到的第一个巨大难题就是准确地认知事实,人们往往并不经过严密思考,仅仅根据外部情境赋予的限制性、误导性信息和道听途说,加上情感和偏见就简单认定“事实”,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和强大的群体印象使个人完全忽视了思考事实这一环节,总是发表想法却以为是陈述事实;

⑥.人们对于越复杂越困难的問題越不思考,只是被动地等待事情的演变,顺其自然,不知道怎么思考就不再想,从路径依赖里找不到可启发性的所得,就“大脑躺平”了。


4.无思怎样成为默认设置

在系统-情境下,以下事实导致当事人无思:

其一,执行公务者总是面对着性质模糊的边缘人,从而导致他产生一种认知错觉:面前的人就是刁民,于是將道德蔑视、工作厌烦情绪与对象的行为缺陷交融一起,形成过度执法或暴力意志,充分促发了自我恶的能量,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刁难、排斥、侮辱、惩罚直至毒打,无所不用其极。

其二,凡具备理想主义、整体主义情结和权力崇拜的执行公务者,会产生“目的证明手段合理”的信念错觉,导致不择手段完成公务的恶性膨胀。

其三,在具体工作情境中,抽象的道德判断和是非分析都无法进行,实际事务是由具体的情境道理指导,与宏大叙事理论无关。凡是一种理论越模糊,确认偏误越强。

以上全部由“直觉意会”的心理机制发挥了决策作用。越是技术性强的具体事务,越可能进行周密详尽的一系列分析推理;越是宏大抽象的价值观、是非判断,人们越是凭着直觉或情感随波逐流作出决策。

无思是由外在的影响力和内隐的本性互动生成的一种惯性的默认设置,其根本的运行机制在于系统-情境与人的主体因素互动所逐渐生成的各种经验法则。

不确定性和情境压力成为我們无思最大的影响力,要抵御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用理性(工具理性)和损失规避心理决定了我們的庸俗性立场,惯性、经验法则和因果解释模型作为我們内隐的默认设置,即产生种种可得性启发法的基础:它们决定了我們的思考將迎合情境压力。

系统-情境的影响力与人的主体因素之对应关系例如:

国家主义∞个人的爱国主义情结

民族复兴的使命∞族群意识

社会任务情境∞角色人物意识

职责情境∞责任伦理、事功成就感和气概之争动力

组织集体权力情境∞个人的控制欲、权力欲

社会共同体、机构群体的情境∞个人认同、从众惯性、集体无意识呼应

公共舆论情境∞个人知识储备、受教育影响之积淀、信念和认知模式的共鸣

遵从人格和群体思维的互动、传播效应,像涟漪荡漾的方式扩展:

个体互相影响→群体共同反应→一个机构影响另一个机构→整个系统高度简化、一致和极端

简明扼要的传输需要的就是非理性(无思)。整个系统都为一个共同的默认设置所引导控制,这就是勒庞说的:群体是不会和不能思考的。

在群体里每一个人都生成了多个默认设置:遵从的适应性心理机制,集体虚荣心,权力至上崇拜,责任伦理和事功成就感,政治和意识形态理想主义情结,集体无意识等等。

默认设置的底层逻辑就是文化心理、集体原型、功利本能、共同体意志、虚荣心和气概之争。

庸俗性的功利主义的经验法则牢固地生长在我們的潜意识本性上,外在的庸俗性系统与我們意识、潜意识里的庸俗性默认设置高度对应和互动合作:

权威∞服从,文化∞认同,群体∞遵从,宣传∞感动,责任∞事功

无思是影响力因素下的自动反应状态,作为默认设置,成为庸俗性存在的路径依赖。

我們认知工具箱里的默认设置、经验法则是具体的、针对特定问题反应的适应性心理机制,它们适应情境压力需求自动地反应投射。而抽象的思考需要抽离现实功利情境,在分析性系统里复杂地、长时间地反思运作。

“无思”意味着什么?“盲山”就是很好的象征。

视而不见,盲目,不关注,不怀疑,麻木,认同,服从,遵从,转变感觉,直觉反应,默认,确认,教条主义…

知识的分散性(哈耶克)遇上意识形态和知识共同体的宏大叙事時,就会显出无能为力的弱思。局域的认知能力无法胜任整体的认知。知识的分散性只能生存在自由生长的认知环境,由知识-思想市场自生自发形成整合。这就是个体知识局限面对系统性判断不知所措继而无思的一个原因。塔勒布称之为“依赖域”的脆弱性(《反脆弱性》)。危险的不是知识的分散性,而是整全性的唯理主义、宏大叙事对思考压抑造成的整个社会认知能力的失语,以及知识分子精英纠错批判力的丧失。

大脑不喜欢冲突,它会拼命戒绝它,它有办法当非理性時也能感觉到理性。大脑需要和谐,信念、大思維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故最不能忍受这方面被否定。

如果信念满足了:

①.知识共同体、族群的共同拥护;

②.与自己的底层逻辑、根本的需求(例如求富、国家强大愿望、社会繁荣、经济增长和自己事业上升等等)和谐;

③.与服从、遵从人格一致;

④.教条主义认知一致等等,

那么,他的信念会排除掉其他不一致的信息和观念,以“天下无完美”、“世事无绝对”和“枝节问题不属于主体错误”之类的理由形成心理忽视。

这是聚焦→关闭→防御的认知约束和情感约束心理机制,也是认知失调调整的心理机制。

信念分层次等级,与本性本能、生存欲望、经济需求和集体无意识相连的信念有更直接和更有力的影响力,这些因素会产生强大的动机性推理,是人们做出选择决策的决定性理由。

它们比那些更抽象的、玄远的复杂的道义信念更切近人性,更具体动人,由生动鲜活效应、眼见为实见证效应、代表性启发法、感实性、虚假共识效应,特别是可得性启发法和锚定法则决定了我們的选择。

上述种种影响力以及理由、证据融合成强大的直觉默认设置系统,在任一个当下的情境、或在思考决策的情境,形成控制着我們大脑的直觉判断适应性机制。但它们始终都不属于一个完整的、经过不断反思的、按照理性程序进行的批判性思考。


结语


阿伦特对“恶的庸俗性”之批判具有醒悟人性的重要意义,她揭示出普通人无原则合作的被动性,完全拒绝判断之普遍的现代现象。

思考的艰难旣源于人脑的局限性,也源于社会系统-情境对思考的极度制约,还因为个人自我与系统-情境的互动形塑了“无思”的惯性文化,它们给予了我們一种安全的糊涂人格。

思考不是孤立的行为,无思不仅是原因,也是一种结果。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每一个人潜移默化地生成“实践意识”和“默认设置”。个人在整体情境中嵌入、定位、和光同尘,整个社会文化在他的心中扎根,是互动的过程。

充分认识这些事实是不可回避的。

庸俗性是人性的常态,它们随时会在酝酿罪恶的制度土壤中依附罪错的系统-情境,通过共同体的合作推动罪错的壮大。

从系统-情境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创造一种好的制度情境,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并努力的主题。


参考书籍:

汉娜٠阿伦特著:《反抗“平庸之恶”》,杰罗姆٠科恩编,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4。原著书名为“责任与判断”。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王岽兴 张蓉译,商务印书馆,2013-11

玛格丽特٠赫夫曼:《盲目心理学》,黄延峰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7

菲利普٠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孙佩妏 陈雅馨译,三联书店,2014-10

雷德٠海斯蒂 罗宾٠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谢晓非

李纾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11

丹尼尔٠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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