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民国时期江苏茧行纷争与省议会被毁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17-07-24 09: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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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提要:民国时期江苏的丝绸业和丝茧业围绕限制和开放茧行的设立,进行了长期的纷争,商会、官厅乃至省议会都先后卷入其中,并于1920年引发了南京机工捣毁省议会和殴掳议员的暴力案件,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纷争各方各有理由,很难简单而明确地分辨出谁是谁非。不过,此案足以表明,要想单纯通过政府实施带强制性而又与公平竞争原则相悖的行政命令,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纷争,虽可暂行一肘,却不能行之久远,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键词:民国 江苏茧行 议会 商会 机工

  

   1910年代江苏省围绕限制与开放茧行设立,曾出现长期的纷争,并在1920年引发机工捣毁苏省议会案。迄今为止,有关这场争论以及苏省议会被毁事件仍很少被纳入近代史研究者的视野,查检相关论著目录几乎看不到有论述该事件的论文,相关著作中也极少提及。另外,如果从表面上看,捣毁苏省议会案这一事件似乎只是机工的反抗行动,因此很容易被简单地视作下层劳动阶层的反抗斗争。(1)但透过事件表象探讨其来龙去脉,即可发现该事件并非单纯是劳动阶层的反抗斗争,它同时也是深层次的行业利益得失之争的结果。

  

   本文将尝试以江苏省围绕限制与开放茧行设立的长期纷争,以及由此激发产生的捣毁苏省议会事件为个案,具体考察丝绸业、茧业以及商会、同业公会、官厅、议会等各方在纷争过程中的态度与表现,以此来透视和分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

  

   一、围绕茧行设立的纷争

  

   在1920年捣毁苏省议会一案发生之前,报章并没有过多地注意江苏省围绕限制与开放茧行设立的长期争论。此案发生后,则立即引起了报刊舆论的关注,相关的报道与评论连篇累牍。追寻此案发生的原因,直接导火线是江苏省议会审议通过了“开放蚕行案”;而要了解其远因,必须先介绍和分析江浙两省丝绸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围绕限制与开放茧行设立的长期争论。

  

   众所周知,丝绸业是中国传统手工业中举足轻重的首要行业之一,江浙两省则历来是丝绸业最为繁盛的区域。“江苏向饶蚕桑之利,而尤以丝织品著称于世。(2)不仅南京、苏州等商埠素以精美的丝织绸缎品闻名遐迩,而且盛泽、震泽、丹阳等地的产品也广受瞩目远销海内外。所以,丝绸业在江苏向来十分兴旺发达,从业者也为数众多。以捣毁苏省议会案发生之地的南京为例,在清末己形成“绸缎一业,为南京之大宗,居民大半倚之为生”的局面。(3)至民国初期,“南京有织机万余张,男女工人约五万余人,每年织造各色缎达二十余万匹,每匹平均以五十五元计,每年出口共值一千二百余万元。依此为生者,自十七八万至二十余万人,当时之兴盛,可以想见矣”。(4)

  

   但是,江苏发达的丝绸业也因各种原因经常遭受沉重的打击。在南京,“民国七八年以后,受舶来品之影响,始则鞋帽渐改用呢绒继则长衣马褂亦易缎用毛葛及直贡呢矣,从此缎业受舶来呢绒之重大打击,销路日微而机房日减”。(5)到1920年因受奉直战争影响,南京的丝绸业“又大受打击,遂一落千丈,由一万余架机减至二三千”。(6)受各种因素影响导致蚕茧原料不足,是丝绸业常常面临的困境。在清末,从事蚕茧收购的商家都是向官府领帖开设茧行,类似于传统的牙行制度。为了达到控制蚕茧原料的目的,许多丝绸厂家通过官府的支持自行开办茧行,或者与某些茧行签订特约专门为其收购。清末的茧行行会曾制定行规,严格禁止无帖开行,并限制一帖只能开设一行,不得跨地多设茧行。1906年南京丝经公所为打击不守行规者,曾通过官府重申“通业集议“凡开设铺户,各在原请地段开设,不得跨铺违例”,今后如仍有“无帖私充,或一帖两开,跨铺朋充,摆桌收丝,冒名顶替情事”,准公所“照例究办”。(7)这显然是公所借助官府权威对同业开设店铺予以严格限制,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丝绸业的原料供应,而是如同过去的行会那样,旨在维护同业的垄断利益。

  

   然而尽管行会竭力维持,但在近代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其权威己如明日黄花,很难像过去那样发挥显著的作用。加上丝绸业发展尤其是生丝出口贸易持续増长,茧行的设立仍然越来越多,国内丝绸业生产原料不足的难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变得日益严重。民国初期,作为独立中间商性质而不受丝绸厂家控制的茧行,数目也日益増多。茧行的増多,不仅没有缓解国内丝绸厂家原料短缺的困境,反而使困境加重。据1914年苏省云锦公所和丝业公所联名致苏州总商会的呈文透露:“查苏地纱缎原料,二十年前均取给于吴县及无锡荡口、梅村等处,计无锡每年出丝一万余包,荡口、梅村出丝约二千余包,吴县全境亦能出丝二、三千包,是为丝业最盛时代。近今以来,除无锡己入茧商全权,寸丝不出,荡口、梅村亦茧多丝少,而吴县一境,姑就去年比例,亦仅出丝十分之三、四,纱缎各业之需用者,己供不敷求,缎业中之赴浙采丝者,已十居七、八,捐照洋运,成本较大,亏耗颇巨。追厥原因,无非为茧商毫无限制所致。盖多一家茧行,即少一分产丝,若不极[及]早挽回,恐吴县产丝不数年将亦如无锡之全归撕灭矣。荡口、梅村无论,工业恐惶[慌],商情困顿,理有固然,势有必至。”(8)茧行増多之所以导致丝绸业原料更加短缺,是因为许多茧行收购蚕茧之后,为谋取更高利润,并不是将收购的蚕茧转手卖给国内丝绸厂家,而是转售洋行供出口。一些洋商见有利可图,也纷纷参与设立茧行大量收购蚕茧。

  

   另一方面,生丝短缺还致使价格上涨,又进一步増加了丝绸业原料的成本负担。1914年南京缎业公所向江苏民政长抱怨:“近年丝价昂贵异常,绸缎业己日形困难,讵去年九、十月间,每百两又飞涨十余元,绸缎两业亏损甚巨。推其原故,实缘海宁城西长安地方开设茧行向限定四家,近递増至八家,而此八家中每违背定章,从中取巧,于总行外,在各乡分设支行,甚至专人下乡,沿门收茧,区区一隅之地,茧行似此漫无限制,无怪鲜茧售罄,底货无存,遂酿成绸缎今日之现状。(9)于是,丝绸业与茧行两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越来越突出。时人也意识到“丝、茧两业是相对的营业,有互伏之消长,丝长则茧消,茧长则丝消,此固事所必至,理所固然”,(10)相互之间根本无法协调。随着旧行会制度的逐渐瓦解,茧行同业组织没有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竭力限制茧行的设立,相反却是丝绸业由于所需的原料更加短缺,不得不设法禀请商会和官厅采取限制茧行设立的强硬措施。

  

   如何解决众多丝绸厂家原料短缺和经营日益衰落的问题,实际上是给商会和官厅提出了一个两难的抉择。一方面,商会和官厅都不能坐视丝绸业的江河日下之势,何况当时国货运动如火如荼,丝绸产品一直是国货之大宗,如听任其一蹶不振而不谋求挽救之策,不仅势力强大的丝绸业会表示强烈不满,而且社会舆论也会大加抨击,使自己遭致不支持振兴国货的骂名;但另一方面,如果以强硬的行政命令方式限制或者禁止茧行的设立,势必又会影响茧业的发展,导致茧业商人的不满。此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或禁止设立茧行,与民国建立之后商会和官厅所倡导的营业自由、平等竞争完全背道而驰,甚至与宪法的相关规定也不无抵触。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无论是商会还是官厅都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在尴尬的处境中,商会和官厅都只能权衡利害轻重,侧重考虑现实需求,支持丝绸业的请求。这既是由于丝绸品在国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丝绸业商人的势力和影响远远大于茧业商人,也是因为丝绸业的衰败还不可避免地导致大批机工失业,成为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苏州纱缎业云锦公所曾向商会和官厅呼吁:“数千年绸缎实业骤然淘汰,数十万工人均遭失业,在缎商尚可改图他业,在工人或致铤而走险。(11)而市面秩序和社会治安,也是商会和官厅时时关注的敏感问题。

  

   正因如此,江浙两省的商会都应丝绸业的请求,一再咨请官厅实施有关限制和禁止茧行设立的条例。先是浙江省官府应商会和丝绸业要求颁行《取缔茧行条例》,其具体做法是在全省范围内划分丝区和茧区,规定在丝区内不得开设茧行,而在茧区内仅保留原有茧行,并限制各茧行设立茧灶的数量,(12)同时,对于茧区内新开茧行也加以严格限制。这一举措很快为江苏省丝绸业所仿效。1914年苏州纱缎业云锦公所、丝业公所接连呈文苏州总商会,要求依照浙江的做法在苏属吴县境内划分丝区和茧区,并制定具体办法12条。后在丝绸业和总商会的请求下,江苏省巡按使还将全省划分丝茧区域办法报呈农商部,但农商部提出若干疑问,饬令再详加考核。于是江苏省省长又邀请苏省沪、宁、苏、通四个总商会的领导人以及丝茧两业代表共同集议,其指导思想仍是“参照浙省取缔茧行条例,筹议截留原料办法”,于1915年也核定出与浙江相类似的《取缔茧行条例》,由苏省省长咨农商部立案施行。该条例第一条即明确指出:“江苏全省茧行自民国四年起取缔如左”,具体做法是将江宁、句容、溧水、高淳、吴县、吴江等6县列为丝区,不准开设茧行;其余54县划为茧区,每县己设茧行5家以上者,5年内停止发给新设茧行登录凭证;未设茧行之县,此后均以5家为限;己设之茧行,必须查明灶数,自本年起不得添筑茧灶。(13)

  

   这种限制开设茧行的新举措,虽然是出于保证丝绸厂家的原料来源、维护中国丝绸业发展的考虑,并且得到工商各业共同组织的新型社团一商会的支持,但其做法和客观效果仍与传统行会限制设铺开店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因而从一开始就受到茧业“群起反对”,并引起各方面的质疑与批评。不过,有一个不同点颇耐人寻味:过去是行会以行规的形式,自己主动对本行业予以限制,而此一事例则是丝绸业公所要求对茧业加以限制,由于跨出了自身行业的权限范围,丝绸业只能依赖官厅和商会达到这一目的,而被限制行业的茧业公所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例如江浙皖丝茧总公所曾宣称:在苏省四总商会和丝、茧业代表集议茧行取缔条例之际,“当以时值新蚕登场,各厂商暨各董事均赴江、浙、皖三省办茧,虽均分别知照,而散处四乡,断难克期履议,仍请上海总商会据情具告苏州商会,并电详江苏省公署。又奉批电,亦在案。是则茧商一方面对于丝绸商人擅出己见,划分丝茧区域一案,始终未经承认,均有累牍可稽”。(14)实际上,茧业公所反对取缔茧行条例,并不是批评这种限制措施是落后的行会制度,而是感觉到此种限制妨碍了本业的发展,损害了茧商的经济利益。可见,对于商人来说,经济利益往往是摆在第一位的。

  

至于地方官厅和商会在支持丝绸业的主张时,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旧的行会制度,只是迫于茧行设立太多,茧丝大量出口,“攫国货之材料,供洋商之造织”,导致长期发达兴旺的中国丝绸业因原料缺乏而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由于急切希望改变这一状况,地方官厅和商会在找不出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得支持这种做法。江苏巡按使曾向农商部说明:“洋商乘此时机,到处设庄,吸收产茧,于是丝价低,茧价昂,丝之供给机织日益少,茧之输出外国日益多,长此不救,不但偏重茧业一端,将使丝业无立足之地。”(15)倒是农商部对这一举措的合法性有所警觉,对江苏划分丝茧区域办法12条提出质疑,认为这一举措可能会产生某些窒碍。农商部指出:“查前拟丝、茧分区办法,以理论言,营业贵乎自然,不当以官厅权力为之束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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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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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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