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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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建立之后,即着手对包括同业公会在内的商人团体及其它职业团体进行改组整顿,同业公会被纳入训政体制下的社会控制体系。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同业公会承担着双重的政治角色,一方面它与国民政府在体制内进行政治合作,促进了政府的社会整合与国民党党治的推行。另一方面,同业公会虽经整顿,但仍有出于商人自身利益的主动性政治表达。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或组织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注:在政治学领域,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存在不同标准,存在普通公民参与说、所有公民说、利益表达说、自愿参与说、手段参与说、综合说等多种界定模式,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之关系也存有争议。本文所言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及其活动,既包括合法性参与,也包括非制度化参与。)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并不属于政党团体,其活动畛域主要在于经济方面。但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它显然也具有潜在的政治动员力量,与商会同属商人政治表达的组织平台之一。事实上,在关于商人团体的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政治偏好”,大多数研究者对其政治行为的兴趣远大于经济活动,并将商人团体的政治参与和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相关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注:关于商会的政治参与的论著相当丰富,在商会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对其政治参与问题均有所探讨,具体参见,马敏:“近十年来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胡其瑞:“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回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32期。关于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的讨论还较少,主要有:(日)小浜正子:“南京国民政府の民众掌握——上海の工会と工商同业公会”,《人间文化研究年报》(日本ず茶の水女子大学)1991年第14号;彭南生:“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民初上海工商同业公会为考察重点”,《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以上海、苏州为例(1918-1937)”,《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业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其它有关情况请参见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但就其分析视角而言,大多数论者使用政治参与的概念过于泛化,实际上将政治参与等同于政治活动,而缺乏对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的考察和内部细分。由此导致的最明显后果是,将商人团体政治参与的研究与其制度背景分离,或者将商人团体剥离在国家之外,或者认为商人团体完全陷入国家控制之下。此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于商人团体的研究几集中于商会一身,作为商会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的基础性作用及其行业特征多被遮掩,其真实的历史面貌难以显现,此弊亦影响到商人团体研究的前行进程。本文试图结合有关行业及法令档案,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与其制度背景结合起来,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多角度透视。

  

   一、训政体制下行业组织的政治建构

  

   晚清民初以来,在民族主义及民主思潮的激荡之下,民间社团不断得到发展,各类政治性社团、经济类社团、学术性社团和慈善公益类社团纷纷建立。这些社团以其组织性的集团力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影响着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社会参与方式。政府趋于民主大势,亦逐步改变对于民间社团的完全禁绝态度,在以宪法名义上规定公民享有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的同时,转而寻求通过立法及行政监控等方法来对民间社团加以管理与调控,以期巩固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不过,相对于政治社团而言,经济社团的发展较少受到政府打压。1904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地建立商会,以加强众商团结和官商沟通,但对于传统的会馆、公所等传统行业组织则未予以明确规范。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中外竞争的加剧,各行业的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企业的行业意识也日益增强,以旧的行会组织转轨和新的同业公会不断组建为表征的行业组织制度转型在各通商口岸率先进行。1918年,北京政府为弥商会法令之不足,始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明确承认了传统会馆、公所及新兴同业公会的法律地位,同业公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空间。(注:彭泽益:《近代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85页。)但客观来讲,在这一时期政府关于商人团体立法主要是重商政策的延伸,对于商人团体之政治意蕴尚未完全认识和运用。而民间商人在中央政治权威衰落和自主意识增强的背景之下,开始摆脱在商言商的旧习,以商会为组织中心,广泛参与了民初的抵货运动及其它政治活动,甚至与政府相抗衡,明确宣示了商人团体的政治力量。可以说,北京政府时期政府对商人团体认识和监控能力与民间商人的政治参与热情间存在着极大落差,商人团体则在此落差之间找到了更为广阔的舞台。而从政府的角度观之,这或许正是其社团管理政策需要改进的关键所在。

  

   真正开始对商会及同业公会的动员能力予以重视的是广东革命政府。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国共双方都认识到商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1924年,时为国民革命中心的广州市成立了商民协会,这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小商人团体,目的是动员商民参加革命。广州商团事变发生后,广东革命政府对于商人运动更加重视,于1924年11月成立了商民部,指导商民运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表示“本党决然毅然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引导全国商民为有组织的平民的团结,重新组织可以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之商民协会”(注:黄诏年:“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三编第59l-592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49页。)决议案还要求,要使商民协会在全国各地各行业,由县到省到全国,分设各级组织,互相统属,形成系统。随着北伐的推进,商民协会自南至北发展到全国。广东革命政府发展商民协会的策略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认识到商人在民主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其二是认为原有商会“多受少数人之操纵,其对商人则以少数压迫多数之意思,只谋少数人之利益”,并与贪官污吏、买办阶级联合,易受帝国主义所利用。(注:黄诏年:“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三编第591-592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40页。)因此需加整顿,并以新的商民协会对之加以改造。可以说,在革命动员期,商人的政治力量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高度重视,商民协会的组织能力亦得到发挥。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以后,其民众运动政策的取向开始发生转变。1928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商民协会组织条例》,规定年龄16岁以上之商人、店员和摊贩在45人以上均可发起组织县市商人、店员或摊贩总会,并可在此基础之上成立协会,各商民协会以全国商民协会为最高组织。(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与训练方案中,关于商人组织的方案提出,商民协会以中小商为会员,商民协会受国民党领导;在大工商业区,商民协会内各业会员,得发起各业公会,各业大工商业者得加入之;各业公会得合组商会,商会受政府管理,其任务在发展工商业及国际贸易。(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一些地区的商民协会在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支持下,意图取代商会,这引起了以上海总商会为首的各地商会的激烈抗争。商会作为原已存在的商人团体,在北京政府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大商人的信任与支持。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多由传统会馆、公所改造而来,其历史更为悠久,其行业自治功能也为商人所看重。但商民协会为国民党直接领导之下成立的商人团体,显然更能贯彻国民党的政治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欲以党治下的商民协会来代替原有商会和同业公会,受到各地商会的联合抵制。(注:关于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的关系以及商民协会与商会之争可参见,张亦工:“商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赵利栋:“党、政府与民众团体——以上海商民协会和上海总商会为中心”,提交“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2年8月;乔兆红:“1920年代的商民运动与商民协会”,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6月;(日)金子肇:“商民协会と中国国民党——上海商民协会を中心に”,《历史学研究》1989年第598号。)表面看来,商会与商民协会之争只不过是组织竞争,但在商民协会背后隐藏的是国民党争夺对民众运动的组织控制权的真实目的。由于各地商会及同业公会的激烈反对,商民协会与商会之争最终以取消商民协会告终,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对商人团体重新进行政治建构的意图。

  

1928年10月,国民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六条原则,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国民政府在正视原有商会、同业公会存在事实的基础上,对包括商会、同业公会在内的民众团体重新进行了制度建构。就同业公会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同业公会、商会均要受社会团体法规的制约,接受国民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国民政府并非单独对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进行立法改组,而是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团体立法。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撤销了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割断了革命动员体制下国民党与民众间的组织纽带。其后,1928年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和1929年3月召开的三大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改变和调整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民众运动的和指导方针,从而完成了“国民党不要民众”的立法过程。(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4页。)在裁撤五部后,国民政府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计划大纲》、《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等众多法规,对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组织程序、训练计划以及与国民党、国民政府之关系均作了明确规定。(注:这几项法规请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0-4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45-648页。)同业公会也属人民团体之列,与商会被列为职业团体。1930年7月17日,国民党颁布了《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人民团体除地方自治团体外分为职业团体与社会团体两种,职业团体如农会、工会、商会、工商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如学生团体、妇女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各种慈善团体等。党部、政府与人民团体之关系规定为,本党对于依法组织之人民团体应尽力扶植,并加以指导;对于非法团体或有违反三民主义的行为之团体应严加纠正或尽力检举,由政府制裁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常会会议记录》(十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其二是同业公会的专项法规。192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取消商民协会,并以新法为依据对原有商会、同业公会进行改组整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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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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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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