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与认定——以两高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5 次 更新时间:2017-01-17 17:09:34

进入专题: 受贿罪   主观违法要素   事后受财  

陈兴良 (进入专栏)  

  

   【摘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对于该要件的性质与认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对以往司法解释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此应当进行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以便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理根据。

   【关键字】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主观违法要素;事后受财

  

   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是在《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的数额规定修订以后,对贪污受贿罪的具体数额与情节所进行的司法解释,对于正确认定贪污受贿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解释》除了主要对贪污受贿罪的数额与情节进行规定以外,还涉及对受贿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的解释,其中就包括对受贿罪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解释。《解释》第13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文拟以两高《解释》为根据,结合有关案例,对受贿罪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问题进行刑法教义学的探讨。

  

   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成立条件之一,仅从条文表述看,这一受贿罪成立条件更像是对客观行为的描述。因此,在该要件被刑法规定之初,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客观行为的观点较为流行。根据这种观点,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但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构成受贿罪。[1]这种观点称为客观说。显然,根据这种观点,只有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财物的,才构成受贿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使收受财物,也不构成受贿罪。可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受贿罪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张明楷教授将上述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客观行为的观点称为旧客观说,而将其所主张的观点称为新客观说。根据张明楷教授的新客观说,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其内容的最低要求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2]这种观点将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显然是名不副实的。因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等同于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更何况,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明确地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且也没有口头承诺,但同样被《纪要》推定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同时,如果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则还存在一个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的体系性地位问题,即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与收受财物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客观说都未能给出合理的论证。

   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在与客观说对立的意义上出现了主观说。主观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就货币与权力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曰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3]在此,主观说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界定为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主观要件的客观征表。就其实质而言,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而非客观要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从客观要件到主观要件,这是理解上的重大变化。然而,只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主观要件还是未能彻底解决该要件的司法认定问题。因为这里还存在一个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的体系性地位问题,即为他人谋取利益到底是受贿故意的内容还是主观违法要素?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则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罪的要件在认识与理解上仍然难以到位。

   从受贿故意的内容来说,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受贿故意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受贿故意受到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制,只有纳入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要素才能成为受贿故意的认识对象。因此,如果要求受贿人认识到为他人谋取利益,则必然要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确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主观说已经排除了这种。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前提下,将其纳入受贿故意讨论是缺乏逻辑根据的。既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不是受贿故意的内容,那么,它只能是主观违法要素。也就是说,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主观要素,但并不是主观责任要素,而是主观违法要素,应当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进行讨论。为他人谋取利益具有限缩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功能。将那些虽然收受他人财物但不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情形排除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外。

   我国司法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了规定,从而为司法机关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提供了法律根据。例如《纪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应理解为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在此,《纪要》把承诺、实施和实现这三种情形并列,认为只要具有这三种情形之一,就应当认为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素。承诺、实施和实现虽然被《纪要》表述为客观行为,但这只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主观违法要素的客观征表。尤其是在《纪要》将承诺规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征表的情况下,更表明构成受贿罪并不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在客观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如果说《纪要》还只是一种准司法解释,其效力要低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那么,《解释》正式将实际或者承诺作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征表,对于正确认定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

   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在《纪要》中推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纪要》规定:“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视为”,就是一种推定。推定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概念,在其司法活动中广泛地采用。法官应该对陪审团做出这样的指示,即他有权从被告人已经实施的违禁行为的事实中,推定出被告人是自觉犯罪或具有犯罪意图,如果被告未作任何解释,推断通常成立。[4]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推定可以分为立法推定与司法推定、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对目的犯之目的的推定,属于司法推定中的事实推定。[5]事实推定,可以理解为根据对某个事实的证明可以认定另外某个事实(通常称推定事实)的存在。只要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推定事实即可成立,除非有足够的反证。因此,推定是一种间接的证明方法,并且是允许反证的,当然,推定一经成立,即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可以说,推定为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的主观要素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同时也减轻了控方的举证负担。对于某些无法通过直接证明方法证实的证明对象利用推定予以证明,可以有效克服诉讼证明的困境,降低诉讼证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纪要》之所以将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虽然没有就权钱交易进行具体协商,达成口头协议,但双方心知肚明,存在默契。因此,在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情况下,收受财物本身就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承诺。因此,《纪要》规定对于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情形,推定为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涉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情形。在指导性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中,包含以下受贿事实: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某为其支付的房屋差价款和相关税费61万余元(房价含税费121.0817万元,潘支付60万元)。2006年4月,潘玉梅因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其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而补还给许某某55万元。对于这起受贿事实,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没有为许某某实际谋取利益的辩护意见。法院经查,请托人许某某向潘玉梅行贿时,要求在受让金桥大厦项目中减免100万元的费用,潘玉梅明知许某某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虽然该请托事项没有实现,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不同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因此,法院判决这起受贿事实成立受贿罪。由此,指导性案例确立了以下裁判要点:“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6]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裁判要点中,表述为“有请托事项”而不是“有具体请托事项”,因此与《纪要》的表述存在些微差异。我认为,这里的其他事项必须是具体的,以此区别于没有具体请托事项而交付财物的所谓感情投资的情形。从潘玉梅受贿案的案情来看,许某某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100万元费用而有求于潘玉梅,潘玉梅虽然没有明确承诺,但其收受财物本身就应当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现在,《解释》将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列为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于认定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提供了司法解释的根据。但《解释》不同于《纪要》,它没有像《纪要》那样表述为“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是直接认定为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这就是说,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不再推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是直接推定为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在此,我认为还是具有一种推定的性质。因为只有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才能直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在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但这种推定不以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中介。因此,这是一种从间接的推定改为直接的推定,并不改变推定的性质。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

   《解释》第13条第1款第1项规定,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认定为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素。这里涉及事后受财行为的定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国刑法中始终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我国刑法中,事后受财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事前没有与他人约定,在正常履行职务以后,他人为表示感谢而向国家工作人员交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该财物系他人对此前履职行为的酬谢,并收受财物的行为。因此,这里的事后受财之“事”,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贿赂可以分为收买性贿赂与酬谢性贿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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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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