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道通:论受贿罪加重情节的地位及其解释立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1: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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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道通  

   【摘要】 立足于立法与司法解释,就数额与情节的关系而言,受贿犯罪有两种基本的类型:单纯的数额犯与数额加情节犯,情节犯仍然具有对数额的从属性地位,对于情节犯,数额的基础性地位不能动摇。数额犯与数额加情节犯具有同样的刑法后果,为了保持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八种情节之间应当具有大致相当、大致等价的性质与后果,才能对情节进行入罪或者法定刑升格的解释。按照不得违背禁止重复评价的法理,对于情节,不能同时作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反复进行评价,无论对于数罪认定还是法定加重情节的理解,都是如此。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应当在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刑意义上解释与理解才是合理的。

   【中文关键词】 受贿罪;受贿情节;情节加重;禁止重复评价

  

   【编辑提示:“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十九大报告明确表示出了反腐的决心及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众所周知,腐败集中体现在职务犯罪中的贪污贿赂行为上,不仅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还会对国家及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然而,司法实践中对贪污受贿的司法认定却并不是“看上去很美”,种种争端不一而足。如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中国家工作人员和特定关系人共同犯罪的定性、贪贿犯罪所造成的物质及非物质损失的认定、受贿犯罪情节犯属性的理论纷争以及新通过的《监察法》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如何与司法审判程序有效对接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期策划组织的几篇文章既有来自理论界的争鸣,也有直面现象的实务部门的参与。期待有更多的作者及读者加入,为问题的澄清提供自己的智识成果。】

  

一、受贿犯罪情节犯属性的理论纷争

  

   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就数额与情节的关系,学者认为,我国立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主要有4类:一是直接规定具体的犯罪数额;二是以犯罪情节严重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犯罪数额的多寡作为犯罪情节是否严重的主要评价指标;三是将犯罪数额与犯罪情节并列作为定罪的选择性适用要件;四是只规定行为方式,立法表述上没有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的具体规定,只是通过司法解释将犯罪数额作为罪与非罪的标准。[1]即便如此,学界一般认为,司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认定而言,客观上采用的是数额犯的基本模式,情节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即使看似没有数额的下限(如受贿罪),但实务中仍是有数额标准的。可以说,在司法运作中,贿赂犯罪的定罪依据主要反映在数额上。换言之,司法对贿赂犯罪的定罪从来没有撇开数额标准于不顾,硬要分析数额不是构成要件,完全脱离了我国司法的实践。所以,应当肯定数额标准是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的定罪要件。”[2]犯罪数额成为犯罪认定最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种通过犯罪数额来定罪量刑模式,即犯罪数额决定了定罪量刑,而犯罪情节在认定贪污受贿犯罪中的功能和角色可有可无的司法做法,就是所谓的“数额主导制”。[3]

   为了改变由单纯的数额主导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带来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赋予了情节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独立地位,立法的表述是“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进而在《刑法》第383条的各款中规定了“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严重、特别严重)情节的”“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以及“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罚要求,由于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刑事责任后果相同,就此可以认为,受贿罪有两种基本的类型:数额犯与情节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于受贿犯罪的刑法适用,规定了相应的数额与情节标准。根据《解释》第1条第3款的规定,影响受贿罪定罪或量刑的特殊情节包括8种情形:1.多次索贿的;2.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3.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4.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5.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6.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7.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8.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解释》同时对受贿犯罪的数额标准进行了司法确认: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有上述8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于情节犯,《解释》规定,符合上述8种情形之一,且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与单纯的受贿数额巨大(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与数额特别巨大(300万元以上)的量刑标准相同。从这个角度上,司法解释对于受贿犯罪情节犯的构成,无论是入罪判断,还是情节加重的量刑提档,仍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与要求,那就是,必须具备基本的受贿数额基础。受贿罪中的情节犯,是以一定受贿数额为基础的情节。

   由于立法的规定与司法解释的内容所涉及的数额与情节的关系问题,引发了本罪到底是“情节中心制”,还是数额与情节二元制,还是仍然是“数额主导制”的争论,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产生了3种主要不同的学术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立法是典型的数额与情节并列,但本质上属于“情节中心制”模式,因为立法将犯罪数额与各个档次的犯罪情节相并列,并且使用的修饰语是“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表述,这充分说明立法将犯罪情节作为犯罪数额的上位概念来定义,并且将犯罪数额包括其中。立法以“犯罪情节中心制”的立法模式替代“数额主导制”,将犯罪情节置于犯罪数额平行的位置。[4]

   而且只有坚持情节主导制,才能真正对受贿行为的法益侵害进行评价,因为受贿人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侵犯越严重,其应当受到的否定评价也就越严厉。[5]也有学者认为,目前的立法尤其是司法解释,并不是严格的情节一元论立场,但立足于未来的刑法立法与司法,情节一元说才是我国贪污贿赂犯罪标准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应然选择。[6]

   第二种观点认为,现行的立法体现的是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制立法模式,[7]《刑法修正案(九)》在将贪污罪和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抽象描述式的同时,提高了“情节”的地位,在现行法的表述中,数额与情节并列作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选择性定罪量刑要素。[8]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对受贿罪采用了“两套处罚标准”,但其中在(较低数额基础上)定罪量刑的“情节标准”,属于情节为主、数额为辅的解释模式,这样的安排,妥当地把握了数额和情节的关系,有助于推动量刑合理化。[9]我国的刑事立法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形式,而且刑法仍然将受贿罪的对象只限于“财物”,《刑法修正案(九)》也将数额与情节相并列,数额与情节实质并立的二元中心标准更符合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10]

   第三种观点认为,结合《解释》的内容,可以发现,现行的贪污贿赂犯罪仍然是数额主导制模式。在《解释》中,数额在适用序位上优先于非数额情节,非数额情节须满足一定数额的前提下方可考虑,由此创设了一种新的“数额优先论”。[11]按照司法解释的内容,非数额情节对于数额仍然具有依附性,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在满足特定数额的前提下,非数额情节在受贿行为定罪量刑中才能承担了“降格升档”功能。[12]换言之,现行的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情节,并不是单纯的情节,而是以一定的数额为基础的“其他情节”的模式。换言之,即便存在其他情节,如果没有收受一定数额的贿赂,仍然是不构成受贿罪的。学者指出,在以上数额与情节的双重标准中,数额还是基本的标准,而情节只是起到补充性的标准作用。[13]从这个意义上说,受贿罪是一种以数额为基本构成条件但兼顾情节的立法模式。

   其实,不同的观点背后,潜在包含了解释者对受贿犯罪中情节问题的解释立场与解释思路的不同选择。其中,“情节中心制”的主张更容易强调情节在受贿犯罪认定中的地位与作用,甚至对未来立法的走向都提出明确的观点,即要弱化受贿数额的作用,强化其他情节在受贿犯罪中的评价地位,以及对受贿犯罪的刑法“零容忍”的基本立场。由此,对情节的认识与解释,会持更加开放与宽泛的主张。“数额主导制”的观点一般会更加强调受贿数额在犯罪评价中的基础性作用,数额对法益侵害程度的影响,以及情节对数额的从属性地位,对情节的认定与判断,更容易持一种较为严格的解释立场。因此关注与关切受贿罪中的情节犯问题及其性质,就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受贿罪中的情节犯对数额而言具有从属性


   现行的受贿罪,到底是“情节中心制”模式,还是数额情节并重的二元制模式,还是仍然应当坚持“数额主导制”立场,是关乎到对行为法益侵害性质、程度、入罪判断或者法定刑升格的重要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并准确界定其性质。本文认为,受贿犯罪中的情节犯,相对于数额而言,仍然具有从属性的地位。

   第一,“数额主导制”立场符合受贿犯罪的法益保护的立场。“贿赂犯罪表现为以职务换取财物或者相反,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14]有观点认为,非数额情节对于数额的“依附性”规定,不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后实施违背职务行为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15]但在目前的立法框架下,受贿犯罪本质上仍然是钱权交易的犯罪,无论是收受货币、物品、还是财产性利益,都是以国家权力不可收买性的丧失为代价,体现的是以权换钱的已经为他人谋取利益、正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交易特征,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对公权力廉洁公正运行的基本信赖。因此,钱权交易是贿赂犯罪的基本特征,因此,一定数额的贿赂财物,就是这种犯罪认定,包括法益侵害及其程度判断的最基础的内容。

   至于受贿人在收受财物之后对职务行为的违背及其程度,本身已经在受贿犯罪构成要件中予以考虑并加以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本身就是这种立法考虑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人收受贿赂的数额决定了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体现了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主观违法认知与客观危害程度。当然,如果行为人收受贿赂之后,存在着不可能被受贿犯罪评价的其他犯罪行为,本应当进行数罪评价,这已经不是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所能够涵盖的内容。

   第二,“数额主导制”立场符合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立法规定,情节确实具有了在入罪与量刑上的与数额同等的地位,可以说,非数额情节在受贿罪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得到了立法的鲜明彰显、功能得到了明确提升。但这种立法模式与司法解释内容,既不是数额与情节的二元制,也不是“情节中心制”模式。

一方面,数额与情节的二元制立法模式并不符合实际。表现之一就是,修正后的第383条用来连接数额与情节的词语是“或者”,而不是“并且”;只有在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场合,才要求“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16]而且《解释》将立法上的情节犯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将相关情节建立在一定的受贿数额的基础上。详言之,《解释》将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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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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