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对群众的民意宣泄总是会保持应有的警惕，因为这种宣泄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也是极不稳定的，它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其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共同伟业），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其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狂热和暴力。

有两种群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群众的这种两面性，一种是强调群众的盲目激情、愚忠和暴力破坏，另一种强调群众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在失序中寻找“羊咬狼”的机会。

第一种理论以勒庞（Gustave Le Bon）和弗洛伊德为代表。勒庞笔下的人群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变化无常和经不起挑衅煽动的。他们以直观形象看待事物，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群众喜欢仪式化的聚合，情绪一激动就如疯如狂。“文革”中的游行、检阅、忠字舞、早汇报、晚请示等就是这种仪式化的整合。群众凭直觉行事，野蛮粗暴、喜怒无常。并且此类人群有色厉内荏、欺软怕硬的本性，这种本性挟裹着每一个人，致使他们一见到稍有不同意见的人，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势头极其迅猛。

弗洛依德是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分析学家，他十分赞赏勒庞对“群体心灵极为出色的心理性格素描”。在《群众心理和本我分析》一书中，弗洛依德始终用 “群众”（mass）来转述勒庞所说的“人群”（foule）。他赞同勒庞关于个人在群众中就会变得野蛮粗鲁、残忍凶暴、轻信易骗的性格分析。弗洛依德对此解释道：这是因为，个人在变成“群众人”的时候，就会抛除潜意识本能所受到的压抑，“（群众人）那些看上去象是新性格的特征，显现的其实正是压抑释放前的人的下意识，在这一下意识中，人心灵中所有的恶都因受到遏制而只是处在一种（隐性的）倾向状态。”群众的血腥暴力、残害和破坏，前所未有地释放了久经压抑的人性恶。

第二种群众理论以卡耐提（Elias Canetti）的表述最为系统。他的《群众和权力》代表一种现代群众理论脱离勒庞和弗洛依德的重要转折，把对群众的纯负面刻画转化为一种对群众的双重性和暧昧性的描述。卡耐提所分析的“群众”可以给个人以同伴的友情认同和集体抗争的力量，但也可以极端残忍地排斥、摧残，甚至毁灭个人。

卡耐提在介绍逆反群众时，引用朱丽安（Jullien）夫人在法国大革命时写给她儿子的一句话“亲爱的朋友，狼总是吃羊，这一次羊要吃狼了吧？”卡耐提把革命称作为羊群咬狼。但是，他指出羊在咬狼之前，会先咬兔子。法国大革命其实不是在7月14日发生的，而是在6月10日即已发生，它不是首先发生在巴黎，而是先发生在布列塔尼（Brittany）。五十多个青年人在布列塔尼杀死了四五千只为贵族打猎而饲养的兔子，以表示平民的愤慨。“在羊群壮胆攻击狼之前，他们先攻击兔子。在逆反（群众）直接攻击在上者之前，他们把怒气发泄到可以最轻易找到的猎物身上。”

“文革”中的造反群众最保险的斗争和迫害对象不是当官的，而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早已成为人下人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而在发生爱国运动的时候，也总会出现“羊咬兔子”的现象。暴徒借钓鱼岛事件砸同胞的日系车、盗抢财物，还有韩德强教授以惩罚汉奸之名，掴一位八旬老者的耳光，且拒不认错，都是还在我们眼前的例子。

理性的社会需要广大民众能够自觉地从群众转化为公民，而这一转变则必须在公民社会和宪政法治的教育和实践中实现。不久前的一些非理性群众表现提醒我们，即使有了“文革”的教训，这仍然会是一个常期而多有反复的过程。一方面，缺乏公民素养和理智使得民众随时都可能迅速蜕化变质为群众或暴民。另一方面，群众的暴民化则又会为向公民社会转型增加负面变数和障碍。对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