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个公民不是一下子成年的，得经过3次“成人仪式”。第一次是16岁半，申请汽车驾驶执照的“预备仪式”；第二次是18岁，获得公民投票权；第三次是21岁时有了法定“可以喝酒”的权利。

18岁左右刚进大学的学生们，对喝酒年龄限制意见最大，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利。连许多平日不喝酒的年轻人，也会在21岁生日那天到酒店，大模大样出示有出生日期的身份证，以买酒来象征性地庆祝自己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美国学生很在意自己的公民权利，但凡觉得权利受到不当限制，总爱问个“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成不懂事的“孩子”。就说饮酒年龄吧，学生们常常会问，年满18岁，一个青年人有了公民投票权，还可以参加军队，既然他们可以担负起选择国家领导人和保卫国家的重大责任，为什么就不能合理合法地和朋友一起喝上一杯?

他们最常行使的公民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权，特别是“说理”的权利。碰到不能接受的事情，先问一个“为什么”，这成了他们最日常的自由言论。他们有“权利”向父母、教师、学校主管人、政府官员问“为什么”，而被问的那一方则有“责任”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父母、老师或别的人也许无法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却不能无视他们，更不能胁迫他们服从。

有人说，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人会问“为什么”，而动物则不会。

幼小的动物只会模仿，但小孩子从牙牙学语时便会不住嘴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人的嘴不只是用来吃饭，还要用来说话；不只是用来发声，还要用来问“为什么”。

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乞援女》（Suppliant Maidens）中表示自由言论的是复合词：eleutheros(自由)和stomos(嘴巴)。幼小的儿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言论，但他们却天生就有自由的嘴巴。他们有时候会问出一些令父母、成人脸红或不好意思回答的“为什么”。大人会说，“小孩子不会懂。”对幼儿来说，这是一个对“为什么”的回答或解释。但孩子越长大，这种“你不会懂”的回答就越令他不满意。

美国学生似乎觉得自由言论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权利。小孩在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之前，就有了自由的嘴巴。人类在形成“言论自由”的概念前，自由地讲话一定已经很久很久。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坚持言论自由，并不是要获得人类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而是要争回人类在某个历史时期被某些人用权力强行夺走的东西。

美国老报人斯通说，“也许(自由言论)这个概念是人类在抵制从他们那里夺走言论自由的企图时或在争取恢复言论自由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若真如此，自由言论便确实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一种“自然正义”。

在美国，父母、老师很注重和孩子“说理”，尤其是先听他们问“为什么”，然后回答他们。

“为什么”不只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平等的、理性的、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在孩子长大后，这种人际关系发展成为以自由讲话、自由交流为基础的平等公民关系。

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经常有学生辩论和演讲，不光是自己讲自己的，还要预先估计对方会怎么问“为什么”，这叫做考虑“反方立场”。学生写作辩论文时也是一样。在美国，老师阅卷时有一条不成文的共识：不考虑“反方立场”的学生作文，不给高于3分（5分制）的评分。

考虑到他人的“为什么”，人在讲话时连语调也会变得谦和有礼。一个人与他人平等对话，自然不会像作指示、作报告那样居高临下。公民平等的意识改变人的说话方式，不仅涉及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且涉及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社会正派。公共言语中的平等和正派是同一回事，都是自由、平等、理性地用自己的嘴巴说话。当然，必定也都要让别人能这么说话。

如果孩子们从小被允许自由地说话，能够比较容易学会注意自己说的话是否会对他人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一次，我和朋友在闲谈中说到“脸色泛红”(blush)一词的用法。我朋友说，不知道在非洲的黑人语言中是不是也有相应说法。如果在肤色上看不出红，这个词就可能不会存在。我孩子当时还在上初中，他在一旁听到我们的谈话，很严肃地对我们说:“It's not funny(这很无聊)。”

言论自由并不等于一个人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说话者要注意听话者的感受，不给他人造成伤害。违反了这个前提，言论自由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变成对他人造成歧视和污辱的言论。

在美国，这样的言论被称作“仇恨言论”(hate speech)。学生们在学校常常会就哪些具体的话应该被看成“仇恨言论”(不只是“粗话”)进行讨论。例如，faggy这个词是不少中学生的口头禅，意思是“差劲”。但由于这个词与fag(男同性恋者)有直接关系，所以被不少人视为是歧视性倾向不同者的仇恨语言。中学生不太懂事，有时还是把这个词挂在嘴上，但大学生中间就几乎不再听得到这个词了，这和大学生更了解什么是自由言论的公共含义应当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