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那本小小的《沉疴遍地》（新星出版社，2012年）是为年轻读者写的，但上了年纪的读者读了也许可能会更有体会。朱特说，一直有那些觉得自己在政治信念上一无所有的美国80后、90后学生们在向他抱怨：“‘你们当然容易啦’：你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们相信某种理念，你们能够变革。”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区分的意义。他们对朱特所青睐的社会民主主义所知甚少，也不感兴趣。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信念，这些年轻人成为朱特关心并想要开导的“迷惘的一代”。
这样一本为美国年轻读者写的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读者和阅读的语境都与原来的不同，含义自然会有变化。例如，朱特说，今天年轻人缺乏政治信念，而比他们年长的则以前曾有过信念（在中国也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在我听来有点像是挖苦。
我们这些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懂事的一代，确实是有过某些可以称作为“政治信念”的东西，但那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念，是别人灌输到我们头脑里来的。这样的信念不仅不能使我们心明眼亮，反而曾使我们比迷惘的一代更加迷惘。
在我们政治信念最为明确、深信不疑的年代里，我们相信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的信念是有了，但“草”和“苗”这两类植物的区别在哪里，却令我们陷入了无解的迷惘。
后来，又有了一种新的信念：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为什么要抓老鼠？要抓的老鼠又是什么？是让一部分人先不择手段地发财的那种“富起来”吗？“富”就是我们所要的那个“幸福”吗？要发财的信念是有了，但为什么发财，发财到底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却又使我们陷入了新的迷惘。
《沉疴遍地》让中国读者看到，原来在许多人眼里很富的美国，“富”不但不等于就是幸福，而且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富”的分配不均是一种让整个社会都不能幸福的不公正和非正义。朱特在过去30年间的美国生活方式中看到了某种令他在生命快要结束时忧心不已的“根本性的谬误”（2008年他写作此书时，就已患上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他写道，“三十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
一个社会里虽然有富人和很富的人，但却充满了不公平，非正义和“不善”，朱特将此视为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他说：“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提出问题的方式，朱特生前便是以这样的知识分子著称的。在“公知”在中国已经被糟蹋成一种污名的今天，能否想象有其他的社会人物来提出这样的“根本政治问题”呢？
提出“根本的政治问题”的人，朱特称他们为“异见者”，他们“不同意、回绝和异议的行为，尽管……会非常讨厌，但却恰恰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生命线。我们需要能够把反对主流意见当作美德的人”。美国有这样的异见者，中国也有，但处境要困难得多。
异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帮助而非破坏。保守的维稳希望拥有永久的共识，总是把异见看成是仇敌。然而，拥有永久共识的国家，不会长期作为那样的国家存在下去，民主国家是如此，不民主的国家更是如此。比起异见来，认同要容易得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人来提出异议。朱特说，“认同是很有诱惑力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同意每个人、不同意见被妥协的传统磨平时，社区生活就容易得多。没有这些，或许这些被破坏了的社会或社区都不会顺利运行。但是，认同是有代价的。从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或者只在规定的和程式化的范围之内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的、封闭的意见或思想圈，失去了它有活力地、有想象力地回应新挑战的能力。”
在不同的国家里，提出异议的方式和内容是不同的，但也可能提出一些相似的问题。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吸引他们的可能首先就是《沉疴遍地》中那些对于中、美两国看上去有相似意义的问题。朱特提问题的方式是激情式的（他不是一位学究式的“专家”），很容易获得这些读者的共鸣，例如，他提到了城市发展与自然的“利益计算”，他说，“自我毁灭的金融算计支配着各行各业。我们毁灭了乡村的美丽，因为自然那无法增值的华美没有经济价值。我们有可能关掉太阳和星星，因为太阳和星星不会支付股息。”他又说，“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断了民主的血脉。”这些都能引起中国读者来自他们自己语境的共鸣。
然而，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提出的远不只是这一类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才是他政治思考的真正核心。他认为，美国年轻人政治迷惘，信念困惑，正是因为他们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缺乏认识，所有难以作出正确选择，难以形成自已应有的独立政治立场。这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欠缺，而且更是一种公民教育的不足。
朱特“给困惑者指南”，特别介绍的是许多美国年轻人只是似乎熟悉的“自由主义”和他们大多人所不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像奥巴马和其他许多民主党人，其实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就有了许多相似的政见，如累进税制、穷人的社会福利、强调社会的信任与合作。难怪不少初到美国的中国人觉得美国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上要比中国更社会主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朱特因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把“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之恶，这种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手搭救”。他认为，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不仅仅是如何收拾残局，而且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国家的首要任务不只是国防、公共秩序、防止流行病、防止公众不满，而且是保障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朱特希望看到国家能更积极主动、更全面有力地干预调控所谓的“自由市场”。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赞成它对好社会的设想，认为“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在美国，朱特的这种主张是一种相当“非主流”的观点。
朱特主张在社会生活中为国家和公共部门分派了一个更大的角色，这会引起中国读者对官僚制度和特权无限膨胀的担忧。政治学家彼得•考林斯指出，政府的介入和管制固然可能节制资本家的贪婪，但是“公务员”们的贪婪比资本家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听命于政治主子的公务员们比起不为持股人着想的经理们也许更加自私，更加贪婪”，把主持社会公正的重任交付给这样的人，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天真和愚蠢的。当然，朱特的主张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至于别的国家的读者会怎么看，他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很难推行，朱特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对美国现状的批判只设定了一个低调的目标，那就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必将不无裨益”。他承认，“20世纪进程中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很多最好的东西——亦即我们被催促着以效率和‘小政府’名义加以摧毁的一切，在实践中正好和欧洲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呼应”。也正因为如此，他为自己设立的批判目标不是改革而是思考，“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做；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谈论它”。
许多中国读者一定会觉得，朱特为社会批判所设定的是一个他们既难以理解也不能满意的目标，他们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弊病，尤其是由制度造成的权力失衡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正，首先想到和要求的很自然的就是体制改革。在他们看来，问题恰恰不是如何谈论它，而是如何去做。他们能有这样的看法，比起我们那一代人，已经不那么迷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