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出于对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增加的担忧，把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顶级的AAA级下调至AA+级。这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历史上首次遭“降级”。在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后，白宫迅速作出反应，称标准普尔犯了严重错误。在这之前，标准普尔事先通报白宫的时候，白宫指责标准普尔结算的数据与实际情况有“数以万亿美元”出入。标准普尔修正了数据误差，但仍然坚持降级的决定，并声明：“美国国会和政府最近达成的财政巩固方案，不足以达到我们所认为稳固美国政府中期债务状况所需要的程度”。更重要的是，鉴于美国国会两党就财政政策有深刻分歧，标准普尔“对国会和政府是否有能力把它们本周达成的协议变成更广范围的财政巩固方案、尽快稳定债务形势”感到悲观。8月6日，美国许多报纸指出，标准普尔担忧的并不仅仅是数据，而是美国政党的“党性”太强，相互之间严重对立冲突，没有协商诚意。

在辩论国家预算和国债上限时，共和（含茶党）、民主两党在国会中各自坚守“党性”，不愿妥协，久久僵持不下。这样的党派“原则”和“路线”之争，在民众眼里，是把党的利益放置在公众和国家利益之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邮报》7月28-31日的一项民意调查，1001位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有72%对各政党在这一决策过程中的表现表示不满。与此相比，持中立立场的为11%，持肯定态度的仅为2%。对共和党、民主党和茶党的厌恶感有所增加的民众分别达到42%、30%和37%，增加好感的比例分别为11%、13%和11%，其余的维持不变（分别为44%、53%和45%）。

美国的政党常被看作在起一种“补充宪法”的作用，它们以既平衡又维护宪法原则的方式，授予权力，又限制权力。这种权力是用来为全体选民办事的，不是用来对付对方，拖对方后腿的。因此，一位总统候选人虽然代表某党，但若要赢得总统之职，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迎合更加广泛、更加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这叫做超越党性。里根是一个以善于两党合作著称的总统，他在一些重要任命上常常会走中间路线，而无视共和党的右翼。

政党的“补充宪法”作用是温和、理性的，而坚持党性，绝不妥协，则是激进或极端的。美国人对民选政治代表的态度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把议员们看成是直接选民的代理者，应该为直接选民谋利益，争取政策的优惠；另一方面又认为，议员们进入的是一个更大的决策机构，有责任从整体公共利益的委托人（trustees）立场提出独立见解，代表整个国民共同体。

民代的这两种职能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大多数的民代都会至少照顾直接选民的利益，而同时也会对什么有益于他的政党和国家有独立的思考。至于具体偏重哪一种职能行为，则往往与他们参与协商的政策的性质有关，而预算或其他与钱财有关的问题是最具分裂性的。标准普尔担忧的是，如果没有政治人物的睿见、胸怀和担当精神，单靠美国的政治制度，解决不了不同政党之间分裂深，合作少的问题。

早在18世纪，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指出，议会不应该成为不同政党在局部利益上相互讨价还价的场所。他说，来自各地域的代表应当与他们的直接选民保持密切的接触，但是，“国会不是敌对利益的民众大使们的聚会场所。国会议员不能像代理或说客一般，各自坚持一己的小群体利益。国会是国家的政治议会机构，国会只有一个利益，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在国会中，起指导作用的应该是以总体理性为基础的总体之好。”美国目前的政党政治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总体理性”，看来，一直到今天，美国还在学习民主政治中最艰难的一课，那就是如何克服和排除只受党性支配的政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