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

——2005年12月3日在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3 次 更新时间:2006-06-16 01: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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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讨论儒学和儒商的问题。最近我听到很多提倡儒学、国学言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我想,假如不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四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难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充分的历史知识,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虽然自知所知无多,还是感到有责任说几句话。

  我今天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学?

  儒商应该如何界定?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儒家或儒学。

  古代的字典《说文》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1934年胡适撰写的《说儒》提出好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具体说来,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亡国后为周所用,提高了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孔子本身就是古代中国有卓越贡献的大儒,在古代世界中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整理了古代文献——五经。他对儒学的内容则有两大贡献:“(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由此可见,儒家是不断变动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是,并不是所有儒者,都能真正传承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生前就有“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的告诫。孔子不幸言中,古往今来,固然不乏足为楷模的“君子儒”,而欺世盗名牟利、言行不一,乃至“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小人儒”、假道学更是屡见不鲜。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但熔铸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汉民族,影响所及,还推动了东亚文明的发展。不过,它的内容非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陈,而且从来没有统一的儒学。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20世纪的好些著名的学者,往往把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并且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概括。

  “天人合一”这是最为流行的定义。有人说它的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把它说成是可以挽救西方文化阙失的灵丹妙药。可是,从古至今,中国并没有保住美好的环境。不但今日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黄河流域原来森林茂密,现在举目皆是黄土,黄河流的是沙浆。西汉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力倡“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他的本意是天人感应。首先肯定尊卑贵贱皆由天定,要服服帖帖,不能违反。其次则说天灾或变异是天的谴责,要人主赶快回归儒家的仁义道德。其中并没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时贤看到西方流行环保了,牵强附会,把新的思想强加给他,这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忌:“添字解经”。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当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但是,这些不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本质的东西,也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东西。古希腊哲人就说过:“人的生活,无不需要和谐与节律”。 我国伦理学的元老,现年92岁的周辅成教授四十多年前便撰文指出:经过梭伦改革后的雅典,社会生活就是力求以中庸与和谐为中心的。 1996年在维也纳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标准》的宣言也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规则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 我们拒绝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自大。

  我比较赞赏的定义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纲大家知道,六纪是什么呢?我们说话里有句话“六亲不认”,跟你关系的亲疏不一样,有几个亲等。《白虎通》规定:“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中国文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按照亲疏不同,决定是非乃至刑罚。这在中国传统的法典,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毫无例外。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过:“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 儒学已经具化在历代律例中,具化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中。换句话说,它已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

  我们说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是最经典的定义。陈寅恪先生说的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当然不是全部。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医药、丰富的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古代的建筑,如此等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是不是必然衰亡?

  儒学是宗法式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与自然经济交相为用,成为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支配性的学术。但是列强入侵以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情况变化了,这样的地位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于是,我们面对好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传统还要不要?在西方流行的理论叫做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你不保持传统,你就没有办法实现现代化。这些论者认为,中国或者东方很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现代化过程那么坎坷,就是反对传统,否定传统,所以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回过头来,你看两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的爱国志士,几乎无不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但知识阶层的多数却是拒绝学习西方的。是传统压倒了改革的呼声,才使中国沉沦。这不是矛盾吗?问题的困惑来自哪里?来自没有分清文化的具体层面。

  文化应该分为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了,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假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的。这个传统的衰亡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文化的另一方面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这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提倡多元文化,指的是非制度性的文化。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小传统主要是那些民俗。在非制度领域,它的正常状态应该是自由发展、自然更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度扩大,各国的非制度文化必然争奇斗艳,高度繁荣。

  总之,必须认清这个要点,讲文化,你是讲制度文化还是非制度文化?假如讲制度文化,就要跟中国传统告别。讲非制度文化,这属于私人选择的范围,他人和公权力是不应干预的。比如安身立命的理念,我喜欢道家,他信仰佛家,你喜欢儒家,有人则喜欢基督教文化,为什么不行?有人既过西方情人节,又过传统的元宵节,有何不可?只有在文化革命那样反常的情况下,才会干预这个领域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是:时至21世纪,怎样才是真正的儒商?

  弄清楚以上情况,才能对怎样才是21世纪的儒商有明确的界定。

  不同时代的儒商应该有不同的风范。儒是儒雅,是有文化教养,不固陋、卑鄙。儒商,就是有文化教养,努力吸纳全世界优秀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在前现代的中国,眼界狭窄,懂得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称为儒商。在现代中国,一头扎进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儒商。

  要达到这个标准,看来简单,实际不容易。看看中国大陆提倡儒学的一些人的状况,你就知道了。大陆当前提倡儒学的人们,可说是良莠不齐。其中一些人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对国家的前途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第二,公开反对民主、自由。第三,没有教养,非常粗野,连起码的文明礼貌都不懂。在台湾和美国一些提倡儒学的中国学者,从牟宗三到杜维明先生,他们都力求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民主、自由、法治结合起来;而且他们大都有历代儒者之风,具有深厚的学养和优雅的风度,即使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会尊敬他们。大陆的一些儒学提倡者与他们有很大差距,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倒退。这是不是文革遗毒还在自觉不自觉起作用?文革败坏了几代人,要拨乱反正,绝非易事。应该同这些返祖现象划清界限。

  21世纪的儒商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有几点是不能遗忘的。

  第一.以最宽广的胸怀,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

  今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固守传统只能把中国推向歪路。应该有空前的大气魄,把古今中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以传统文化来说,我们不应比19世纪的儒生还不如,不能光知道孔孟,诸子百家都要有所涉猎,特别应该读读管仲、司马迁、王充。与此同时,从苏格拉底、洛克到20世纪的波普尔、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巨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作为商人,更应该知道西方的经济学,学习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之道,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今年是废除科举百周年。中国现代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干扰:一是广州国民政府开始的党化教育。二是腐朽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反扑。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我们有责任再一次大声说:为了中国的未来,“救救孩子!”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连数学也比别人落后……我们特别缺乏自由和权利保障。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前一段时间,当杨振宁教授提出来《易经》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很多人出来反对,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他讲的完全是大实话。这个不是他首先发现的。四百年前,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到北京这条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杂记》,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多人攻击这个论点说,谁讲话不讲逻辑。有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讲话当然有逻辑,但是中国没有逻辑学。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们没有文法学,我们使用文字的时候知道这样写,但没有语法理论。这完全是事实。到明清以后,我们科举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年轻人学什么?他学七门课程:1,文法学。2,修辞学,包括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四年。然后学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等专门课程。利玛窦那时候还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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