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东北改革开放创新应精准发力

——访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2 次 更新时间:2016-03-16 11: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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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是引领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我省的改革发展稳定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意见精神,围绕新一轮全面振兴中的国企改革、对外开放和创新驱动等关键环节问题,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

   东北改革应瞄准“国企攻坚” 

   辽宁日报:您曾概括,东北振兴再出发,一靠改革,二靠开放,三靠发展创新,这些都是治病的良方。其中,您提出东北的症结问题是国企问题,能不能具体展开一下?不是也有观点认为国企是优势,应继续做大吗?

   常修泽:东北改革应该瞄准“国企攻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东北国企的比重过高。我去年8月份在沈阳作了一场报告,说国有企业比重过高,有朋友问我说,上级指示国有企业要做大,是不是认为东北国有企业的比重还不够大呢?我说这样的理解可能有偏差。我认为,不能从比重而应从质量角度理解问题。东北国有企业的比重已经够大了。

   东北的国有资产占整个工业总资产的比重有多大?我初步了解了东北各个省及整个汇总的数据。2013年,国有资产占本省工业总资产的比重,大体上黑龙江是64.69%,吉林是54.09%,辽宁是45.8%。但是我要指出,现在普遍用的这三个数是个地方(窄口径,不包括央企资产)的数据。这只是省属国有企业的资产占工业总资产的比重,不是全社会国有资产的比重。因为在东北地区还有很多属于央企的国有企业。所以,现在这个数据是地方政府所投资的那些国有企业的资产比重,未包括中央企业在东北的国有资产数据,是低估的。当然,东北三省也都能找到比较像样的民营企业。退一步说,即使是按照这个数据,国有企业比重也过大。为什么?全国非金融业的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非金融业全部企业资产的比重是30%左右。因此,可以说东北国有经济的比重过大。

   至于亏损企业这个地方更不应该提“做大”这件事,因为提这个问题会让人产生误解。这些企业,按照经济学的一般逻辑,就应该兼并、重组、改组,不能任其发展。但涉及到兼并、重组、改组,会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根据我的理解,流失有两种:一种是显性的流失,被腐败分子挖走,化公为私。还有一种是隐性的流失,这样的企业叫作亏损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一部分可以称之为“僵尸企业”。不能笼统地讲做大,对那些“僵尸企业”不但不能做大,反而应该率先淘汰。因此,我提出“做优、去劣、提升中间”。

   辽宁日报:“做优、去劣、提升中间”?这个说法包含几层意思?

   常修泽:我把众多的东北国有企业分成三类,按照经营状况来分。第一类是优质企业,应做大、做强、做优。你优,就让你更优,这样做得越大,对我们国家越有好处。第二类是劣质企业,应当去除劣质企业,妥善处理“僵尸企业”。为什么说要妥善处理?因为涉及到工人,一定要妥善处理,先挖渠后放水。工人得不到妥善处理,就先别处理这个企业,必须先把人安置好,这是教训。但是,不能不处理这些“僵尸企业”。它们是东北经济的“毒瘤”,已经并继续吞噬着大量的宝贵资源。这些企业做什么大啊?所以,一定要具体分析应做大哪些,不做大哪些。第三类是中间型企业。好的做优,劣的去除,中间的要提升。

   东北国企改革的“牛鼻子”就是混合所有制,要紧紧扭住。我们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国有和民营都要包容。要实行两个“再平衡”,第一个是国有、民营再平衡,第二个是国富、民富再平衡。

   我在2015年8月出版的新书 《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中讲过,下一步中国结构转型的大思路,要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人的自由发展。我们前些年的发展,GDP增长的势头比较好,国家的财富在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在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低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所以,应当实现第二个再平衡,就是国富、民富再平衡。考虑到东北民富有差距,这一点,在东北尤其重要。

    东北开放应有新的战略举措

   辽宁日报:从开放来看,东北是前沿,这无疑是一个优势,也符合开放发展的理念。那么如何进一步推进开放?

   常修泽:一个是积极推进广义的“一带一路”战略,注意,我这里谈的是广义的“一带一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研究“一带一路”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把“一带一路”解释为“西向”战略。我认为,从广义上说,“一带一路”战略思想需要涉及东西南北四大方向。很幸运的是,前段时间我在吉林省安图县的一个小镇上看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大唐王朝与渤海国通商的历史渊源,也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历史标记。当年大唐定都在长安,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渤海国,即今天的黑龙江、吉林地区以及俄罗斯库页岛(历史上属于我国领土)。纵观古今,丝绸之路虽然多是向西延伸发展,但也有往东边开拓。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我认为,从西安至中亚地区只是丝绸之路核心发展区域,从广义上看还有外围区,一经广泛性思维的延伸拓展,东北自然就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了。

   辽宁日报:辽宁是装备制造业大省,对利用这种优势推进开放,您有什么建议?

   常修泽:对外推广装备制造业,应该是推进开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国现阶段的“走出去”战略,主要是依靠推广高铁技术、核电站以及其他制造业装备,在下一步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交流中,应主要推广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东北在这方面会大有作为。

   此外,搞自由贸易区,这涉及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研究,我想这对我国研究改革开放很有借鉴意义。实际上,假如在中国进行关于TPP的谈判,我们将面临五大挑战:一是按照TPP规则,国民待遇,政府对民营企业,也必须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二是政府必须保持中立化;三是要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四是要保护环境资源;五是要注意维护员工的利益。

   东北发展应实行“创新双驱动”战略

   辽宁日报:说到创新,东北在这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您认为主要原因在哪儿?

   常修泽:东北病症在哪里?有体制、结构、发展方式综合的原因。因为我个人是研究经济学的,所以我把它聚焦在经济上,对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作出分析。但其他方面比如文化原因,我感到东北某些文化氛围,不太适合企业家的成长,比如人很豪爽、热情,但是商业契约精神似乎不太够。这一点东北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跟深层次的文化积淀有关。

   “东北经济困难,不是依靠上多少基建项目或者说资金扶持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这是我的观点。要走出“投资驱动型”,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误区。投资驱动型是相对于消费主导来讲的,政府主导型是相对于市场主导型来讲的。东北恰好是政府主导型的,这些年的措施,说白了有些就是“官本位”的惯性运作。

   有人问我,您的《人本型结构论》里“人本”二字针对什么?我说,第一针对“物本”,不能搞GDP挂帅,延续物本主义。第二,更深层次的是针对官本的。“人本,不仅仅是指物本,而且指向更深层次的官本”。官本是什么?在经济领域是政府主导型,政府越界越得太多了,我不是说政府没有作用。

   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回答未来我们需要哪些新理念,其中有一条理念我写得比较冷静,“市决政用”,就是市场决定,政府发挥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写下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是很有突破性的。

   但是,突破以后怎么办呢?比如,企业的现代治理结构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是四个作用一起提,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这实际上是“包容性”的,其实还应该包括职工工会的作用。将来是不是考虑把党组织的成员放在董事会里,如果没有交集的话,一个“决策”和一个“核心”,那不是在企业里面生生出现一个新的二元结构了吗?所以说这个要研究,这些都要落在实处,不然的话理论是对的,但是包容以后彼此之间有博弈。

   辽宁日报:既然靠投资驱动增长作用有限且不可持续,甚至会固化过去的旧结构,那么应到哪里寻求新动力?

   常修泽:关于东北地区的区域发展,我斟酌后提出“创新双驱动”战略,这是针对目前的“单驱动”而言的。单驱动是指仅仅驱动经济发展,说因为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下滑趋势,因此我们要靠创新驱动保持其增长趋势等。

   双驱动是指除了驱动经济的发展,还要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这与之前命题的不同点在于,此主张旨在驱动每一个人自身的发展。鉴于东北创新型人才比较稀缺,尤其需要千千万万个类似东软集团创业者之类的创新型人物,从全国乃至全世界看,这样的人物不少,像国外的乔布斯,国内的马云、马化腾等,可以将他们视为样板。把每一个渴望创新的人都按照一代新人的思想模式加以塑造。这样的领军人物有怎样的精神特质?我想他们身上至少有以下三大闪光点值得借鉴:第一,他们是集技术专家、经营管理者、艺术素养于一身的人,可以说他们的能力全面。第二,他们不满足于现状,无视传统束缚,喜欢推陈出新,追求新奇的思想。第三,他们将类似等级、头衔等,或是一些人们普遍追求的世俗性的东西视为框框,企图冲破这些条条框框,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一代新人是今后创新发展的新生力量。

   从现在东北的创新态势看,迫切需要社会花心思培养这样一批创新型的人才。我们应超越物本,不只局限于技术创新,或者GDP产量,更多的是要探讨如何通过创新驱动一代新人。我想这应是国家也是东北创新的落脚点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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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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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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