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后汉书-三国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2 次 更新时间:2016-02-26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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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做“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因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到下边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这两书,后人把来同《史记》、《汉书》合称“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别受人看重的就是这四部。我没有查过“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时人才提出,可是我们可想见,汉有前汉、后汉,既有所谓“两汉”,读了《汉书》,自会读到《后汉书》,因此班孟坚的前《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就常成为我们同时并读的书,这就成前后汉,或称“两汉书”,因此就有人把《史记》和两《汉书》并在一块称“三史”,这是历代正史里开头的三部,这也很自然。但照成书年代讲,则《后汉书》在后,《三国志》在前泻《三国志》的陈寿是晋代人,而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刘宋时代人。此两书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如董卓、袁绍这许多人,《三国志》里有,《后汉书》里也有。因此读《后汉书》的人定会去读《三国志》。又且《三国志》里的蜀汉,国号也叫“汉”,是汉的宗室,有人认为要到蜀汉亡了才算汉代全体亡了,所以读两《汉书》的人自会再去读《三国志》,恐是因于这些理由。读历史的,读了《史记》、《汉书》,就会再去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至于《晋书》,要到唐代人才写定下来,并且从汉到晋中间自然有个分别,告一段落了。或许正为这些理由,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读了四史以后,或许没有精力读全史,于是喜欢治唐代的读新旧《唐书》,喜欢治宋代的读《宋史》,喜欢治明代的读<明史》,不一定要从《史》、《汉》以下一起读,这是一点。又有第二点,无论读哪一代的史,总该先懂正史那一个大体例,这就定要先通了《史记》。《汉书》,才能来读下边的。而读《史》《汉》的定会继续陈范两史,这已如上所说,因此从来学历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读《史》。《汉》,或先读四史。不像现在,一切没有了个基本。所以诸位学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汉》,或四史,最好《史》、《汉》一起先读,读了《史记》不读《汉书》还不够,《汉书》才是断代史的第一种,但读《汉书》不读《史记》也不够,因许多大体例都由《史记》定下。至于今所要讲的《后汉书》与《三国志》,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特殊可讲的。因他们都超不出《史》、《汉》这个大范围、大体例。照此一点讲,《史记》、《汉书》是创造的、特出的,而《后汉书》、《三国志》则只是摹仿、因袭的。固然《后汉书》、《三国志》里也有对《史记》、《汉书》变动的地方,如《史记》、《汉书》里只有讲经学的《儒林传》,而没有讲文学的《文苑传》,到范晔《后汉书》就有,这不是前面阙了,乃是历史演变,古代还没有专门所谓文章之士这一行,在《汉书•艺文志》里只有《辞赋家》,而《汉书》亦没有《文苑传》。如此之类,尚待我们讲了大的,小的自会看。所以我们只说《后汉书》、《三国志》是因袭,只《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一个新体例,但《后汉书》、《三国志》两书也有一个特别共同之点,应该在此提出来一讲。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无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几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试再讲到《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已在宋代,在范晔《后汉书》以前,写《后汉书》的就有七家。及范晔《后汉书》出来,这七家的《后汉书》都不传了。学术上大体还是有一个公平,可见范书是有价值的。只因范晔是犯了罪死在监狱里,他的书没有写完,因此只有纪、传,而无志。我们不能说范晔不想写志,只是来不及写,已经下狱了。范晔下狱而死,他的书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来其书独行,即据此点,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许并没有他的好。唐初章贤太子为《后汉书》作注,在注里就有许多零碎历史事情为范书所没有。这虽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是也补进了很多历史故事。清代有一个经学大师惠栋(定宇),写了一部《后汉书集注》,他所补进的材料比章贤太子注还多了很多。清人还曾把七家《后汉书》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实际上这七家《后汉书》在惠定宇《集注》里也都有,不过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里。

根据上述,可见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读法要和读《史记》、《汉书》不同。《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要补进班因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但《后汉书》、《三国志》,很多材料,在这两部正史以外,为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也可见陈范两人的剪裁所在,但当时的历史,要之不尽纳人此两部正史内。因此《后汉书》章贤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补进很多,但裴注也还有缺漏,此所缺漏,现在我们却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见写史之难。如讲书法足称“钟、王”,王羲之是东晋人,钟繇是三国时魏人,陈寿有《钟繇传》,裴松之当然也注了,但钟繇在后代最大流传的是他的书法,而他之精于书法,陈志里没有,裴注里也没有,这只能说他们两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应该。又如管宁、华歆两人年轻时同学,在院里锄地扒出一黄金,管宁连看也没有看,华欲则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门外有大官贵人过,听到车马之声,官宁没有理会,华歆就到门外去望了一望。等华歆回来,管宁就同他割席而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陈志钟华在一篇传内,华歆亦做了魏国大臣,管宁则始终没有在魏国做过官。后人推尊管宁为三国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见在《世说新语•德行篇》,也成了一件传诵千古的故事,几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陈志里没有,而裴注里也没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两事。清末王先谦,写了一部《汉书补注》,又写了一部《后汉书集解》。民国初年,卢弼写了一部《三国志集解》。《汉书》有颜师古注,出于唐,但清代研究《汉书》的人多,王先谦集来写《补注》,省人翻检各书。但王氏的《补注》还多靠不住,有些问题《补注》引了此说,没有引彼说,所引也不是全部,删节得还颇有问题。不过大体讲,《汉书补注》还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后汉书集解》就要差一点。至于卢弼,诸位或许不知其人也正为王先谦有了《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而来写一部《三国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进不少材料,如刚才讲钟繇书法,以及管宁华歆同学时故事,他都补进了。卢弼这书,还是花极大工夫。可惜《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近人作补注集解等,而《史记》则没有。有一日本人泷川龟太郎,写了一部《史记会注考证》。此书开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见到几本,中间错误很多,当时在北平图书季刊里写过两篇文章批评他。但目前大陆把此书翻印了。我们自己就没有人能来写一部《史记集解》之类,此事自不易。我们此刻讲史学的多不通经学,此是一难。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难。特别是战国史,太史公之《六国年表》就错得多,清人屡经研讨也无结果。要待我的《先秦诸子系年》始得一定论。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史学界或者有一个或几个人能来成一部《史记集解》,或《补注》,此真不易。诸位且莫看轻从前老一辈人的工作。如王先谦一部《汉书补注》,一部《后汉书集解》,对我们用处大。我们骂前人不懂历史,但他们至少已方便了我们。此间艺文印书馆所印二十五史,除上边几部外,此下还收有《晋书》斠注等好多种,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但他们的书究竟是放在那里,供我们阅看,但我们总不问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不理会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一个大毛病。

现在我们再讲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的本身。刚才讲的主要是讲这一时代的史料,而这两书的本身则似无可多讲,因他们都是沿袭《史记》、《汉书》而来。《史记》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汉书》有一篇《叙传》,范晔《后汉书》就没有,只有一篇《狱中与甥侄书》,他没有儿子,这书是给他外甥侄儿的,书中写到他写《后汉书》的事。他说:“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他指出当时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项。一是“情急于藻”,写文总得有个内在情感,然而当时写文章的都要用力辞藻,遂使这个内在情感反而为词藻所迫,不平稳,不宽舒,这恐是“情急于藻”之义。一是“韵移其意”,文章必有个作意,而为韵所限,便“移其意”,失却了原来应有之位置。又一是“事尽于形”,文中事情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谓尽,实则是不尽。“义牵其旨”的“义”字,该同“旨”字略相近,不当把自己写文章的大旨反为要该如何写文章之义所牵,而陷于不正确。这是当时流行骈体文之通病。其实即此四句,也见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写文章要情志,情志寄托故当以意为主。能以意为主,才能“以文传意”。可见他所谓“义牵其旨”这个“义”字是讲的文义,不该把文义来牵动文旨。我们若懂得文以传意,“则其词不流”,文章不会泛滥,然后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词藻,“金石”是声调,此为文第二义,而非第一义。可见范蔚宗深悉当时人的文病。但看他这封书,向后不能比韩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马迁、班固,可是他已能在当时骈体文的重重困缚中要求摆脱。他的《后汉书》,文章写得也非常好。我今举此一例,想借以告诉诸位,将来若轮到诸位来写历史足有一番困难使诸位无法写,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闻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言。若我们要来写一部历史,如《中华民国史》之类,单就文体论,便有大问题。我想诸位如要写史,最先便该重读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来试写,不致的呢么啦,不成一篇史体文。范蔚宗父亲范宁,治《谷梁春秋》,是一个极有名的大经学家。范蔚宗学问有家传,他能看不起当时一般作家与文风,平心而论,《后汉书》也确不失为一部极好的史书。

讲到《三国志》,有一问题很复杂。那时已是断代为史,汉代完了,晋代没有起,陈寿自己是三国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晋朝做官。照历史传统,是由魏到晋,陈寿不能不由晋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国志》,只魏帝称本纪,蜀吴诸主均称“传”,此层便有关后来史家所争的正统问题。陈寿尊魏,颇为后世所非。但他书称《三国志》,不正名曰《魏书》,不与《汉书》、《后汉》、《晋书》同例,既名“三国”,则是并列的,可见陈寿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国志》里又有一问题,应该提出。此刻大家都说魏、蜀、吴三国,其实依当时历史讲,不应称“蜀”,应称“汉”。汉昭烈帝不能称蜀昭烈帝。当时蜀国人自称“汉”,不称“蜀”。此问题,诸位骤听似很无聊。但我们在今天也恰恰碰到这问题。其时吴蜀联盟,吴国人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见当时的吴国人也称四川是“汉”,不称是蜀。而陈寿《三国志》把这个“汉”字改成了“蜀”字,由写历史人来改历史,那真是要不得。汉昭烈帝决不能称“蜀昭烈帝”。诸葛亮《出师表》上的:“汉贼不两立”,也明明自称是汉,哪能改作蜀贼不两立?可见这一问题,也不仅是一历史问题,在我们当前,同样有此问题,在所必争。而且也不仅我们,在现时其他国家中,同样有此问题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说我们历史上所争的正统问题是不该再提了,认为此只是一种陈腐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才知道此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即是现实问题,不可不争。但我们也要为陈寿着想,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之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而从吴国人讲,通称蜀是汉。到今天,我们讲历史到三国,开头就说魏、蜀。吴。那就是跟着陈寿讲,但当时历史上没有蜀国,我们不得已而称之,至少应称“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能单称之日“蜀”。这问题在前有人讲过,特别是黄震(东发)的《黄氏日钞》里,提出这问题。我以前读《黄氏日钞》,对此大为佩服。但此刻翻查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它钞了东发《日钞》,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孙,乃知提出此问题的还不是从黄东发开始。所以我要告诉诸位,在我们前代老辈人之工力,我们实不该把来看轻抹杀。

我又想劝诸位,做学问不能只为写论文,也该学前人作笔记,笔记用处有时比论文大。我们尽要拿一个题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论文,可以在杂志上刊载。但从前人考虑得周到,一条条笔记中,不晓容纳多少问题在内,易查易看,对后人贡献大。我们此刻写论文,尽求篇幅庞大,不想后来人哪能看这许多。即如卢弼,近人讲史学不会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杀了。他一辈子成绩专研一部《三国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来讲《三国志》,一查《钟繇传》,又查《华歆传》,又查《黄氏日钞》论蜀汉这番话,他都有了。这些纵不说是《三国志》上的大问题,但也不能说不是问题。前辈人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学问。好了,今天讲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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