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7 次 更新时间:2016-02-26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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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上一堂讲的孔子《春秋》,今天讲《春秋》的三传一《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在今天,我们是讲中国史学名著,但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称之曰“王官学”与“百家言”。可见在西汉末年时,大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他们便把中国古代学术分成为“王官学”与“百家言”之两大别。何谓王官学,因其职掌在政府衙门里。何以谓“百家言”,就因其只在民间私家传述。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可说王官学就是一种贵族学,百家言则是一种平民学。孔子以《诗》,《书》教其弟子,《尚书》掌于政府中的史官,《诗经》掌于乐官,这本都是政府衙门里的学问,所以称之谓“王官之学”。中国那时是封建政体,却和西洋历史上他们中古时期的所谓封建社会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会,上面没有一个共同拥戴的最高机构,因此他们想要来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亦没有能做成。他们乃因蛮族人侵,罗马帝国崩溃,一个统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会之出现。中国古代的封建则是一种政治组织,由一个王室,如西周,来分封鲁、齐、晋、卫诸国出去,上面有一个中央政府,有一个周天子,至少这点显然与西方中古时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组织。所以称为“王官”者,王便是一个统一政府,此之谓“一王”。至于平民私人之学则不相统属,故称之日“百家”。又怎样说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呢?这是说古代衙门里的贵族学流传到社会变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变,第一个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汉书•艺文志》里第一部分叫做《六艺略》,那就是王官之学。第二部《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个平民学者起来,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因《春秋》记载掌于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说《春秋》是王官之学。那么作《春秋》应该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日: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孔子私下采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意义来写《春秋》,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将来有人责备他,就因为他写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份而来做天子王官之事,岂不僭越可责?但若了解他,知道他的,也将在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写这一部《春秋》。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学与百家言的过渡中间。后人推尊这部书,以之和从前周公传下来的王官之学同等看重,乃有所谓五经,《春秋》亦列入其内。于是孔子《春秋》在《汉书•艺文志》里也被认为是王官之学,也在《六艺略》之内,成为五经之一,和周公时代的《诗》,《书》同样都看成经。经书是为人看重的,便有人专来发挥它,于是有传、有记、有说。孔子《春秋》则共有三部传,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现在我且先讲几句题外的话。如《庄子》一书是百家言,固由庄子自己撰写,但庄子的学生与后学,也可写几篇,加几句进去,不加分别,共称《庄子》。今传的《庄子》,也不复是庄子一人著作,尽有其学生乃至后来讲庄子学问的人的文章添进去。《盂子》七篇,不像有别人的添进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几个学生如万章、公孙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书中就可有很多他学生写的文章,也总称为《荀子》。如《墨子》,更见是很多墨学后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称《墨子》。此等体裁,与后人著作不同。我们读古书,对此层不可不知。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言公篇》,便是发明此义。章氏所写《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对古代学术颇多发明,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来讲明古人著作多是集众合成。王官学在一个衙门内,如《西周书》并不是一人所成,《诗经》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个时代所成,平民社会上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认为立言是公事,不像后来看重私家的著作。这些虽是题外话,但在今天该当作是一种很重要的常识,不可不知。前人所创,后人应奉为常识的,举不胜举。如讲古代学术史而不看《汉书•艺文志》,不读《文史通义》,那总是不对。

我先交代了此几句,再来讲孔子《春秋》的三传。因孔子《春秋》成了经,所以可以有传。但一经为何有三传?三传异同又在哪里?宋代叶梦得讲过: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孔子自己说: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春秋》既是一部历史记载,当然有事,《左传》即是传它的事,即是把《春秋》里的事,更详备地传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尚有一番大义,《左传》不讲,而《公羊》,《谷梁》则就是讲这个义,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的‘义”,但公谷又并没有详细讲述《春秋》书中的事。后来朱子又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此与叶说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三传异同的一个大概分别,但古人则并不如此。因古人并无史学经学之分。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入把太史公《史记》附在《六艺略》,《春秋略》之内,可见其时人观念,只有经学,无史学。故宋代人讲的话,并不能代表汉代人的意见。

汉人讲经学,如《尚书》,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讲过。今文列为博士,也就是当时的官学。古文不立博士,则是当时的私家学。实际上只是一部《尚书》,只伏生传下来的列为博土了,而孔安国传下来的则未立博士。此刻讲《春秋》三传,同样有今古文之分。汉武初年《春秋》立为博士,那时就照公羊家一家讲法,所以《公羊春秋》立为博士,即所谓今文学。后来到了汉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欢《谷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开了几次学术会议,把《谷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谷同为今文。其实讲来,此两书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尚书》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汉成帝时,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他要争立其他几部古文书,也立为博士,中间就有孔安国《尚书》,有《左氏春秋》,而这事没有成。所以下到东汉,只有《公羊》,《谷梁》立为博士,而《左传》则仅是一种民间私学,称之曰古文。当时人的争论,便说左氏不传《春秋》,传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认只有公羊谷梁二传。左氏不得认为传,因它并不是传《春秋》的,这是汉代人的讲法,和我刚才所举两个宋代人讲法大不同。宋代人说传事不传义,传义不传事,那即是同传《春秋》而所传不同。此一问题很复杂,诸位可看清末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和《经学史》。在我所著《秦汉史》里,也详述此事。我又有一书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间也讲到此问题。做学问,便该求一个通。不能说我学史学,不问经学,那么古代史学经学不分,只知有经不知有史,不通当时的经学,便不能讲那时,的史学。现在我们讲《春秋》,就要兼讲到三传,而其间有经学问题,不能说我不欢喜经学,把此问题弃置不讲。

孔子自己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话便是说《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学,孔子才把它来变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贵族学传布到民间而开创出后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与平民学的,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到了汉代,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学。罢黜百家,便是罢黜后起的平民学。汉武帝为何听他话如此做?诸位或许会说,当然因为孔子儒家言便于帝王专制,汉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说似乎已成为近代我们的常识,大家都这样讲了,但我要问,此说出在何书?有何根据?如讲王官学百家言,那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又经章学诚《文史通义》详细发挥,我只根据章学诚的话,稍换讲法,说王官学就是贵族学,百家言就是平民学,如今汉武帝要复兴古代的贵族学,罢黜后代的平民学,是否为便于专制,谁能猜测到汉武帝的内心?又是根据何书,何人所说,总要有一个来历。我从年轻时即注意到此,几十年来就没有找到这句话的来源。问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论。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论。据我所想,汉武帝十七岁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宫中老师就是一儒生,他对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听董仲舒说。我对此事的详细看法,在我的《秦汉史》中讲到很多。当然以前的《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也讲到,而《秦汉史》里讲得比较更多些。我的话都是根据《史记》,《汉书》,明白有来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问题也变了,我们学术上的要求也变了,读书人该可抱些新鲜想法,讲些新鲜话。但究竟要有根据,不能废书不看,信口开河。由我推测,或许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于专制,此话乃从日本人那里传过来,但我也没有为此去细找证据。诸位倘使高兴学看日本书,便知在那时有许多话从日本人那里抄来,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至于董仲舒劝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的话,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说得很详细。此《三策》收在《汉书》里,尽可一读,董仲舒劝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劝武帝复古,是要复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当时一般人意见,认为秦不可学,二十几年就亡了,我们该学周,绵延着八百年。董仲舒同时人抱此意见的也不少。因此他们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来罢黜百家专讲五经,但并不说是要便于专制。但究竟周公距离汉代远了,汉代人要讲五经,其实更侧重的是讲孔子、讲《春秋》。他们说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个新王来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时,周之王业已经迹近衰亡。我们又要讲到孟子的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来一个新王。孔子也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若孔子出来行道于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时的西周了,只得要来一个东周。因此说《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记》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兴一王之治,怎么可以不懂《春秋》?汉代人再把这话变了,说孔子为汉制法,现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专制,大家都能讲,汉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为,怎么又说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专制呢?汉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见。我不是要为汉武帝董仲舒辩护,只是要讲历史真相。讲历史则该有根据。大家又骂孔子《春秋》,认为书中都是诛心之论,但又说汉武帝表章六经为要便专制,岂不亦是一种诛心之论吗?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我们该要懂得批评现代人。如我所写《秦汉史》涉及此事的,中间那一句话讲错了,这尽可批评。不要认为近代人便不值批评,只去批评死了的。

汉代人要表章六经,就说孔子《春秋》是为汉制法,帮汉代人定了一个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该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哪里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汉代要他老人家来替它立法呢?但汉代人既都如此讲,因此汉代人表章五经,而其中所特别注重的则应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个学《春秋》的。以后汉代朝廷上逢到大政大事,颇多根据《春秋》来作裁判的。如隽不疑,如萧望之,都是极显著极有味的例。他们碰到困难案子,根据《春秋》来判断,别人也无法反对。若根据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没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则是古代圣人传下大义。汉人不根据王法而来根据《春秋》,这就见王法不能专制。如汉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对,汉武帝却说:《公羊春秋》里就有九世复仇之义,可见孔子也赞成我们要复仇。当知汉代人所谓“通经致用”,派最大用场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经便是孔子《春秋》。讲孔子《春秋》大义的便是《公羊传》。诸位这样一想,就知《公羊传》在当时的重大地位。但我们要问《公羊传》里所讲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们要讲《春秋》,便该一路照《公羊传》讲法?这里就大有问题。诸位且先看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孔我又另有一篇文章讲到此问题的,《孔子与春秋》,此文亦收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里。诸位要读我此文,便该先知道一些经学史,此问题暂置不讲,此刻再来讲《春秋》三传。

汉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还有《谷梁》,究竟两家说法有何异同?这在当时曾成一争论,这里便牵涉到齐学与鲁学之辩。所谓齐学鲁学,汉代第一个讲《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齐国人,第一个讲《谷梁春秋》的鲁申公是鲁国人,所以说《公羊》是齐学,《谷梁》是鲁学。齐学鲁学之异同,此刻暂不讲。总之《公羊》,《谷梁》都是传义不传事。后来大家又逐渐看重了《左传》,刘歆就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这不是说从前没有人见过《左传》。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却说《左传》是刘歆假造。但如太史公作《史记》,他即看见过《左传\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可证明。其实这问题,不需详讲,太史公以前看见《左传》的人还多,战国时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传》。刘歆以后,下到东汉,重视《左传》的更多。一时经学大师如郑众、贾逵,他们都认为《公羊》义短,《左传》义长。到了三国时代,钟繇曾说《左传》为太官家,《公羊传》为卖饼家。贾逵《春秋序》曾说: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个无冕王;我们已经讲过,《春秋》是一王大法,孔子是为汉制法,从前公羊家如此说,现在是治《左传》的也如此说。下到晋代杜预注《左传》,乃把左丘明称为素臣,等于是孔子建立这新王朝中一大臣。下到东晋伪古文《尚书》出现,那时人已不争汉人所谓的今古文分辨,所以唐初人作《五经正义又伪古文《尚书》也在里边。唐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时,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配享先师的只有两人:一是颜渊,一是左丘明,可见《左传》之被重视。循此以下,诸位就可以想到宋代人意见,认为《公羊》传义不传事,《左传》事不传义,一是经学,一是史学,较之汉儒,可说是公平之见了。

下到清代,尤其在晚清道光以后,今文家独盛,从龚定庵一路到康有为,遂拼命来捧何休,何休就是东汉人作《公羊传》注的。其实何休所讲,并不即是董仲舒所讲,其间乃大有区别。但晚清以下大家都讲今文家言,都讲康有为的这一套,说刘歆伪造古学,这只是最近一百年来错讲了的。诸位要知道这事情,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书可以参读。

现在要问:这部《左传》是不是左丘明所作?这里也有问题。因为左丘明应该姓左丘,名明,如太史公说左丘失明乃著《春秋》。这个“明”字是不是他的名,已不详晓,可是他不能名“丘明”,则他的书应称《左丘传》,不该称《左氏传》。今明称《左氏传》,这里便有了问题。《论语》上孔子说过: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此左丘明不像是孔子学生,或许是孔子一位朋友,而今这部《左传》所记事情,直到孔子死后,左丘明似乎不像比孔子更年轻,这里便又有了问题。这就是《左氏》真伪的问题。从前人只说《左氏》不传《春秋》,并不曾说《左传》是一部伪书,但其中实有问题,并已有很多人讨论过,也不是到今天才产生的问题。我的《先秦诸子系年》中,也曾集合了各家讲法来讨论这《左氏》的作者。汉代人讲《左氏》,有一个源流,由什么人传给什么人,再传给什么人,和《公羊》,《谷梁》相似,同有源流。而在《左氏》源流中有个吴起,此人大值得注意,怕这部《左传》,总该与吴起有关。吴起曾把《左传》传给他儿子,如此再传下去。至少我们可信《左传》作者一定看见当时各国的历史,尤其是晋国楚国,此两国事,《左传》里讲得很详细。《公羊》,《谷梁》皆不曾见各国史,所以他们书中所记事情很简单,因他们没有看到很多史料,而《左传》则不同。要论同时看到晋楚两国双方史料的,吴起是一个最适合的人。吴起先在魏后去楚而《左传》里特别对晋三家中之魏总是讲好话。又《左传》里很多讲军事,讲得特别好,吴起是一个懂得军事学的人。《左传》里又有很多预言,直讲到鲁哀公以后去,大体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对,秦孝公以后便不对了,恰恰这年代也和吴起的年代差不远。吴起本是一儒家传统中人,所以这部书虽不能说是吴起一人所写,或许起于吴起以前直到吴起以后,总之这部书与吴起有关。倘使没有关系,后来讲《左传》源流的人不会拉出吴起来。因吴起在后人观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说《左传》可能与吴起有关。

我今插述一故事,胡适之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天,我们两人闲谈,提到这部书。当然胡先生这部书开始便讲老子,而我认为老子还在孔子之后,但此问题且不提。我问此书提出一个主张,即讲思想定要讲到这思想的时代背景,在那一时代背景之下才有这一套思想。我说:老子尚在春秋时代,要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便该根据《左传》,为何却据《诗经肝《诗经》里当然也有历史,可是和老子时代隔远了。此书在(诗经》里举出当时有人是乐天派,有人是悲观派,有人是怀疑派等,我说这不算是时代背景。拿一本《唐诗三百首》,中间也有乐天派悲观派怀疑派,今天我们好几人谈天,便一定也有人是乐天派,有人是悲观派,这不便是老子思想的时代背景。而且任何一个思想都该讲其时代背景。孔子时代和孟子时代又不同,不能只在老子下面放个时代背景,此下便是思想接思想,更没有时代了。胡先生没有回复我第二个问题,却回复了我第一个问题。他说:当然,因你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没有发表,我不敢大胆引用《左传》,因认《左传》是一部伪书,所以避而不谈。我今天特地提出此番话告诉诸位,做学问应做通学,即所谓通人之学。讲哲学也不能不稍晓得历史。不知《左传》真伪,讲那时人思想,也易有误。后来梁任公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有过一段长期讲演,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他是康有为学生,但他讲春秋时代中国政治思想便多根据《左传》,这就比较切实。那时有人翻译了一本瑞典汉学家的著作《左传真伪考》,一时极为流行。但讲《左传》真伪的,如我《先秦诸子系年》中所举许多讲法,一个外国人如何能知道?今天我们该多读中国书才是。好多年前,有一美国学生要研究康有为思想,来和我讨论,我说:你不通中国经学,不知《公羊春秋》,如何讲康有为?

我们此刻是要学历史,讲中国古代,至少该从《左传》读起,这一段两百四十年事记载得详细,为何放弃不读啊?诸位学中国古代史,好像不通龟甲文便觉不好,但龟甲文究只是一些零碎史料,很完整很详细的一部两百四十年的编年史就是《左传》。只就历史眼光来讲,《左传》的价值还应在《春秋》之上,这话近人章太炎讲过。他只要反对康有为,因此他只要讲古文学,甚至说刘歆贤于孔子,这个也有些过分,刘歆怎能比孔子都贤了呢?从前人只推左丘明是素臣,哪能比得素工?但至少《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算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接下来最著名的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和《左传》间缺了不到一百年,也有不少人补过,但都补得不好。若现在再要补,应看我《先秦诸子系年》里新的《六国年表》。我这《先秦诸子系年》,也可说最大贡献在对古代历史上,尤其在从《左传》接上战国史中间这一段。但因我书名叫《先秦诸子系年》,

讲思想史的人嫌我不在那里详细讲思想,讲史学的人说:这是有关诸子的,和我不相干,简直便不看。但我的书不看还可,《左传》总该读。唐代刘知几《史通》,他把古史举出两体:一是《尚书》,一是《左传》。可见此书为中国史学家所重视。下次我想再把《左传》详细多讲一点,因此问题要讲到《春秋》,讲到经学,讲到从汉到清的种种争论。其实读《左传》也不要花很多时间,诸位不能只讲现代史,限得时代太近,便讲不准。如讲一个人,最好定要从他小孩生下进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头讲起,大体应有个来源,若把前面的都忘了,如何讲现在的。现代史当然非讲不可,孔子《春秋》就是孔子那时的现代史,《西周书》就是周公那时的现代史,我们此刻所讲,主要也该是讲我们的现代史啊。我所讲都针对着现代,哪一句不是根据现代而讲?我不是只根据康有为来讲,更不是只根据朱子来讲,或根据董仲舒来讲,乃是根据我们现代来讲,这是一般学术上的现代史。诸位生在现代,不能不懂现代,但要从现代中往上推。当然也不是要诸位多来研究古代史,但古代史总要知道一点,那么此下讲话不致不通。古代到现代,如一条大水流切不断的。至少我要告诉诸位,治学要求通,学史学不能不稍通经学,治近代史不能不稍懂古代史,这也只要大概知道一些便好,我今天且只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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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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