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60 次 更新时间:2016-01-24 09: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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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毛泽东晚年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但聚讼纷纭。版本不一,谈话时间、对象、内容各异。关键在于迄今未能查到原始依据。据已披露的史料及谈话的内容推论,毛泽东晚年很可能作过这样的谈话,时间可能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至28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之间。当然,能否确证,仍待相关档案文献的公开和直接当事人的披露。考证这一问题的解释学意义,在于透过“谈话”,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毛泽东晚年最后时光的心理。历经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起伏之后,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的心理也逐渐陷入孤独和悲凉,最后一轮党内政治斗争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攻势而不再锐利和激烈。

   【关 键 词】毛泽东/两件事/晚年心理

  

   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①。关键在于,迄今为止查不到原始文献和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讨论似乎已经进入“瓶颈”,继续考证是否失去意义?回答不必过于僵硬。其实,正因为缺乏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进一步考证才更具有解释学意义,它不仅可以使问题的讨论一步步聚焦和深入,而且可以引申出更有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来。本文即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努力。

   一、版本及来源

   毛泽东晚年所作“两件事”的谈话,大致有两类版本,可称为简化版和完整版②。

   简化版最早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告诉与会者:“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③这是毛泽东关于“两件事”谈话的第一次正式披露。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谈话,叶剑英没有说明。从“我们”这个复数人称代词看,听到这一谈话的不止叶剑英一位。

   还有两位亲历者也提供了简化版。一位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对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吴旭君反问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吴旭君的回忆比叶剑英的讲话简略,但时间、场合很明确。另一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记得,1973年,在游泳池开中央政治局会,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她在场。④张玉凤所忆最简单,但也说明了场合和大致时间,只是没有说哪一次政治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毛年谱”)记载,1973年毛泽东先后五次召集政治局会议:3月1日、5月25日、7月10日、8月18日、12月12日和15日,地点均在中南海游泳池⑤。5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以为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伟大胜利”⑥。也许可以据此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两件事”的谈话。

   上述三则材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位亲历者的说法,因为都直接听过毛泽东的谈话,可信度较高。三则材料还说明,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两件事”,每一次的具体表述也不完全相同。但引人注意而又有争议的,却不是这三则材料,而是广为流传的下面这段: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⑦

   这段谈话,内容和篇幅都比前述三则材料充实,权且称之为完整版。完整版流传的文本很多,没有一个权威的文本。笔者从民间搜集的就有十几种,多是手写稿,也有油印稿和打印稿。各种文本的文字、标点都不尽相同,但内容、意思基本一致。

   与简化版不同,完整版的来源无从查考。目前的说法,最早是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传出来的。胡绳在一篇文章中说:“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6年时,胡绳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当时因“批邓”运动处境不佳,但由于所在机构的关系,还是能了解一些高层信息的。在他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⑧顺便提及,笔者在帮助于光远整理个人资料时,曾在其笔记本里见过两则“两件事”谈话的抄写稿。于光远当时也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与胡绳共事,是否也在当时与闻此事或得到传抄稿,不得而知。

   有类似记忆的,不只是胡绳。前述注释提到的项观奇,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曲折,后期参与过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项观奇在个人网文中,也确定他在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得到过“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⑨

   无论是胡绳的文章,还是项观奇的回忆,都没有说明传抄稿的来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完整版的流传更广,但很长时间里仍然未见权威依据。最早见诸公开出版物,是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但没有注明出处⑩。2003年1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出版,第一次在此类权威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最令人注意的是注明了来源:“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11)。然而,正是这个注释引起了争议。

   与叶剑英讲话对照,“毛传”中所引不仅篇幅、文字不同,而且情绪、意思相去甚远。叶剑英讲话里,毛泽东是肯定“胜利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而“毛传”所引,毛泽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可能会在“动荡”中移交,还可能发生“血雨腥风”。前者情绪高昂,后者情绪低落;前者表达了自信,后者则对“文化大革命”前景充满忧虑。所谓“参见”,实际是“参”而未见。也许是这一原因,201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有关“两件事”谈话的引述,改成了“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又以注释方式引述传抄稿(文字上与“毛传”略有区别),说明这一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12)。“毛年谱”的处理较之“毛传”严谨了一些,但完整版的来源仍存疑问。

   二、时间和对象

   有关完整版的疑问,不只是原始来源,还有不同文本的时间和谈话对象。就笔者所了解或掌握的文本,有以下几种说法:

   (1)王年一的著作,提供了两个时间,一是1976年1月13日,一是1976年6月1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13)

   (2)胡绳文章,时间是1976年6月13日,但没有提供谈话对象。(14)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传”,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只说“这一年”即1976年;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15)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年谱”,时间是1976年6月;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16)

   (5)于光远笔记,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吴德、汪东兴。(17)

   (6)民间史料之一,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王海容。(18)

   (7)民间史料之二,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吴德、王海容。(19)

   还有一个说法,据李海文的文章,1993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解说词说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6月2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海容。(20)

   综上所述,谈话时间有五种说法,即1976年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谈话对象涉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汪东兴、王海容八人。(21)谈话对象的考证,难度较大。前述八人都有可能听毛泽东谈话。因为华国锋已经否认听过毛泽东这段谈话,可以排除;另外七人中,王、张、江、姚、吴均已作古,生前亦无相关记述;健在的仅有汪东兴和王海容,他们两位是否听过、何时听过这段谈话,只能期待他们自己证实。至于谈话时间,依据相关史料作进一步考证仍有可能。

   五种有关谈话时间的说法,归纳起来是两种,即1976年1月和6月。余汝信、曾鸣的文章质疑6月谈话的可能性,颇有道理;但余、曾推断毛泽东没有作过这段谈话,则值得商榷。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自九一三事件后就急转直下,1976年更是恶化。据张玉凤回忆:1975年后,毛泽东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还能听懂。每当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毛泽东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只好用笔写出所思所想。后来,毛泽东的行动也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22)吃饭、饮水、服药都要张玉凤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每餐只能吃一两勺,而且吞咽不好,常常呛着咳嗽不止。(23)最严重的是,6月初,毛泽东还突发过一次心肌梗塞,经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24)。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透过相关文献资料亦可窥一斑。毛泽东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批阅文件、材料、信函等。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1976年1月至9月,毛泽东所写的批示或批语的文件、信函仅20件(致外国领导人的贺电、唁电这类仪式性文字,显然非他起草,不计在内)。其中1月份6件,2月份7件,3月份2件,4月份5件,5月以后未见批示。最长的批示是对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回信,连同标点符号计86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个字,而且两个字的批示或批语有8件,占批示件数的40%。可见他写字已十分困难。

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比上年锐减。1975年,连同4月份秘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会见外宾共18次,其中前9个月9次。而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仅6次,而且都在前5个月。会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减短:2月23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长100分钟(25);3月17日,会见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时长35分钟(26);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长不详;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长30分钟(27);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长20分钟(28);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长仅10分钟(29)。新华社当时发布的照片,前3次毛泽东都是站着与客人握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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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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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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